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选明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提要：
信念建构直接提供心理归属、情感共鸣、意义汲取、责任认领、价值评判和行为导向的基本框架。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其内部基本图式可概括为主体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通过一整套个人主义原理的理论担保和现实设置，自我理解的主体性原则在现代性中全面贯彻。各种各样的知识嬗变为以各种主义命名的信任系统，客观对象化的世界嬗变为自我理解而来的一整套信念体系并由自我来认定其合理性和意义感。由此，现代性图景内隐困境最终沉淀为一种自我居中的核心结构与基础信念，进而使人们对时空、世界和人生的基本信条发生重大转变，强有力地重塑了现代人的基本信念结构。数字化与全媒体融入现代性，信念建构再次发生纠结疑虑与任性多变、盲从轻信与固执偏见、精致利己与复杂物化、情感焦虑与公信不足等并存的自我化嬗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必须规训自我居中和自我化的现代性信念机制。
整体看来，发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借助于西洋文明的掠夺式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工业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激荡互推，城市化、科层化与世俗化融会联动，个体理性、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耦合变换，既构成了现代化的发展领域与具体进程，又造就了现代生活形态与生活图景。但在这种所谓的动人生活图景中，积淀着一种自反[1]4-71的现代性怪圈。
在这种现代性怪圈中，尤为显眼的是：自我理解[2]3-8成为现代性之理性根基，但认同问题却普遍出现[3]55；
个人权利和自由获得空前膨胀，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现代性怪圈中的此类问题，在根基上都与其中内蕴的信念结构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其历史性成就展现了自身特性，但仍身处这种现代性占据主导的历史情境中，必须对这些怪圈深层的信念建构机制进行洞察反省。
“现代化”发端于欧洲社会，有关“现代化”的理论虽层出不穷，但主要是西方关于现代化的言说。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现代化的内容依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虽有不同的界定，但通常认为，现代化是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有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文化上的世俗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社会生活的城市化等，其核心是“解放人性”。同时，西方学者也构建了一些现代化指标体系，其考量重心从社会的外在物化发展转向人的内在精神意识，这些精神意识涵盖了现代人的认知、情感、意志、责任和人际关系等。
要进一步深入把握现代化，就得涉及现代性。一般认为，1863年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最早使用了“现代性”一词。而“现代性”的理论纷争就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经常纠缠混用[4]，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与内隐性。
概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性特征，也牵涉到诸多学科领域。当今颇有影响的现代性理论主要有：(1)哈贝马斯立足于哲学视域，将现代性解析为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现代性旨在用新的模式与标准来取代欧洲中世纪以来已经分崩离析的标准与模式，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原则，现代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问题[2]1-26。进一步，现代性中“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根源与保证在于现代人的“理性”而非中世纪的神意。因此，“人的理性”成为真理与价值之源，成为现代人与现代性安身立命之地。(2)吉登斯侧重于社会学角度，把现代性界定为以“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主要标识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包括世界观(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化与市场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国家与民主)在内的整套结构体系，由此导致社会在制度体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产生了两个突出的结果：一是对社会而言，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二是对个人而言，确立了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西方式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5]108-109。(3)福柯更偏重于文化视野，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批判精神。在福柯看来，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
