王宇洁，林超然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萧红生活在国家动荡、民生凋敝的时期，国家的苦难反映在每一片乡土之上，萧红的创作契合了时代，在她描写的故乡中，足以窥见整个中国经历的磨难。迟子建生活在和平的年代，但当时国家正面临抉择与转变，乡土世界也在时代的裹挟之下艰难地蜕变。因此，迟子建书写的故乡也和当时每一块乡土一样，努力剜除痼疾、对抗生活的磨难，同时保留住乡土的美好。时代背景不同，导致二人看到的苦难不同，表现苦难的方式也不同。
（一）战争年代的恐怖气氛
20世纪国家和民族正值危亡之际，救亡图存成了许多热血青年的目标，萧红在中学时期深受五四启蒙思想的浇灌，也热血激昂地参加学生游行，她对于苦难的展示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启蒙的意味，就是要达到一种启蒙的效果，借此来唤醒民众。除了五四青年的热血和启蒙精神，萧红的苦难书写和她成长经历也有关系，父母的冷漠、爱人的背叛，萧红一直生活在磨难中。
萧红笔下百姓遭受的苦难，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精神上的麻木和愚昧，正如麦场上的老马“主人的鞭子很少落到它的皮骨，有时它过分疲惫而不能支持，行走过分缓慢；
主人打了它，用鞭子，或是用别的什么，但是它并不暴跳，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老马自己在滚压麦穗，勒带在嘴下拖着，它不偷食麦粒，它不走脱了轨，转过一个圈，再转过一个，绳子和皮条有次序的向它光皮的身子摩擦，老动物自己无声的动在那里。”[1]210生存于水深火热中的愚夫愚妇们沉睡在这铁笼里，封建社会中的生存惯性被他们延续下来了，萧红作为率先醒来的先锋，用尖锐、凌厉的笔锋揭示出混沌、麻木的时代，因此，她呈现出来的苦难大多都是恐怖、残酷和血腥的。《生死场》是萧红创作的最具启蒙性的一篇作品，其中对苦难的呈现也是极其血腥和残酷的，“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进家屋。”“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1]261萧红书写乡村的苦难有令人恐怖的氛围，不仅来自于她细致入微的描写，也来自于全知视角的旁观态度，冷漠的目光扫视着一切，也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效果。
在萧红书写的苦难中，时间呈现出凝固的状态，仿佛苦难的日子永远也没有尽头，希望在这里也完全被掩盖了。而在这里生存的人们正像“老动物”一样自己无声地动在那里一样，麻木地熬着庸常的日子。苦难生成了荒芜，不是毫无人烟的荒芜，而是精神贫瘠的荒野乡村。
（二）和平年代的温情氛围
与萧红尖锐、残酷地揭露苦难不同，迟子建书写苦难的笔触是温厚带有钝感的，乡村不再是荒凉、没有尽头的绝望，而是平凡充满希望的。迟子建和萧红相隔半个世纪，已经没有了战火下的饥寒交迫和颠沛流离，温馨的童年使迟子建总是光明、温暖去看待苦难。
迟子建书写的苦难，多数是平常百姓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境。迟子建用温情的笔触冲淡了苦难的伤感，仿佛这些苦难终究会过去的，不是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因此，尽管是死亡也没有那么恐怖了，反而有一种温馨、静好的感觉。《腊月宰猪》中齐大嫂的死亡确实让齐大嘴痛不欲生，但作者街坊四邻的关爱和帮助赶走了了死亡带来的悲伤，“齐大嘴哭哑了嗓子，他拼命跺着脚，显出一副夫妻恩爱难以割舍的样子。不料他在胡乱跺脚时被人扭结着，竟蹬飞了一只鞋子，他光着一只黄赤赤的脚，惹得几个涉世不深的孩子笑起来。”“好心的女人们为齐小放做了新衣裳，还帮齐家拾掇屋子。”[2]73对齐大嘴丧妻的描写透露着迟子建苦难书写的超然，齐大嘴在丧妻之后被一个怀孕的外乡女人骗了，外乡女人仍旧寄来了给齐小放做的衣服和给齐大嘴做的鞋，“这个骗子，还有点良心是不是？[2]83苦难和死亡都是生活，有温情与希望存在，还担心什么呢？
迟子建书写苦难时，少有旁观的冷漠，她能贴近遭受苦难的人们，给苦难的日子照进了一缕阳光，温暖遣散了绝望，日子也有了希望。
