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赵西学的经历都是复杂的。如果说身在21世纪的人们，不断地追求自己所渴望得到的东西，自愿或不自愿地跳槽、换工作，是件极普遍的事的话，在上个世纪的几十年里，赵西学就已经把这种“时髦”尝试过了。
我每次读到赵西学的简历，都会为他的复杂经历所震动。1950年生于河南内乡赤眉镇。学过兽医，当过兵，开过飞机，后又成为一名井下工人。之后做过教师、政工干部，还曾经去北京读了两年大学中文系，最后到文联做了一名作家。
我们发现。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生活经历，正是尝试过不同岗位的体验，使赵西学的小说创作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纵观其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其小说的主要人物指向是有章可循的：那就是直面社会中的小人物。或许是经历使然，赵西学在写小人物，尤其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时，游刃有余而不失灵动。无论是其历史系列小说，还是航校系列小说，抑或矿山生活小说，内中的人物始终是那么近距离地逼近生活的现实，那么贴近读者的心灵。在很大程度上，不论是宰相、高官，还是煤矿工人、飞行员，赵西学都以一个平视的视角来表现人物。在小说中，他们都是普通的“人”，而没有高低贵贱、伟大卑微之分。一个事实是，赵西学笔下的小人物尽管有很多制约，有很多磨难和坎坷，有“从大流”的不由自主，但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赵西学虽然尽量客观描述小人物内在缺陷和弱点，却以更大的人文关怀来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我不知道把《一个叫冯道的人》和《一个史官的故事》列为“历史小说”是否恰当，因为从人物的选择和走向来看，根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把冯道和尹吉甫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合适的。这两部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小说，显然是受了当时的文学思潮的影响。彼时在新历史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作者宕开一笔，把时间继续往前推，推到了唐以后的乱世——五代，甚至推到了诗经产生的春秋时期。在《一个叫冯道的人》中，看似荒唐和不可能的事情接连出现：一个貌似老实、实则狡黠的读书人，竟能够连仕几朝，以宰相之位，侍奉了四姓十君。其实，荒唐背后多的是一种无奈。那就是延续至今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面对人生的选择，知识分子很多时候是无法自主选择的，要想生存，只能“跟着潮流走”。用“无行”来形容，似乎过于严厉，但事实确是如此。尹吉甫的命运是多舛的，他的欢乐与痛苦，他的被动与主动，其实也暗示着一种深层次的东西——选择的痛苦与无奈。
在上述两部小说中，我感觉最强烈的就是那种冷峻的“零度叙述”，这种在新写实小说中被惯用的手法，也被赵西学恰到好处地用在小说里。在小说中，你看到、听到冯道们的言谈举止，究竟和其内心有多少差距呢?他们说的话、做的事，他们内心的无奈与抗争，在字面上你是体会不到的，一切都掩藏在小说背后。越是这样，越让人感觉到命运之于人，从来都是残酷的。好与坏，优与劣，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
如果说赵西学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多的是一种对自我的体认的话，他的矿山系列小说，则充分显示出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在这里，《小翠和驴》堪称代表。这部以矿山事故为背景的小说，塑造了“小翠”这样一个质朴而又执拗的农村妇女形象。小说里，选矿女工小翠爱上了同是矿工的“驴”。新婚之夜，“驴”因为下井救人，而丧失了性功能。在矿区，“驴”和小翠在矿工及家属的眼里别扭地生活着。矿山破产后，两人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给“驴”治病，小翠被迫开了家理发店。一个偶然的因素，小翠被一个小矿主夺取了处女之身。为了生存，小翠成了一个被左邻右舍嘴里叫骂的“破鞋”。生活就这样平淡地过着，直到有一天，“驴”的性功能又恢复了正常，兴奋之余的“驴”和小翠办了第二次婚礼。婚礼过后的第二天，小翠却离家出走，从此消失在“驴”的视野里。
这部小说，看似平常，实则直逼读者的内心世界，发人深省。在现实社会，尤其是矿区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里，失去性功能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甚至丢脸的事，而小翠偏偏还是正处青春期的处女。在这种情况下，小翠对“驴”不离不弃，始终坚信“驴”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尽管生活艰难之下，这种信心始终未丢。小说中的小翠和“驴”，其实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只是具体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小翠是在肉体上，“驴”是在精神上。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两人在肉体和精神上是遭受了双重折磨的：小翠虽然有男人，但男人却难行“男人之事”，她忍辱负重地被侮辱，被当做“破鞋”遭人骂，百折不回，一心为“驴”治病。而一旦“驴”的病好了，感觉又对不住“驴”——自己毕竟是被其他男人玩弄过的“不纯洁”的女人。而“驴”在生理痛苦的同时，遭受旁人的冷嘲热讽，还要承受老婆是“破鞋”的舆论压力，精神和肉体遭受着双重打击。小翠最终离家出走，其实是一种大舍弃，是一种大爱。她知道，为了“驴”能够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为了不再给“驴”戴绿帽子，小翠选择了离开。这种离开，从来都是理性与悲壮交织；这种离开，显示出小翠的奉献与割舍。
考察赵西学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可以清晰发现，他的小说创作，是始终和新时期文学思潮同步的。换句话说，尽管身居山城小县，尽管在深山的矿区工作，赵西学的视角和眼界，却是从来没有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他的笔触和眼光，从来没有拘限于一地一域，或许是特殊的人生经历使然，赵西学在几个不同的素材背景下如鱼得水，恣意挥洒。赵西学的小说创作起步于1 983年。那个时候，随着文革的被否定，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和作品，遭到了质疑和否弃；而一些长期被冷落、被批判的作家和作品，受到青睐。在一种新的文艺思潮成为文学界的“流行语”的时候，“伤痕”、“反思”、“新历史主义”等被诸多作家所追捧，而赵西学从来没有随波逐流，就是河南作家习惯干的那种批判、否定甚或眷恋的写作方式，也不为所动。他的眼光紧跟文学界，而创作上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领地。也正源于此，有了赵西学小说的三个系列：“航校系列”、“矿山系列”、“历史系列”。
