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晓勇 刘存福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习近平指出：“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1]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国防军工的发展事关民族生存大局和国家安全全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工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维修和土法制造简易枪炮弹药，发展为涵盖核、航天、航空、兵器、船舶、军工电子等行业的现代化军工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与坚实支撑。回顾、总结党领导人民军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形成的宝贵经验，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强军和富国相统一提供参考与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伴随着革命武装的兴起和发展，人民兵工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修配发展到制造，并在异常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创造出很多实用的生产技术和方法，为人民军队武器弹药的补给提供了重要保障；
人民兵工还在可能的条件下支援民用建设，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人民兵工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军事工业。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随着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办了大小不等、形式多样的兵工厂。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红军步云山修械所和莲花修械所；
1931年10月，在江西兴国官田村创建了第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军委兵工厂，也称为官田红军兵工厂。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2]167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创办、扩建兵工厂，兵工生产以星火燎原之势快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变化对军事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毛泽东强调,“必须迅速建立兵工厂，自造弹药、地雷及必要枪械”[2]277,人民兵工集中力量建立军工基地，开始向工业化大生产过渡，迅速扩大武器弹药生产规模。
在武器弹药生产方面，土地革命战争阶段人民兵工从最初制作大刀、梭镖、土枪和土炮，发展到后来修理枪械、复装子弹、生产手榴弹和地雷，并进行枪支的仿造生产。全面抗战开始后，各抗日根据地都相应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从早期的修械所和简单的兵工生产起步，从只能复装子弹、维修枪械、生产手榴弹和地雷以及黑色火药，发展到能制造黄色炸药、子弹、炮弹、步枪、掷弹筒、迫击炮等[3]。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兵工得到很大发展，无论是生产规模、武器种类和产量，还是生产工艺、武器的技术性能和质量，都达到新的水平，生产各种枪弹6640万发、炮弹926万发、手榴弹2330万枚、无烟火药137万斤、炸药753万斤[4]148，大批武器装备源源不断供给前线，有效地支持和保障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需要。
革命战争年代，条件异常艰苦，党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力量发展兵工生产，在缺乏技术和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出许多实用的技术方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立足于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简陋条件，集中有限资源兴办官田兵工厂，组建了枪炮科和弹药科，后来又相继创办枪炮厂、弹药厂和杂械厂，使之成为苏区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全面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用大水缸替代铅室，把大缸叠成塔，创造出生产硫酸的工艺方法“缸塔法”，使根据地火药炸药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八路军军工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创设“窑炉焖火法”，利用简陋的条件修建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制造炮弹弹体的白生铁做韧化处理；
晋察冀根据地的兵工人员则通过“坩埚炼铜锌”的方法炼出锌黄铜，提高了枪弹弹壳铜材的强度[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创办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兵工是为了保障和支持革命战争的需要，也适当兼顾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在革命战争的整个时期，由于长期被敌人封锁和围剿，人民兵工生存发展的环境极其恶劣，军工生产需要的技术、设备非常欠缺，原材料更是严重不足，为满足和保障生产急需，人民兵工发展采取“兵民一致”“兵民结合”的方针，通过发动群众收集弹壳、铜、锡、铁以及使用民间土法配制原材料等办法来解决。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根据地经济发展急需，人民兵工积极为民用生产服务，比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为其他工厂制造机器、设备，修配机器零部件，生产纺织工业用的弹毛机，生产氯酸钾为火柴厂提供重要原料[4]58。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党领导下的人民兵工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人民兵工精神[6]，它以“把一切献给党”为内核，是人民兵工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而成。在人民兵工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壮大中，锤炼出了一大批人才，比如，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就是这一时期人民兵工战线的突出典型，也是千千万万兵工人信念信仰、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人民兵工精神是人民兵工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兵工之魂”，也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党中央非常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强调重点建设国防工业，初步形成独立、完备的国防军工体系。这一时期，党立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推动尖端国防科技的发展，有力捍卫了国家安全，大幅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防科技工业还尝试军民结合，积极从事民品生产，并根据国际安全形势调整国防工业布局，带动了西部三线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建立巩固的国防、保卫革命和建设成果、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国防工业是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脊梁，中国共产党矢志于“站起来”，提出重点建设国防工业，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毛泽东强调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7]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决定，把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提上议事日程，这对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新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形成了基本齐全的军工专业门类，科研手段基本配套，军工生产能力和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重点建设国防工业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初步具备了比较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累计仿制生产100多种制式武器，常规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基本形成。20世纪60～70年代，国防工业建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常规武器装备从仿制转向自行研制，实现较快发展；
同时，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取得重大突破，有力捍卫了国家安全，极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大国地位。邓小平曾强调：“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8]279
在国防尖端科技项目发展过程中，人民军工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大力协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合理调配各种资源，实现最大限度的优化组合，在关键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1000多家单位最优秀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先进设备被集中调动起来[9]。国防科研部门、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等各个方面的技术力量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全国规模的协作网，许多重大的关键技术问题得以突破。在材料供应保障方面，建立了分布在10多个部委、20多个省市的几百个企事业单位以及包含两万多种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关系，保障“两弹”和国防科研所需的特殊材料、配套产品与备品备件的生产供应[10]。