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
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6]，福柯进一步把这种态度或精神气质阐释为一种时代的批判品格。
从上述三种典型的现代性界定，不仅可以管窥现代性的多义性与复杂性，而且可以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基本关系有一种总体把握——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某种特征与属性及其精神性结晶。人对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7]，所以从精神性维度来考察，不难发现这种现代性内部的基本图式：以主体自我(自我理解自我确证)为中轴，以个人主义(主要指向世俗生活，处理与他人乃至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和理性主义(主要指向整个世界，用技术物性掌控认知对象)为两翼。
(一)个体的出场与独立
传统社会中个体被嵌入各种有序关系的整体结构中，在一系列“与”所表述的整体性关系中，如与亲属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社群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乃至与世界或宇宙的整体关系，个体的“我”常常被共同的“我们”所取代。“我”是一种“连通多元”的，具有流动性、多重性的“人格”类型，其基本“人格”要素由身体、灵魂、名字、祖先、结拜、神灵、部族血统等构成，而且每一种要素既相对独立性又可以互相复合。在个体与整体不能分开想象或分开程度很低的情况下，个体自身直接体验到过去与现在的“同一性”。
在与整体世界(宇宙)秩序的嵌入型联系中，个体领悟自身的恰当位置并汲取价值和意义。此时，在个体的信念中，个体与共同体横向的共时性关联(如亲属、同部落的人、同一信仰团体的人、同龄人等)与纵向的历史性关联(如祖先、民族英雄、部落首领)都强化了，也使个体有时无法把握自己活动与他人活动的区别：活人感受到了祖先的气息，生死被构想为相互轮回或转世承续，时代重复连续，时间循环往复，时空直接相联。因此，个体不仅直接对自己负责，而且直接对同一部族的人和祖先负责。同时，个体在任何行动中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主体，而是有其亲属、族人、祖先、灵魂、英雄、诸神等共同而积极地参与。与同部落和祖先的联系有多么紧密，本人“自我”的结构也就有多么不定型。因此，个体的生命体验不是时间上的一维流逝，而是在氏族、部落、公社等共同体内的往复循环。循环的主体也就不是个体，而是部族这样的共同体[8]。
历史发展中，在分工作用下，社会关系不断独立，社会功能不断分化，个体不再属于单一的部族或公社，而是同时属于不同的群体，于是个体也就必须以“社会关系人”的眼光看待自己，从而“自我”意识得以加强。特别是在现代化与现代性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业革命的世界景观、市场化的经济生活、普遍而精细的社会分工，从制度上尊重并开发个人欲望；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又从文化上推崇并启发个体理性。这些力量结合起来，不仅迅速促成了个人观念的发展壮大，而且提供了一种吉登斯所言的“时空脱域机制”，促使个人成为现代社会中的独立个体。
(二)从个人到个人主义原理
黑格尔指出：“主体的特殊性求获自我满足的这种法，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9]哈耶克也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10]在这一意义上，个人是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单位和最现实的物质承担者。
现代化(性)持续进行，“个人”不仅被解放出来成为最现实的物质承担者，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个人主义”的观念(信念)体系。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叠加锤炼，个人不再是封建领主和宗教体系的附属物，个人可以直接同上帝发生联系，个人可以自主地缔结契约。换言之，个人从传统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的共同体中发展为甚至可以与共同体抗衡的真实力量，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或关于个人主义的基本教条如个人自由、个人理性、个人权利、个人尊严等不断提炼而趋于定型，这也意味着人的主体自由不仅在事实上也在价值观念上从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人类与自然、个人与共同体、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应观念也发生了巨大乃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总体上，西方现代化之时代意识的核心要义就是个人主义原理。无论英法经验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其出发点均在于自由个人原则[11]。而人之自由，不是由于生命存在而自带的天然权利，而是由于理性存在而拥有的自由意志。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启动了主体的内心革命；