萧红描写的苦难是苍茫的，是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充满了空旷、悲辽的孤寂感；
迟子建书写的苦难是一家一户的磨难，是每户人家面对苦难的勇气，这大大减少了悲伤蔓延的空间，又转而增添许多温暖的细节，最后就达到了忧而不伤的氛围。
为大众所相信的，那些被时间抹平的苦难，最后都带上了光辉的色彩，像是在说，从苦难中走出来才能脱胎换骨。然而，我们所要褒奖的并不是苦难，而是不幸遭遇了苦难的人们，赞扬他们走出苦难的勇敢与坚韧。因此，许多作家描写苦难，或突出一个时期的生存环境，或是要突出苦难中的人物。正如，20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书写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摧残的东北土地和人民；
鲁迅描写的深受封建思想荼毒的中国百姓，都具有时代的意义。
（一）冲决旧罗网
苦难书写是许多作家绕不开的话题，萧红和迟子建也不例外。“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1]6，东北恶劣气候造成的苦难，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她们要写的苦难远不止于此，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在萧红和迟子建笔下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萧红的苦难书写更具有发人深省、启蒙民众的意义。萧红生于家境优渥的地主之家，对于农家的生活却并不陌生，见惯了苦难，却没有麻木，这正是五四青年作家可贵的品质。
《呼兰河传》中，萧红以儿童的视角对小团圆媳妇儿前后的变化进行了描写，小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她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1]106然而，经过婆婆几天的“调教”之后，“团圆媳妇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据他家里的人说，夜里睡觉，她忽然坐起来的看了人她会害怕的。她的眼睛里老是充满了眼泪。”[1]115小团圆媳妇的遭遇，在街坊四邻看来都再正常不过，正如团圆媳妇的婆婆所说的“哪家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1]116在萧红的笔下，小团圆媳妇遭受的苦难，是婆婆和一众邻居的麻木和愚昧造成的，归根到底是封建思想造成的，追根溯源之中就有了揭露封建蒙昧和启蒙百姓的时代意义了。
（二）乡村的挽歌
萧红和迟子建都写到了白山黑水之间百姓的生存苦难，迟子建笔下的苦难更多是生活中人们平凡却又充满希望的生活图景，大大小小的苦难不仅展现了人生的坎坷，也将乡村面临的现代化困境呈现在眼前。迟子建笔下的生活苦难是人们面对时代急剧变化的无所适从，是市场经济给乡村世界带来的冲击，金钱利益对人的诱惑。
《月白色的路障》王张庄处于时代裹挟之中，金钱的诱惑让人逐渐迷失了方向，“王张庄是个靠路发财的村庄”[2]84乡村教师王雪琪圣洁的背后是用肉体诱惑当作路障来谋取金钱的肮脏，这种困境是人性面对诱惑异化，当张基础发现这圣洁背后的肮脏，他选择亲手摧毁这肮脏，来挽留乡土最后的宁静与美丽。《草地上的云朵》也将乡村发展的困境摆在眼前，描写了城市政府官员带着孩子来乡村吃喝办事儿，乡村人们想要申请低保还需要在地上装疯卖傻吃虫子；
又用乡村小孩丑妞的机灵、有趣来对比城市小孩儿天水、青杨的“干净”；
最后丑妞的意外死亡和草地上惊现的白鹤都暗喻了乡村美好的消逝。
萧红结合自身的经历，描写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封建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女性的生殖苦难等；
