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成书于1957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是张舜徽先生的一部未刊稿。该书将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区分开来，从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对我国封建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它是张先生在新的时代，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而产生的重要学术成果，不仅对研究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有所裨益，对后世探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史、学术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张舜徽；封建社会；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47—06
Abstract：Written in 1957， Mr Zhang Shunhui"s book entitled Analysis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 is a manuscript version unpublished.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working people， which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system about China"s feudal society from the political system， land system，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e， education and so on .It is Mr Zhang"s import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at have combined his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tudy in the new era. On one hand， this book is helpful to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Mr. Zhang.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dvantageous to the later generation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Zhang Shunhui；the feudal social；Class analysis；Marxism historiography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是他的一部未刊稿，原稿现藏于湖南图书馆，笔者所见之本为张先生后裔惠赠的原稿拍照本。该书完成于1957年，《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序目》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共30多万字，是张先生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系统尝试之作。目前，学术界尚无论述该书学术价值的专篇文章，笔者愿对此略尽绵薄之力，在叙述该书写作背景、主要内容与著述特点等基础之上，揭示其学术价值，以供关注张先生学术思想与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术史的学者们参考。
一 张舜徽先生一九五〇年代
学术研究的新变化
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1]（P258）张舜徽认为这段话“不止是张氏一人的私言，而是当时学术界的公言。话虽说在清代末年，却反映了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学者们的治学次第和规格。”[2]（P36）张先生本人治学也是循此步骤，他在《旧学辑存》一书中说道：“吾早岁肆力于学，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進，固有次第先后，未尝躐等也。” [3]（P3）
就《旧学辑存》
《旧学辑存》内有论著20种，附存《忆往编》1种。《忆往编》作于1981年，其余20种论著，除《读书箋释之余·墨子小箋》作于1949年外，其他论著写作时间均在《广文字蒙求》之前。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张先生确实遵循了“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该书系张先生搜聚其四十岁以前未曾出版的论著而成，反映了他早年治学的实迹。内有《说文谐声转纽谱》、《声论集要》、《两戴礼记札疏》、《读书箋释之余》、《周秦诸子政论类要》、《读文札记》、《皇明经世文编选目》等著作，涉及小学、经学、史学、子学、词章等诸多方面。
张先生早年治学沿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旧路径前进，但并不排斥新观点、新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开始接触唯物史观。
关于此点，刘固盛先生已有论述。参见刘固盛、王闯.论张舜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点[J]，周国林主编.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48.他于1948年撰写的《广文字蒙求》一书，即运用到了阶级分析学说。他在该书的序中自称：“加以近年涉览译本新书，对于有关人类起源、阶级分析学说，略有窥悟，用来就古文字证说远古史迹，颇有贯通之益。” [4]（P8-9）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前期，张先生以“强学庐”为室名，
《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一书的稿纸即为张先生自印的“强学庐稿”。“强学”语出《礼记·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可知张先生精神振奋，为适应新的时代，以“强学”鞭策自己。 [5]1950年，张先生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一年，更加全面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建国前的涉猎窥悟与建国后的系统学习，张先生很快地适应了新时代，其一九五〇年代的学术研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更加广泛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并由此产生了几部论著。1956年出版的《中国史论文集》，内有《论劳动人民表现在谣谚中的憎和爱》、《论两宋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英勇事迹》、《论西周是否为奴隶社会答友人问》等文章，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等诸多方面；1957年初完成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祖先在生产实践、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集体创造的伟大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以此说明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主人。与建国前开始运用阶级分析观点研究古文字、探索远古史实相比，张先生一九五〇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分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完成的。