宗教改革把宗教信仰变成了一种反思，神的世界变成了人所设定的东西；
启蒙运动构建了以主体权利、理性、自由为根基的社会整体(合法性)图景；
法国大革命则第一次展现了人按照理性原则重建自己生活、决定自己命运的决心，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成为对经济个人理性主义的经典譬喻，经济个人主义不仅成为一种新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成为一种专家(主要是经济学家)信念[12]，进一步演化为一种形而上的个人理性主义方法论，给出经济发展保证下的幸福生活承诺，并以之为基本信条来解释社会现象或重构社会秩序。
(三)个人主义原理中的主体自我
显然，独立个体为表、自主理性为里的个人主义原理，内蕴着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这种主体性原则还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并普遍化地表现在科学、艺术、道德、宗生活教和政治生活中[2]21-23。尤其在康德哲学中，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自己立法，绝对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一种“通过思辨”的自我关联结构——主体反思自问并把自己当作客体——成为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最高法官，所有提出有效性要求的东西都要在绝对自我意识的理性面前为自己辩解，因为批判理性确立了客观知识、道德认识和审美评价。哈贝马斯指出，主体性的内涵主要有：(1)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
(2)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
(3)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4)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2]20-21。到这里，不难看出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及其有效运行有赖于自我理解这一兼通“知”与“行”的关键枢纽。
及此，现代(性)个人主义原理就聚焦在个人主体的自我理解上；
进一步，世界嬗变为自我理解或认定而来的一整套信念体系。因为从现代(性)个人主义原理来看，至少有：(1)所有关于社会的思考应当从个人开始，个人先于社会，社会应当为个人之间的互惠而存在；
(2)预先存在着理性自由的个人，个人是权利的承担者和权力的始基，政治的合法性与基本价值是满足个人间日常生活安全、秩序、互利、自由的需要，而不是与超验秩序的关联；
(3)社会应当平等地确保每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
(4)从而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完全胜任的类主体——人的理性能够有目的地塑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如此一来，现代性面向未来，但规范的源头却在主体性内部；
个体理性的自我设定、自我理解、自我实现取代了命运(意识)，每件事的本质意义与其说是被主体所知道或预见，还不如说是由自我的信念来认定。由此，已经客观对象化的世界，还要经过主体在内心深处的信念认定而成为自我建构的一整套信念体系，经过主体自我理解的重新排序，才能是“合理的”“可信的”“确定的”和“有意义的”。但问题是，有限度的主体理性面对变动不居的现代性，主体自我的这种理性循环与自我证明，似乎又对什么都“确定”不了。这构成了现代性内蕴的根本困境。
思想家曾以各自特有的思想方式，试图把握或超越现代性的内隐性困境。韦伯的“理性铁笼”、藤尼斯的“机械团结”[13]、托克维尔的“温和的专制”[14]、马尔库塞的“单向度”、吉登斯的“自反性现代化”等，都对现代性内部蕴含的这种困境及其异化后果表达了时代关切。泰勒更是将其提炼为三个隐忧，即个人主义下意义丧失与道德褪色、工具理性主导下目的晦暗和自由的丧失[3]31。马克思用物性化解析了这种现代性内隐困境对人的异化，他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5]580。于是，现代性内隐的困境，以现代性怪圈的方式释放出来：