在重点建设国防工业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性。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11]在“军民两用”思想的指导下，军工单位利用技术和生产优势研制生产了万吨水压机、轧钢设备、氮肥压缩机等重型设备及多种民用产品，对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外部安全形势陡然严峻，国防科技工业调整战略布局，实施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腹地建成以国防军工为龙头的后方战略基地。三线建设不仅使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国防军工建设得到加强，而且有力带动了当地科技、工业的发展，使我国长期以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工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也由此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12]。广大科研人员、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情怀，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两弹一星”精神凝聚着他们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反映出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后，国防科技工业围绕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实现健康快速发展。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推动航天等领域重大科技专项的发展。同时，为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继实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防科技工业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矢志于“富起来”，利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注重开发生产民用产品。邓小平强调：“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8]9920世纪80年代，军工企业大规模开发生产民品，缓解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短缺，改善了人民生活。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并不断完善，国防科技工业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重点转向开发高技术产品，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新世纪新阶段，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凸显，军民结合型高科技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在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方面，国防科技工业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不断提高研制开发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集中力量实施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与试验任务(简称“三抓”)，实现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并在常规武器装备、战略核武器以及航天技术方面取得突出成绩。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防科技工业紧密围绕我军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需求，切实加强高技术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在战略威慑、精确打击、电子对抗、常规高技术兵器等领域的研制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了一批具有威慑力量的“杀手锏”。新世纪新阶段，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取得质的飞跃，武器装备的总体设计、总装测试、试验验证、系统集成和核心制造能力显著增强，技术水平大幅提升，质量可靠性显著改善，一大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列装部队。
依托建立和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国防科技创新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新型举国体制是市场化环境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制，一方面，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目标，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
另一方面，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通过竞争增加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邓小平充分认识到高新技术在国防军事领域的突出作用，明确把发展空间科学、运载火箭、激光技术等纳入“863计划”，为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强调，集中财力、物力、人力，重点发展那些一旦突破就能对提高战略威慑和军队实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与武器装备。党中央还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行进一步规划。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载人航天是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全国110多个研究院所、3000多个协作配套单位和几十万名工作人员共同承担研制建设任务[13]，这项空前复杂的工程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历史性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下各方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的结果。
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14]十六字方针，军工企业多余的生产能力和先进技术积极向民用领域转化。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的发展方针，进一步把“寓军于民”作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新思路。一方面，军工行业重点布局能够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民品主导产业；
另一方面，民用科技工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民用高科技成果推动了军工产业的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15]。民用核能、民用船舶、民用飞机、民用航天等军民结合的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积累形成了一批具有发展潜力和产业化前景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同时，兴起了“民参军”的热潮，民用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和承担国防科技开发与军品科研生产任务，成为国防科研生产领域的生力军。
这一时期，我国航天科技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我国空间技术发展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在载人航天工程实践中，军工科技人员艰苦创业、奋力攻关，培育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主要表现为：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
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
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
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16]。广大航天人奋斗拼搏凝聚而成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不仅是托起飞天梦的精神之翼，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创新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目标，军工核心能力建设由任务能力型向体系效能型转变，自主供给能力和研发能力显著提升，武器装备向高新技术为主转变。同时，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统筹利用科技资源，实施军民协同创新，以军民融合产业为主体的军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成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强大的国防已成为维护大国地位、迈向民族复兴的坚强基石，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同时，供给侧结构型改革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作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创新先导力量的国防科技工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1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步伐，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18]。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19]。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20]。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战略性产业，作为连接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关键桥梁和纽带，矢志于“强起来”，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工核心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同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进入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以保重点、保成功为目标，突出重点方向、重点领域，坚持小核心、大协作，补短板、强基础、上水平，军工核心能力建设模式向体系效能型转变，设计开发能力向数字协同迈进，试验验证能力向健全体系、提升水平迈进，总装集成能力向柔性精益化迈进，先进制造能力向数控精密化迈进。