迟子建面临的是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多元、复杂的社会坏境，描写的苦难是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变化和乡村何去何从的困境。她们表现苦难的差异，正是“萧红的批判正体现了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对现代性的巨大渴望，而迟子建的回归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对现代性的一种焦虑”[3]85。
（一）萧红笔下女性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难
萧红带着女性的细腻、敏感，残酷地揭露出女性在封建男权下承受的苦难。萧红的许多作品都让人窥见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男权和帝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带给中国女性的双重苦难，正如鲁迅给《生死场》所做的序一样“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1]197，这句话是对于当时东北人民生存现状的概括，萧红更加着重书写了当时女性遭遇的苦难。
首先，萧红对父权压迫下女性精神苦难的描写。
萧红童年时，父亲在母亲去世不久就另娶新人，农家生活中男女地位的高度偏差，封建婚姻制度下无爱的结合，反映在萧红的创作中是男女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和女性所处的卑贱的精神地位。封建男权对女性的精神主宰和压制是女性苦难的源头，萧红以现代文明启蒙的视角来书写当时乡村女性所遭受的精神苦难，描绘了一幅乡村女性的苦难图。
《生死场》中写到了许多女性的悲惨遭遇，其中多次写到男女婚姻当中，女性卑下的地位，二里半丢了羊骂骂咧咧，麻面婆以为丈夫骂她，二里半不耐烦地说“唉呀！羊丢啦！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1]201，麻面婆不自觉的畏惧丈夫，女性在精神上遭受男性压制后不自觉的畏惧，麻面婆只有在生产时才能够将心中对丈夫的愤恨发泄出来，这时丈夫不会计较这些。成业的婶婶在丈夫福发面前战战兢兢，“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男人叫把酒杯拿过去，女人听了这话，听了命令一般把杯子拿给他。”[1]213婚姻关系掩盖住了女性奴仆的地位，女性对男人言听计从，封建男权对女性的精神控制已经根深蒂固，萧红写到金枝和成业的结合，没有丝毫恋爱的甜蜜，金枝和成业结婚之后，成业也像别的男人那样对妻子吆五喝六的了，“天黑了呀！你洗衣服，懒老婆，白天你做什么来？”金枝也从嫁人之前面对母亲的胆战心惊到面对丈夫的战战兢兢了，“她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1]246
萧红书写的女性精神的苦难，表现为夫妻关系中，妻子在丈夫面前毫无尊严的卑微，丈夫一句句“懒老婆”，就将妻子打压得低下了头颅，可见女性精神苦难是由来已久的。《呼兰河传》中写到，娘娘庙中的娘娘是低眉顺眼的面容，可见娘娘也怕老爷打，男人打女人，丈夫打妻子是祖宗传下来的‘传统’。萧红以现代性的眼光，辛辣嘲讽的笔调揭示出了女性被驯化的罪恶源泉，被奉若真理的封建思想造成了女性精神上的苦难，进而从精神苦难发展到肉体苦难和人生的悲剧。
其次，萧红刻画了女性肉体被摧残的苦难。
许多学者、评论家都看到了萧红作品中独特的生殖苦难书写，这和萧红身为女性独特的生殖体验有密切的关系，她惨痛的生殖体验，以及屡屡受挫的感情，也让她觉得为人母、为男人生儿育女是一件痛苦、悲伤的事情。因此，萧红在创作中多次写到的女性生殖的场景，几乎都是血腥的、恐怖的。
《生死场》中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专门写女性遭受的生殖苦难，五姑姑的姐姐难产时的血腥场面“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用人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1]246麻面婆生产时痛苦的嚎叫“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肚子割开吧！”[1]248《王阿嫂之死》写王阿嫂生产时骇人的场景，“王阿嫂自己已经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4]残忍地刻画了王阿嫂生产时的恐怖和惊悚，萧红笔下的女性生产，正常生产或是难产，都是痛苦的，像动物一样毫无尊严地生殖，女性的身体被还原到原始动物的状态，是萧红对生产的绝望思考。