二 《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的
主要内容与著述特点
《分析》认为，“殷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 [6]（P112）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开端：
照中国社会发展的史实来说，周武王灭殷的当时，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把殷国的奴隶加以解放，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第二是宣布殷国的土地为周王所有，而周王又以这种土地去酬赐其亲属和左右扈从、以及随同伐殷的各氏族酋长，这些人又照样拿出土地赏给其臣下，在土地制度上起了一个大变化。原来奴隶主所霸占的土地，便成为新领主的庄园，原来在这些土地上劳作的奴隶，便成为半自由的农奴，这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推进了一大步。[7]（P49）
他在书中还对我国旧有的封建制度与作为社会形态之一的封建社会作了区分：“‘封建’二字，在中国旧的解释是专就‘封诸侯，建藩属’的制度而言，和今天谈社会发展史的人们认定为五种经济形态之一的所谓‘封建’迥然不同。”[7]（P48）他又指出，周和秦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差异：
人们谈到中国的封建社会，每以周秦并称，其实仔细分析起来，周和秦的政治制度便有大大的不同，断不可混为一谈。中国封建政治机构，从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士，层层压在广大劳动人民之上，很像一座雄伟的宝塔式的建筑。但是自秦以前实行“封建”，把领地领民分给诸侯“各守其土，各子其民”，这和秦以后行郡县制，而集权于中央的专制帝国政体截然不同。秦朝自然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转变的总枢纽。[7]（P22）
周代的政治制度和秦朝以下的政治制度虽有所不同，张先生认为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一样的，从周代至清代的中国社会均为封建社会。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分析》的叙事基本上是上自西周、下迄清代。全书包括六个部分，装订为六册。第一部分名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首先说明在我国封建社会，阶级与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并指出士儒阶层属于统治阶级
张舜徽先生认为士儒阶层属于统治阶级，但并没有一味地斥责他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第六部分中有“知识分子做出了有益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弊短与优长”等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儒阶层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说明张先生对士儒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接着讲述了统治阶级得以维持其阶级利益的政治、土地、宗法等多种制度，其中对宗法制度、宗法精神的剖析尤为精到。书中指出：“宗法制度的效用在于，通过家族组织的形式来巩固政治组织的机构，而其根本精神却建立在亲亲、尊尊、男女有别三者之上。”[7] （P69）“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君臣、父子、夫妇”三纲说的注脚，所以宗法制度的根本精神即以三纲说为核心，而三纲说又以“君臣”为中心：“三纲便是封建社会里宗法制度下，有权阶级（君、父、夫）对无权阶级（臣、子、妇）所施用的一种管制形式和方法。因为有权阶级要训练无权阶级绝对服从，所以在家族以内，对儿子一定教‘孝’，对妇女一定教‘从’，这样一来便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将家族内的两种管制形式和方法搬到政治组织方面来，于是产生出对臣下教‘忠’的办法，所以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君主专制的政治完全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家族内所有教孝教从，最后归宿还是在‘臣忠于君’的作用上面。”[7]（P76-77）
第二部分“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讲述统治阶级的愚民策略与南面术。书中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愚民策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统治者把自己的威力比之于天日；2.统治者夸大自己是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必然爬上宰割天下的地位；3.统治者标举禅让的美名来掩饰自己的篡夺；4.统治者揭橥正统名义教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5.以文学著述羁縻英士；6.假佛、道二教检束人心。其中“以文学著述羁縻英士”的论断颇具新意，书中说道：“中国历史自两汉以后，统治阶级巩固他一姓一家的专制帝位延长到几百年长久时间的，自然要推唐、宋、明、清，他们都披着提倡文学的外衣来牢笼天下士子。……与其兴师动众于祸患已经出现的时候，不如豢养士子于太平的时候，使一般知识分子尽出于寻行数墨、咬文嚼字一途，而消除其英气雄心，由是天下可保无事，统治者的权位也因以巩固无虞，这自然是愚民政策中最阴险、最毒辣的办法。”[8]（P21）
第三部分“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从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两方面论述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书中认为，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文化生活资料的发展与统治阶级的嗜好与提倡有关：“封建社会的艺术、文学无疑地是跟着帝王的嗜好走的，虽耗尽天下人士的心思才力，而结果只是替少数统治阶级充实文化生活的内容罢了。”[6]（P72）统治阶级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享受，则直接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唯一目的在于使整个人民利益服从于它这一阶级的利益，把它这一阶级或其中某一上层阶级的利益放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不独在生存的时候，衣服、饮食、宫室、舟车、妻妾等方面刮尽人民的脂膏，來满足少数人的欲望，即在死亡以后，也还利用政治力量强迫人民给他修造坟墓。从这种惨酷剥削的具体事实，可以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无衣无食、啼饥号寒重重痛苦的根原。”[6]（P1）
第四部分“受压迫人民的痛苦”，揭示封建社会的农民、工人、妇女遭受统治阶级压迫的历史事实。针对传统史书叙述农民受压迫的史实多语焉不详的情况，张先生不仅注意整合史传杂书中的相关记载，还从《诗经》、乐府等历代诗歌的写实作品中爬梳材料，由此深刻地描述出了农民遭受的痛苦。书中对妇女受压迫的历史事实的论述也颇具特色，既有从“最高统治者对妇女的摧残”、“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对妇女的摧残”、“父母包办婚姻所造成的罪恶”等方面所作的正面叙述，又有通过揭露历代女教课本约束妇女自由的内容实质、从妇女教育方面进行的侧面说明。
第五部分“封建社会的教育”，首先论述统治阶级的教育方针和任务，认为“封建社会的教育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8]（P1）；其次总结了统治阶级教科书（主要指六经）的中心内容与障碍社会进化的因素；最后叙述了农村私塾教学的课本和方法。其中对统治阶级教科书中心内容的分析很有启发意义，书中提出：“六经施教偏重《诗》、《礼》，其目的在加深阶级间‘爱’和‘敬’的教育”、“由‘爱敬’发为‘孝悌’，便成为了统治阶级教民的重点”、“‘孝悌’、‘礼乐’、‘仁义’三者皆出于‘爱敬’”，[9]（P52，56，59）书中同时还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施行仁爱具有不可能性。[9]（P65）