国防科技工业基本具备了三代武器装备的自主供给能力、四代武器装备的研发能力和下一代武器装备的探索发展能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一大批先进国产新型装备集中亮相，展示了现役主战装备的信息化水平和新质战斗力，体现了支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保障能力。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包括洲际战略核导弹在内的多型武器装备、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10余型导弹武器装备、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37型172架军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为主研制的16型主战装备、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研制的19型总装产品等在天安门前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21]。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国防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国防科技有力支撑重大武器装备研制发展，首艘国产航母下水，第五代战机歼20正式服役。东风-17弹道导弹研制成功，我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走在前列。”[22]新时代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使我军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与此同时，信息化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随着战争形态加速演变和我军自身稳步发展，加快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成为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新型举国体制显示出更为鲜明的制度优势。面对西方新一轮封锁打压，我国国防科技领域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解决瓶颈短板、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等系列重大部署。载人航天工程取得新的突破，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交会对接。探月工程不断刷新中国高度，嫦娥三号首次实现中国航天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月面巡视探测；
嫦娥四号首次开启人类航天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之旅；
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圆满完成。北斗系统完成全球组网部署，导航定位更加精准，我国在民用和军用信息传输及定位方面将不再受制于人，国家安全更有保障。高分三号、高分四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开辟了中国高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技术的新领域。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八号首飞成功，填补了中国在太阳同步轨道3～4.5吨运载能力的空白，为中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制打下坚实基础。天问一号成功完成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行星着陆。全面掌握“华龙一号”等三代核电技术及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擦亮了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实现万米载人深潜的国家。
进入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力量、资源布局和政策制度更加多元完备、开放共享，3000余项军工重大试验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及一批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防特色学科实验室向社会开放服务。大幅压减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获得许可的民口单位有1980家，占比近70%，其中民营企业有1378家，占比近50%[23]。国防科技创新体系逐步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日益完善，初步形成以总体设计、总装总成、系统集成和试验验证为龙头以及以关键系统和设备专业化研制为支撑、以社会化协作配套为依托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有效促进技术双向支撑转化。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军工技术优势，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及精细化工和非传统安全等重点领域，攻克一批产业化关键技术难题，形成一大批军工特色高技术产品。卫星导航和遥感应用、海洋工程和科考装备、网络信息安全、智慧城市、核技术应用等新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一批新兴军工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以军民融合产业为主体的军工经济成为辐射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探月工程立项以来，参与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创造了月球探测的中国奇迹，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24]。探月工程研制建设者身上所凝聚的探月精神，既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在新时代不断取得新辉煌的巨大动力。与此同时,参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培育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25]。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航天领域的生动展示，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国防科技战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赓续传承。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正经历着更复杂、更严峻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对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格局的冲击不容低估。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地缘政治格局更趋复杂，俄乌冲突爆发并不断升级，对国际秩序、全球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多重因素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国外，美国为了遏制、打压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甚至图谋与中国“脱钩”，还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不断。在国内，我们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仍面临许多问题。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国防科技工业应立足新时代特别是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时代特征和使命任务，持续从中共党史、人民军工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促进国防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强国强军提供强大战略支撑。
第一，高举党的旗帜，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军工发展的根本原则和政治优势，是军工建设不断壮大的成功之源和最根本保障，也是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全面领导。同时，传承和弘扬以人民兵工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军工文化，持续为国防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第二，坚持把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立足点。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既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宝贵经验，也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立足点和基本原则。我们必须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基点，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强。要把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探索摆到战略位置，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逐步巩固和扩大在世界前瞻性、战略性科技领域的局部优势；
同时，有选择、有重点地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军事技术与装备，把学习、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第三，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系统有效组织全国科技力量大力协同、密切配合、攻坚克难的结果。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协调、有效提升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加强科研力量与资源整合，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通过加强战略规划和整体布局，明确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以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实施牵引带动科技创新，通过资源集成来聚合优势力量，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26]。
第四，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推动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军民一体化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国防科技工业全产业链有机纳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一体化推进军民产品预研、开发、试制、生产、服务保障等，促进军民产业相互配套和相互促进；
同时，深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和军民协作研发生产，把国防科技工业的科技创新、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领域的分工协作关系纳入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全面提升军民科技创新和军民品制造水平，加快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