第一，总体性安全与生存性焦虑的交织。现代性一方面造就了广泛的总体性安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普遍的生存性焦虑。主体理性的外放和客观化结晶为大工业机器的物质性力量，自然的世界变为主体理性能够认知、驾驭、改造的对象化客体世界。在“规律”面前确定的对象世界，随着技术创新不断扩展着人的价值需求。资本主导的竞争性生产与分工，在促成世界范围内更大联合的同时也为这种工具理性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持久的内在动力。现代政治国家的民主监督体系，督导信息流向并控制暴力工具。货币为典型代表的象征性标志系统和专家知识系统，向人们传递着源源不断的信任与安全。所有这些结合起来，构筑了自我对物的可靠性感受，建构了现代生活的种种美好承诺，由此生成了现代性中广泛的总体性安全(感)。然而，现代性的自我与自反、个体理性的猜忌与背叛、集体理性的盲区与困惑以及货币作为价值通约与普遍信任的杰出代表，使经济风险乃至整个生活中的风险分散化为一种社会承担机制，但并没有从根源上消除风险，风险事实上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伴随着资本的运行而平静悄然地积聚，导致这种“一切都在可掌控之中”的诸多承诺和自我认定在现实的生活场域中频频破灭。承诺作为信任(关系)的内核，其消解与破裂带来的就是信任的对立面——普遍的生存性焦虑。
第二，自我权利自由与共同体意识的对抗。现代性中，广泛的总体性安全难掩普遍的生存性焦虑。生存性焦虑中，自我理性更加倾向于把生活理解为“风险”和“危险”，更加趋向于强化对权利自由的需要。由此，现代性显露出它的另一个困境：一方面是主体享有空前的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是共同体意识的萎缩。自我理解下，共同体基本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行为取向、生活方式等不同程度出现了相对主义，貌似多元化的动人图景中，形式化的特立独行与个性显露折射出来的是人生意义的迷茫、情感链接的单调、道德规范的失序、价值标准的混乱。这种情形下，自我理性很难“理解”到共同体的“命运”，这一理性的盲区反过来强化了理性执着于物性化的消费循环和货币化的价值通约。“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16]这就从内部根基上日常而温柔地消解着现代性中日益紧要却又无人问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的数字化生存和大数据算计以一种压缩时空的方式加速了这一怪圈的生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怪圈中，标准而通约的价值很容易在消费中消解，人生意义就需要主体自我不断搜寻和持续构建，否则就容易落入虚无主义的漩涡。
第三，自我理解与认同问题的纠缠。在人生意义的自我搜寻和持续构建中，一方面自我理解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内在根基，另一方面是认同问题的普遍化。现代性中，个体自主的人生新图景耦合变幻，内隐的自我化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与现代专制主义交互催化并悄然扩张，使原有的相对稳定的存在链与意义图式常常淹没在流动变幻的现代性新图景中而无法担保乃至趋于消解，导致似乎每一个与“我”相关的话题如性别、职业、文化、制度等都可以与认同相互链接而成为认同问题。由此，进一步产生现代性的种种自反——真理与自由、民主与专制、资本与人性、物质满足于心灵秩序等，工业文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等，均可成为自我理性重点质疑的认同性问题。
第四，知道与相信的背离。现代性生活场景中，认同问题虽然表现得五光十色，但基本内核是信念建构[17]。这一信念建构中，主体自我与认同对象之间的“意义关联”是认同作为信念得以生成的焦点所在。换言之，现代性中认同问题的普遍发生，实质上是意义关联的矛盾、动摇或断裂。这种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5]34-35。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原理中，这种“冷静的眼光”集中在个体私人理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如前文所述，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原则下，一方面，专家理性用认知对象世界获得的知识(普遍真理)建造了以各种主义命名的信任系统；
另一方面，个体理性也会通过学习等认知活动自己建构个体化的知识(个体认知)体系。这两大类“知识体系”，都可以供个体理性去“相信”。如果仅“知道”两大体系，而不能从中汲取自我认定的意义关联，那就无法实现“相信”，导致“知道”与“相信”的背离。当前，现代性走入数字化状态，主体自我“知道”的东西更加广博繁杂，稳定恒久的“相信”却不易建立。显然，自我认定的意义关联中也隐藏着选择性相信及其可能带来的冲突。
现代性的内隐困境，特别是“知道”与“相信”的背离，再次把解析问题的焦点抛向了“自我”。“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的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18]正如泰勒指出，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已经是常识，个体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具有不可置疑的优先性，这是现代道德秩序观念的重要特征[19]。现代性中的自我主张“成为自己”，强调以忠实于自我的方式来生活，企图以自我为中心来建构一个新的阐释系统，试图将一切现象重新纳入一个自我理解的解释系统。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现代性在精神维度上塑造出越来越多的自我实现，但在技术图景中，主体的认知行为、价值追求、审美趣味等却呈现为标准化与通用性，浅层形式化的个性特立独行掩盖不了深层意义中差异性的日渐式微。进一步，由于缺乏与普遍性相互激荡相互否定的差异性，现代化之普遍性(常常采取宏大叙事)造就的意义也就难免沉沦于虚无的漩涡。