第六部分“封建社会的文献”，本着“文”指典籍、“献”指“贤人”的旧解，不仅概述了我国古代书籍的基本情况，还总结了古代知识分子在译书、校书、钞书、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辑丛书等方面所做的有益工作，并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弊短与优长。书中认为，乞怜与自大、相轻与互毁、标榜所谓乐道安命、吹嘘所谓清高隐逸等都是知识分子的弊短；勇于正视现实、敢于对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是知识分子的优长。[10]（P88，94，111，116，121，128）
从主要内容方面来看，《分析》一书将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区分开来，从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对我国封建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总结。
从编写形式上来看，该书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不分章节，只标大题、小题、细目，突破了章节体的编写形式。比如，第一部分的大题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该大题下设有“阶级与等级”、“居高以驭下”、“凭借权力霸占土地”、“利用宗法巩固政权”等四个小题，四个小题之下又各有细目，如“阶级与等级”之下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存在”、“士儒阶层属于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之等级”、“一切礼制均专为统治阶级而设”、“统治阶级怎样夸耀门阀”、“统治阶级怎样压制奴婢”六个细目。这种编写形式不注重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不计较小题之间、细目之间篇幅的多少，因事名篇，要点突出，标目自由，与章节体有一定的不同。
第二，在细目之下，往往就该事物作出贯通的分析。比如，在第三部分“文化生活”的小题之下，设有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细目，在这些细目之下，张先生各按时代的先后，对该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脉络作了简明扼要的梳理。以舞蹈为例，书中首先叙述了舞蹈的起源与演变：“提到‘舞’的历史，最初也还是劳动人民祖先在工作紧张以后用以愉快心情的一种形式。《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便是我们祖先一种很自然的舞蹈表演。后来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便采用这种形式加上种种仪节和乐章成为他们专有的娱乐。”[6]（P98）接着依次介绍了周代、汉代、唐代以至宋明的舞蹈，得出了“在周末，不独男子能舞，女子也能举行集体的大规模的舞蹈了，并且统治阶级便用女乐为日常生活的娱乐品”、“从唐以后，跳舞乃专用妇女，男子便以歌舞为耻”、“唐以后跳舞的风气和唐以前截然不同，后来经过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提倡正学，讲求规行矩步、进退周旋的礼仪，社会一般知识分子更认为歌舞不是须眉男子应有的事，于是除优伶外，歌舞乃更与男子绝缘”[6]（P99，103，104）等结论，我国舞蹈的发展历史原原本本地被揭示了出来。
三 《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的学术价值
《分析》体例新颖，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打破王朝体系，用阶级分析观点总结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说过：“打破王朝体系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很早以前，我国进步的史学家就想写出一部不是按照王朝断代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郭沫若对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研究，以及其他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一些研究，都是为了写出一部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11]（张先生借鉴了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探索成果，《分析》一书即按照社会性质，将周代至清代的中国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叙事不按朝代顺序依次而下，而是将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来进行叙述。该书共六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封建社会由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构成，统治阶级凭借政治、土地、宗法等制度以及各种权术治术保障其阶级统治，所以第一部分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第二部分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目的在于满足其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方面的享受，因而第三部分为“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统治阶级的一切生活享受都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因此第四部分为“受压迫人民的痛苦”；统治阶级要持久地维持其统治，自然需要依靠教育，一则教育可以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二则教育可以起到教化与控制劳动人民的作用；教育又离不开书籍与知识分子，于是第五部分为“封建社会的教育”；第六部分为“封建社会的文献”。全书逻辑清晰，系统严密，其关键点即在阶级分析观点的运用上。通过灵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该书最终打破了王朝体系，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
第二，站在人民的立场编写史书，同情劳动人民。张先生信奉人民史观、反对英雄史观，他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序言》中说过：“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人类文明，是无数劳动人民经历了若干年代集体创造的结晶。不认识劳动人民祖先集体创造的各方面成就，便无从了解人类的真正历史。我国过去的历史书籍，浩如烟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来写作的。有关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活动的史实，记载独少，或者载而太略。特别是涉及古代事物的创造和發明，每每归功于个别人物，甚至远嫁名于荒古不可知之人，并从而加以夸饰，描绘为智周万物的‘圣人’。这便淹没了劳动大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无由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12]（P1）