如前所述，赵西学的小说遵循着这样一个近乎其写作圭臬的东西，即写小人物、深入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生发出对生存、生命的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人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在“航校系列”小说中，这种思考显得尤为有力。
众所周知，飞行员以及飞行员所在的群体，从来都是一个极为隐秘的世界。飞行员的日常生活、飞行的细节等很多东西都是人们所希望了解的，而这方面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处于缺席状态，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赵西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段航校学员的经历，本身就是一名飞行员。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写起飞行员来颇有些得心应手。在小说《放风筝》中，赵西学塑造了两个飞行员形象。身为高干子弟的方向东玩世不恭，生活层次始终和普通飞行员有别。诡秘的是，方向东患有严重的夜游症。农家子小毕青涩而又真诚，在航校里一直
不敢放单飞(独自驾驶飞机)。主人公丁大中作为一名观察者，始终充当着“看”与“被看”的两种角色。当方向东晚上夜游时，丁大中在其身后默默保护，他在“看”着方向东。小毕一个人单飞而危机四伏时，丁大中在塔台上密切关注，并主动和小毕对话，使其转危为安，这也是“看”。同时，当丁大中苦学爬悬梯而闹出不少笑话时，他被方向东“看”。丁大中做梦和小女孩结婚、说梦话，他又被战友们“看”。
在“看”与“被看”中，一股苍凉的意味贯穿整部小说。当方向东梦游营房大门外，被哨兵误伤时；当丁大中和小女孩一起放风筝时；当小毕单飞即将机毁人亡时；当若干年后，方向东成了一个治疗梦游症的专家，而把当年的一切都遗忘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切身感到，人的一切都是一场梦。然而，这部小说的卓荦之处，就在于时时提醒读者，我们生存的世界，还是有暖意的。就如那位放风筝的小女孩一样，纯洁、真挚还是在我们周围环绕。在这里，丁大中是作为救赎者的形象出现的。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对于战友的冷暖，他都是时刻牵挂。尽管时过境迁，别人都忘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如既往。
其实，这也是赵西学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新的时代背景下，真诚和美好是人类面对社会、文明的困境时，最后的渴望和精神归宿。赵西学写的是航校生活，但航校也是一个小天地，他不为航校而航校，而是试图通过航校的生活揭示出一种状态，一个现实，一个拨开尘埃之后让人感慨的真实。他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真实见证，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在《正步走》、《双螺旋》、《航校轶事》等以飞行员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这种思考始终延续。杨直、汪红兵、老鼠等一个又一个人物形象让人难以忘怀。当许多人把飞行员当作神秘人物的时候，赵西学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原了飞行员作为“人”的本质。七情六欲、儿女情长都那么鲜活地存在干这些天之骄子身上。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看清楚这样一个独特而富于魅力的群体。此外，赵西学把飞行常识、技巧等读者日常很难知道的东西融入小说中，在增加了小说可读性的同时，也普及了很多知识。
我一直认为，长篇小说创作犹如一道分水岭，最能显示一个小说家的积累是否厚重、对大的事件和场面是否有操控能力。赵西学的长篇小说，主要有《桐柏英豪传》和《红眉》。仅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约略知道，赵西学是一个多么留恋故土的人。《桐柏英豪传》写的是赵西学第二故乡、革命老区桐柏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传奇人物金孚光的故事。《红眉》写的却是赵西学的故乡内乡县赤眉镇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的艰难生存状态。这两部长篇小说，尤其是《桐柏英豪传》，作者写的是一个英雄群像，而不单单把歌颂当作主题。把英雄人物从神坛上请下来，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是作者最为着力之处。理想与信念是如何产生、并融入到人物血液里的?为了自己向往的事业，为什么会甘愿献身?这些东西，是读者最为关心的，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地方。可以看出，赵西学关注点始终停留在“人”本身。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人的快乐与悲伤，并用一种温情的笔调对之进行理解和宽容，这不能不说是赵西学小说一以贯之的“根脉”。
站在另一个视角“冷眼”看赵西学，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年创作经历的作家，在文体特征的呈现上，赵西学的探索似乎显得力度不够。很多时候，小说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讲故事”，如何寻求“故事”与文体之间的平衡角度，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因为，文体的变化，甚至创造，是凸显作家写作张力的绝好方式。就读者而言，变化着的文体，也是让其不会产生“腻味”的添加剂。毕竟多元化的时代，读者需要有多种选择。这就要求作家要为自己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不断提出新的任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赵西学的小说创作中，作者并没有摆脱自我体验、具体的人和事，使得小说勾连不断，如何摆脱具体的事件和经验，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创造出意蕴丰厚的小说，是值得探讨的事情。我们知道，独特的生活经历是作家创作的“富矿”，在这方面占有优势的赵西学，如何进一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创作出场面浩大、人物众多、意蕴深厚的“大部头”，真正出现一两个可以进入中国文学画廊的人物形象，是值得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