尽管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理解阐释各有所重，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发展过程就是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和“现代民族”等是现代社会主要的辨识维度。如果把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并适当地嵌进现代化(性)前后，以欧美社会为典型样本的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就会共同突显出现代性与“自我”互构互推的这样几个关键性议题：
第一，自我理解成为现代性的哲学根基。个体自我被凸显，个体理性被释放。无论是韦伯的“理性”、吉登斯的“自我实现”、哈贝马斯的“自我理解或自我确证”，还是福柯的“思想方式”与“批判精神”，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自我”。关于现代性的各种哲学体系，无论是基于自我理性的自由秩序建构，还是基于自我意识的新解释机制，其根基都在于个人主义原理下自我理性的主体性建构。
第二，自我认同被置于现代性之合法论证的根基。进一步讲，上述社会转型与个人“理性”的解放或释放(如自我实现、个人自由、个人德性、个体行为等)使得个体“理性”成为现代真理体系与价值源泉，同时强烈要求个体理性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认”能力，使现代人的理性成为真理与价值的担保。这样一来，其中蕴含着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即“自我同一性”或“自我认同”的建立。
第三，自我的情感治理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节点。“主体理性”的释放与“自我认同”问题相互交织，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矛盾、冲突与公共危机潜在的增长。由此，个体“理性”不仅要具备“担保”真理与价值的能力，而且要肩负“担保”一个现代社会的“社会精神气质”之重任，更大范围的社会理解势在必行，现代社会情感联结与现代社会情感治理问题不断彰显。表面看来，个人、社会、世界之间的关联宽松自由、简单便捷了，实际上更加复杂多样。传统的联结方式不一定统统消亡，其中不少以新形式获得了重生；
社会关联中有被动的确认与吸纳，有主动的建构与归属，有秩序与失序，有激进与保守，有恐慌与向往，有合作与孤立，有喧嚣与孤独，有希望与失望，精致的谎言常常披上科学的外衣，情感的宣泄往往淹没理性的表达。如此等等的纷扰喧闹中，个体“自我实现”的生活更需社会公序良俗的保障。这种情形似乎令现代社会与个人陷入了循环悖谬中，但更大范围的社会理解确实势在必行。如此一来，其中也就蕴含着社会信念的建构问题(社会理解与社会归属)、国家信念建构的问题(国家理解与国家认同)。如果说人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情感与理性，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同情”下的情感联结与情感治理或许是化解自我理性自我实现中各种盲从与偏见的关键选项。
历史地看，上述三个关键议题，渐次显现于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技术创造、专业分工和制度设置的现代性实践中，最终沉淀为自我居中的现代性基础信念。毫无疑问，面对价值担保问题和意义汲取问题，现代性又把目光投向了自我。主体自我反过来又成为现代性中价值观念的内在担保，自我居中成为现代性中意义汲取的基本景观和核心结构，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人面对整个世界的根本信念。
第一，自我居中作为信念体系的核心结构，为现代人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框架。现代性生发流变的过程中，人类的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自我建构等趋于极致，也生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意义暗示——自我创造的技术装置是支撑文明存续的根据。一方面，技术装置使人生存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变①，人以主体的姿态自主而合理地运用这一工具理性，使自然(世界)不断地合乎人的目的，使世界的客体意义不断地被发现或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更加要求确定性、清晰性、精准性；
人的理性为世界万物排序，进而获得更为高深的精确性，以便把世界更有效地对象化或创造世界，由此形成一个主体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出现一种“心灵发生论世界观”②。于是，上文所述的现代性内部图式中那个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主体自我，从哲学家的知识建构和范畴演绎转化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沉淀而来的基本信条，形成自我居中的基础信念。尽管这一基础信念常常潜伏在自我意识的深处而不易外显，但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强有力地塑造了现代人认知世界、理解社会、面对他者、把握自己并从中获得人生意义的基本框架或视域结构。