张先生信守“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时，便站在人民的立场，斥责统治阶级，赞扬敢于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以书中对优伶的表彰为例，优伶在封建社会里地位十分低下：“优伶在过去旧社会里一向被人轻视，认为‘倡优下贱’，不过是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们的玩弄之物。特别是从科举制盛行以后，查问每一个应试者的身家至为严厉。在清代所谓身家不清白的人，像倡优、皂隶便三代不许应试入仕，因之知识分子对这般人也就更瞧不起。”[10]（P128）张先生对优伶则予以充分尊重：“其实，我们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场，用冷静的头脑，根据可靠史料来分析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书生学者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向优伶们骄傲的。”[10]（P128）书中博考史传笔记，叙述了淳于髡以“酒极则乱，乐极则悲”的议论使齐威王罢长夜之饮；罗衣清以“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的言语谏止辽兴宗与太弟重元的博戏等历代优伶的杰出事迹，有力地说明了优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张先生指出：“中国优伶在历史上有着光荣的传统和特殊的精神，具体表现在直谏无隐、假托说笑话、演戏剧等方式来规戒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这对广大人民是很有利的，我们今天应该重新估量优伶们的价值和所起的作用。”[10]（P128-129）他还进一步追溯了优伶的光荣传统与特殊精神的来源：
历史中所记载优伶们所表现卓越而成功的事实不是偶然取得的，而是继承了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而加以发挥充实的结果。这种传统从《诗》三百篇便已有了。本来“诗”与“乐”在古代是不可分离的，而优伶又是古之乐工，所以三百篇“主文谲谏”的作风全盘为优伶们所保存了。……《礼记·经解篇》引孔子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是指讽刺者的态度，“敦厚”是指讽刺者的居心。有了不刻薄的居心和极其委婉的言辞、恳切的态度，自然可以感到人，然后所进忠规才能发生效力。……这种优良的传统精神，在知识分子群中不可多见，却为优伶们所继承了，值得我们十分重视。[10]（P135-136）
张先生把地位低贱的优伶视为知识分子，把优伶通过演戏、敢于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当作知识分子的优长，
《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第六部分大题“封建社会的文献”之下，有小题“知识分子的弊短与优长”，该小题之下有“优伶通过演戏对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一目。还指出优伶的优良传统源于《诗》教，他对优伶的评价是很高的。赞扬优伶，实际上是在歌颂劳动人民、抨击统治阶级，他的人民立场由此凸显。
第三，为探索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变化轨迹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从张先生的著述计划来看，他曾有撰述《中华人民文化史》的设想，《分析·序目》中说道：
近年来我很想运用新的观点，撰述一部较有分量的《中华人民文化史》，完全摆脱过去编写文化史的体例和内容，把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区别开来，加以总结和分析，这自然是一件有意义而又极艰巨的工作。虽尝有此设想，不免有些畏难。从去年写完《劳动人民祖先的集体创造》初稿以后，稍稍提高了信心，鼓起了勇气，便开始总结封建社会的情况。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比较长，举凡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为巩固统治而创立的制度，以及反映奢侈豪华生活享受的礼仪器物，都莫不与文化有关，有些并直接成为了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反过来，一切受压迫人民的痛苦，也是值得总结的。他如封建社会的教育、文献，更是文化的重要内容，逐类推求加以整理从而把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区处条理，使之系统化，因名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13]（P72）
由上述这段文字来看，张先生设想的《中华人民文化史》，体例和内容与一般的文化史不同，它“把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区别开来”，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文中所说的《劳动人民祖先的集体创造》指的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一书，它专门论述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分析》一书，既讲统治阶级，又讲劳动人民，这两部著作应当都是张先生计划编写的《中华人民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内容都被吸收到《中华人民通史》一书中，
《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第四部分“受压迫人民的痛苦”的主要内容被收入《中华人民通史》的《社会编》；第一部分“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与第五部分“封建社会的教育”的部分内容被收入《中华人民通史》的《制度编》。《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中所显示的阶级分析观点也为《中华人民通史》所继承。《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中华人民通史》的《创造编》和《学艺编》。于是张先生放弃了该计划。
从具体的学术观点来看，由《分析》一书也可以看出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变化。比如，他在1956年时，认为夏、商同为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14]（P185）《分析》一书，没有提及夏代，主张商代是奴隶社会的开端，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开端；他晚年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划分又有所变化，《中华人民通史》一书，将我国“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公元前廿一世纪”的社会称为原始社会，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视为奴隶社会，秦至清视为封建社会。[15]（P436-438）又如，对“文献”一词的认识，张先生早年曾把历史文物当作历史文献来看待，《分析》第六部分“封建社会的文献”中就有“统治阶级对文物的破坏”一目，讲述统治阶级破坏铜器、碑刻、书画等历史文物的事实。张先生在后来所著的《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反对把历史文物称为历史文献：“‘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16]（P3）
至于《分析》未刊的原因，笔者推测，《分析》是张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尝试之作，出于“良工不示人以朴”的考虑，他不欲急于付刊。后来，该书的主要内容被张先生其他论著所吸收、运用，书中的部分观点也被他修正，所以该书最终没有刊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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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序言[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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