除了生殖的苦难书写，萧红关注到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在当时遭受的肉体的侮辱，《生死场》中日本人弄走的大姑娘小媳妇，金枝进入城市后被男人侮辱的经历，《王阿嫂之死》中小环亲生母亲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之后气愤而死，女性一直以来的弱势地位，女性身体被迫被物化的苦难，体现了当时萧红现代性的眼光以及对国家现代化文明的迫切渴望。
（二）迟子建塑造的坚韧女性
迟子建笔下女性的生活也是充满苦难的，失去了丈夫独自生活的孤独与苦难，但她们不是男权社会下的盲目生存的女性，她们坦然、坚韧地应对着生活带来的苦难，带有希望生活着。迟子建看待这个世界是包容、温柔的，“‘万物有灵’的诗性思维使作家更浪漫地看待生与死的转换。”[3]86同样，在看待女性生产方面，迟子建也是带着“万物有灵”的思维，因此，生产的画面不仅没有萧红笔下的血腥，反而是带有诞育新生命的温暖与光辉。
首先，迟子建笔下的女性带有生育的光辉。
迟子建笔下女性生产的场面不是血淋淋的惊恐，而是萦绕着新生命诞生的喜悦和女性生育的光辉。因为在迟子建的笔下女性孕育的生命是感情的结晶。而不是萧红笔下生殖繁衍的任务。《盲人报摊》里盲人夫妇得知孕有新生命的喜悦与忐忑，为迎接视力健全的新生命一起努力着；
《逝川》中更是直接描写了女性生育的场景，吉喜为孕妇接生充满了瓜熟蒂落的喜悦“那颗猩红的果实终于从母体垂落下来，那生动的啼哭声就像果实的甜香气一样四处弥漫。”“产妇嚎叫了一声,一个嗓门异常嘹亮的孩子腾地冲出母腹，是个可爱的男婴！”[2]52
女性孕育生命的痛苦被新生命诞生的喜悦所代替，产妇生育时的嚎叫也体现了母亲的伟大，生产不再只是女性的苦难，而是女性母性光辉的闪耀。
其次，迟子建书写了女性坚韧的精神状态。
迟子建书写的女性，没有依附于男性的奴性，磨难和困境都不能阻挡不息的生命，相比于萧红书写女性对于苦难和庸常的麻木，迟子建笔下的女性更能敏感地感受生活中的欢喜与痛苦，更具有生命力，面对苦难的时候也更加坚韧。
迟子建笔下的女性除了也要承受生育的磨难，也要面对生活中的坎坷和磨难，《鱼骨》中旗旗大婶被丈夫误会不能生育，遭到抛弃后带着抱养的旗旗过着生活，《罗索河瘟疫》中接生婆对两个孩子沉重的爱，《逝川》里因为太过能干而没有男人敢娶的一人终老的吉喜，尽管她们生活不尽如人意，她们还是带着活力去生活，感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旗旗大婶和旗旗与别的村民一样，欣喜地准备捕鱼，最后抛弃她的丈夫回来认错，她向男人提了一个浪漫的要求，给旗旗捕一条大鱼；
接生婆发现领条因为别利而死时，也能为小儿子将利刃插进大儿子的心脏，最后典当家具、敲开冰封的河，投河自尽了；
吉喜虽然没有嫁给胡会，但是吉喜在给胡会儿媳妇接生的过程中，给村妇们接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
苦难书写是许多作家的创作母题，萧红和迟子建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苦难、书写苦难，萧红带着启蒙的视角尖锐地展示了东北乡村的荒野，迟子建忧而不伤的笔触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她们的苦难书写和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时代赋予了她们不同的叙事对象[5]106，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不同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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