第二，自我居中的核心信念结构，在现代人生的活图景中显现为自我任性。从生活样式看，现代性的数字化信息化演变，还在持续不断地塑造着现代人新的生活图景。这些新图景主要包括：工业技术图景(主要由分工变动而产生)，民族种族图景(主要由人口流动而产生)，资本金融图景(主要由货币流动而产生)，信息媒体图景(主要由媒体融通而产生)，普遍交往图景(主要由网络生活而形成)，意识形态图景(主要由西方价值观扩张而形成)等。这些新图景在现实中有各种不同的耦合叠加，进而凝聚出四个显著的生活事实：(1)知识的获得空前便宜；
(2)信息的获取空前便捷；
(3)交往的实现空前便利；
(4)比较的发生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现代生活图景和显著日常事实中，不同的个体面对同样的对象(包括客体自我)，可能出现接纳与拒斥、同情与漠视、安全与危险、正义与不公、平等与歧视、友善与虚伪、充实与空虚等截然相反的意义体验。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空面对同样的对象，也会出现上述意义汲取的反转无常。无论如何，这种无常的意义汲取，尽管有现代性的复杂多变在内，但至少展现出自我居中的“任性”。
总之，自我居中作为核心结构与基础信念，形成了现代人面对世界汲取意义的基本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海德格尔所言的主观性统治的现代性，同时从主体内在的信念机制上解释或揭示了前文所述的现代性悖谬与困境。整体上，现代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领域在具体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有机互动。这些复杂的互动过程，不仅会影响各种各样的国家与社会，而且会产生真切实在的情感联动与意义体验，积淀为人内心的认知结构与信念结构，进而架构其思想方式与行为模式。
那么，何为信念？关于信念的理解仍然在专家的深度界定和大众的习以为常中而无定论。或许，信念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信念”。综合前人之见，在一般意义上，本文把信念理解为：主体基于一定的认知图景和认知维度，在内心创造或构想并确定下来的事物之间的稳定关联结构，是承诺、认定、确证、信任、信心、信赖、信仰等相信行为产生的相信内容，是心理归属、责任认领、价值评判和义务践行等的基本框架。某种信念长期存续，就成为一种习惯即信念定式，在新信念的生成中信念定式具有双重作用——吸纳或拒斥。进一步，可把信念建构理解为：由主体(我)的认定、确证等相信行为而在内心产生的“自我”与“对象”关联的一组复合信念，是“自我-对象”相关联的理解确认信念、意义归属信念和责任义务信念的统一。为便于直观理解，如果用S(subject或self)代表主体(人)，B(believe)代表主体的相信行为，O(object)代表相信行为指向的对象，“→”表示蕴含并生成信念的过程，S′-O′表示观念中“自我”与“对象”的关联，Bf(belief)表示由相信行为产生的信念，那么信念的基本形成过程可简要表达为——B(S-O)→Bf(S′-O′ )。“-”中包含了认知、理解、意义、归属、责任、义务等维度[17]。
因此，以自我居中作为核心结构所搭建的基本信念框架来透视，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原理可以说是一整套由自我(个人)理性担保的知识型信念体系，它取代了传统社会中那种整体宇宙观担保的超验型信念体系。现代个人主义原理构筑的理性知识型信念，对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范式、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重构。简言之，人们的信念世界发生了某种整体结构性变革。
其一，基本的时空信念发生重构，一方面是时空的“虚化”(empty)[5]15-17，另一方面是时空信念从循环性结构转换为线性一维结构。如吉登斯所述，现代性中，传统那种与具体地域空间紧密联系的、富有生活意义的、不精准不通用的时间信念，演变为时钟测定的、精准统一的、脱离具体生活场域的通用的虚化时间。时间观念的虚化进一步催化了空间观念的虚化。前现代社会中，空间总是与地点一致，并由人的具体在场的地域性活动来支配而填充。现代性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地图使空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点和地区，空间远离了面对面的互动情势而逐渐变得模糊不定，场所(空间)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中隐藏的远距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支配着“在场的”命运。时空关系被理性担保的“进步”“发展”等整合为“过去-现在-未来”式的线性秩序中。由此，时间信念上，传统的循环结构被现代的线性一维结构所取代，空间的具体意义被“发展”所抽离，以便更大范围能为理性“合理的”重组。特别是在货币化生存的现代性境遇中，物理的、社会的、历史的时空都可以被货币物化转换，“过去-现在-未来”所标识的时空都可以被货币度量兑换。由此，信念建构中，不是客观的(S-O)发生变化，而是“自我-对象”相关联的理解确认模式即Bf(S′-O′ )发生重构。
其二，外部世界也从“神意世界”变为“自然世界”，进而演化为“客体(自然)世界”。现代化发展、现代性积淀的一个重要而基础性的事实是工业化，由工业革命伴生而来的宏大叙事模式——一整套形式自洽的逻辑公理、普遍有效的普世原则、标准量化的价值体系——来重新叙述、反思、归纳、整理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进步与发展”，进步是人力所为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被牢牢确立。对世界的基本信念，从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神话信念结构)到西方中世纪的圣经故事(上帝信念结构)，到工业革命—资本逻辑下的技术机器叙事(认知理性信念结构)，(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在理性觉醒和个体独立中铺就了现代性的信念地基。传统的超越性价值信念体系被自我理性担保的科学知识信念所取代，韦伯将这一超验秩序担保的基本信念体系的解体概括为“世界的祛魅”。可见，信念建构中，“世界观”(O′)的改变导致了“自我-世界”的意义关联结构(S′-O′ )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自我(个人)已经从原有的世界游离出来而平视世界，自我与世界的主要结构由从属结构变为主客结构。
其三，人把“相信”的对象由外在超越聚集到自我的创造发明。理性为自己立法，自我理性下，社会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范式支配下可认知、可控制的对象，历史被整合进“发展”与“进步”的自我实现中，追求真理已经从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原因”演化为知识论意义上的“普遍原则”。正如黑格尔所言，一切奇迹都被否认了：因为自然乃是若干已经知道和认识了的法则组成的一个体系；
人类在自然中感到自得，而且只有他感觉自得的东西，他才承认是有价值的东西，他因为认识了自然，所以他自由了。在这一信念机制中，(个)人温和而理性地其丧失了许多值得保留的东西，如对自然的尊重、对世界的敬畏、对超越性的追求、对精神生活的执着，把“相信”对准了自我理性的发明创造而自我留恋。显然，信念建构中，我对“我”的理解认定S′出现重大转变，使“自我-对象”的责任义务关联即(S′-O′)发生重大调整。于是，也就不难理解现代性中的“成为自己”和“自己负责”。
进一步，上述情形反映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信念机制以自我即(S′)为中心而发生的自我化嬗变：
第一，自我信念指向扩展，自我归属相对匮乏。现代化及其现代性使人类的“知识”普遍增长，一方面，的确创造了许多人生“幸福”的新机遇(如高等教育普及、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赚钱机会等)，主体自我的信念指向被大大拓展；
另一方面，前文已经指出，这又让灾难的可能性与各种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不断积聚。同时，现代化不断催生了个体自利的自我意识，一方面，新的行为方式层出不穷并不断被颠覆刷新，个体与共同体的心理文化距离却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原子化自我实现的生活状态中，个体享受了高度自由，却身处不自由的“集体困境”[20]，面临着多重身份冲突与意义模糊，陷于对“我究竟是谁”的追问[21]或选择性遗忘之中，自我归属感出现相对匮乏。
第二，自我心态易于焦虑，自我信念趋于物化。现代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把握这个世界并使之服务于“我的”目的，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事实表明，人类知识的发展和人类自我理解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生活仍然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化，日常文化中的知识与自信不断积累，但这种文化中的人已经不再循规蹈矩地遵守这种文化；
对机器、技术的广泛认同，却不断削弱了生活的道德感与生存的整体感，从而人生意义感不再是深邃的而是扁平的。同时，眼花缭乱的仿佛是“必备的”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并成为个人生活与人生价值的重大意义所在，尤其是最大限度获得个人独立而物性化的生活空间，诸如更精制的物品、更快的速度、更新的款式，甚至更高的权力等。这些自我信念指向的，均非人类社会的崇高目标，对此类目标的盲目追求，在前文所述的四个显著生活事实下，很容易使人的心态失去平衡[22]。于是，自我焦虑渐变为一种社会心理底色。
第三，自我任性不断增强，社会信任出现危机。(1)较之传统社会，现代性生活状态中的悬而未决与不可预测性，其主要根源不是先前对世界的“无知”或“知识贫乏”，恰恰是主体自我普遍的“知识”增长。歌德认为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才有准确的知识，怀疑会随着知识一起增长。当数据化生存成为一种常态，全媒体传播成为一种生活，现代性四个显著的生活事实普遍显现，专家及其知识的权威性被褪去，轻易获取的知识使人人皆可成为专家，但却存在相当规模的客观知识主观化、主观认知知识化、整体知识碎片化、碎片认知知识化的人人都是“知识”(更准确地说是知道)分子的现代性知识景观。这一全媒体传播的知识景观中，轻信盲从与固执偏见、思想大师与思想奴隶、群体极化与自我归类组成了诡异的自我化信念图景。“凭什么”和“你管得着吗”，高度浓缩了数字化生存的现代人自我信念的任性化。这种任性，恰恰自反为自我信念建构中屡见不鲜的“情感宣泄远大于理性追求”，信念建构机制的自我任性必然削弱整体性的社会信任。(2)现代消费社会与数据算法高度融合，人对商品的拜物迷恋会被精准推送，货币通约的信任体系及其交换价值规则屡屡越界，导致了基本社会准则的模糊。从而，由基本社会准则担保的信任承诺易于失效，使自我对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功能更缺乏信心。(3)自我实现的膨胀导致了曾被视为神圣领地的家庭的破裂，而社会集中的加剧则反使民众远离了政府[22]，加之个体对公民身份的自信或信念却在不负责任的官僚那里一再消解，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上级要了解一切具体情况都得依靠下级，下级在理解一切全局性的问题上都得相信上级，结果，上级和下级就互相使对方陷入迷误”[23]。于是，人们对权力和政府的抱怨甚至恐惧不断增加。三者叠加起来，使有助于达成最大公约数的自我社会地位信念模糊不清，基本社会信任出现危机。
第四，自我理解更加私人化，自我理性使传统更加问题化。一方面，现代性四个显著的生活事实中，主体自我享有充分的私人性，几乎让每一个人尽可能地享受生活而需付出低微的代价，使得表面开放式的社会化联系避开了直接交往的大众性，更加注重间接交往的私人性。由此，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更倾向于私人化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达，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反感、喜怒哀乐、希望抱负以及鉴赏美丑、区分贵贱，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相信的对象。另一方面，自我化的发展嬗变和自我理性的普遍推行加剧了现代化的自反性，集中表现在没有任何事物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事实上，事物都必须接受检验、被剁成碎片后再讨论辩论到底，结果是谁都不满意，又转到谁都不想要的方向上来。从而，如性别、家庭、民族、宗教、国家等这些曾经自然发生的传统事物，一旦进入自我化的信念系统，就会出现新的复杂的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如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很不友善的民族主义，在当前的现代化世界中却发散出所谓民族自决的魅惑。
综上所述，自我化信念建构机制的现代性嬗变，既催生着个体内心普遍的新纠结，又催生着现代社会新的信念危机。就当下中国社会而言，在全媒体的催化下，自我化的信念建构及其嬗变导致的信念危机可能更为复杂：(1)网络力量高度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稍不留神就沦为意见领袖的思想奴隶，个体信念的易变性与盲从性十分明显。(2)个人主义在社会交往中过度彰显，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思维模式深度渗透，精致的利己主义信念影响加深。(3)信息化交融于全球化，跨时空而来的多种信念体系在当下社会的不同场域交汇变换，社会信念的离散性与冲突性加剧。(4)现代性显著的四个生活事实日常显现，习惯性怀疑与群体性焦虑渐成一种社会心态，公信力培育面临多重挑战，社会信任与社会共识不易建立。(5)上述信念危机在全媒体场域汇聚发酵，不但阻碍着发展成就有效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四个自信”，而且还导致新的认同困惑与信任问题。
显然，发端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主体自我可以说是不堪重负：既作为内在动力源，又是基本规范的自我立法者，更要在任性诡异的自我信念图景中有所“确信”，方能汲取人生意义，进而担保现代(性)价值体系。所有这些，都被构筑在个体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上，其中必然会有自反性的种种怪圈和悖谬。
化解这种现代性怪圈，使人们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达成普遍共识与共同信念，坚定地同向同行，确实是当下最艰巨的理论课题之一。现代性的异化及其信念机制的自我化嬗变，投射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要求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24]，主动信任就越发重要，从自我确认、亲密关系、社群归属到更大的国家认同，信任或信念的建立必须通过自我的“主动”“开放”以及对自我的“争取”才能得到有效维系[1]237-249。这一过程中，洞察自我情感并能与他人产生共情律动的人[25]，通过情感共鸣拓展自我理解，有助于化解自我理性的盲区与偏见，修正“自我居中”的基础信念，容易生成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情感链接、意义关联与责任归属，更有利于命运共同体信念的积极涵养与主动生成。
注 释：
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越是成功，分工越是有效，人越是片面化和物性化，人的总需求越是被拆解为单一单向的物化消费欲望。
②从世界各大文明的轴心时代看，前现代传统社会中，自然发生论世界观是人们普遍拥有的基础信念，人们也是出于这一基础信念而看待世界、理解他人、安放自己，并从中汲取人生基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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