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司马迁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由他撰写的《史记》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司马迁《史记》中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关于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从《李斯列传》中对人物的塑造手法出发，可以浅析司马迁《史记》人物塑造手法。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艺术手法
作者简介：张艺璇（1999.4-），女，河北省徐水县人，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2
引言：
《史记》为人称道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司马迁在传记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史记·李斯列传》也是《史记》众多人物传记中著名的篇目之一。本篇以《李斯列传》为主对李斯这一形象的塑造方法进行研究，来分析司马迁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
1.将人物置于具体时空背景之中塑造形象
“司马迁注重择取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与斗争的事件，来构成《史记》的基本情节，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在这种条件下才显得深厚、清晰而有光彩。”[2]司马迁为了突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总是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选取一些富有代表性和处在矛盾冲突中的事件，使人物置身于矛盾中。“在《史记》传记中，随处可见战争、格杀、政变等重大社会变革的记载，传记人物多数在惊心动魄的事件中来展示自己的风貌。”[3]
在《李斯列传》中，在李斯为了避免被驱逐，上《谏逐客书》于秦王时;在李斯妥协屈从于赵高的威逼利诱，同意矫诏协助篡位时;在李斯被捕入狱，在狱中悲伤感叹时;在李斯自以为秦二世能念及自己昔日功劳免除一死而在监狱中上书时;以及最后被判处五刑。司马迁在李斯处于种种的矛盾冲突中时，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刻画，从而使人物形象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人物矛盾中脱颖而出。
“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4]这一矛盾，使李斯展示出了过人的口才与能力。秦始皇于沙丘崩殂，赵高企图与李斯密谋，扶胡亥登基，又使李斯处于了另一个矛盾当中。“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李斯在面对二世责问盗贼猖獗之过时，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便曲意迎合，表现出了李斯在后期对名利地位贪得无厌的追求。
2.以富有特点的语言揭示人物性格，塑造形象。
在《史记》当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法之一就是通过富有表现力的人物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通过富有特色的对话、独白等各种形式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李斯列传》中有一段关于李斯看到厕所里老鼠偷吃东西时发现人来后惊惶逃跑的表现，与粮仓中老鼠的悠闲姿态截然不同，发出了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人有出息与否，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李斯为何会作此感慨？不难得知，当时的李斯只是一个郡中的小吏，这一段独白，暗示了他渴求高位与权力，力图改变自己所处的境遇的心理，为他成为秦王政统一六国的助力，最终位及丞相做铺垫，也为秦始皇驾崩后，李斯为富贵形势所屈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留下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李斯被捕入狱后，有一段在狱中悲叹的独白。“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於朝也。”李斯的这段独白分析了自己所处的形势，正如同龙逢、比干和伍子胥，又对秦面临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展示了李斯睿智与虚荣，治国之才与助纣为虐的多重矛盾的复杂形象。《李斯列传》中的独白，不仅是富有人物性格特性的体现，而且更是人物在特定环境，特定情境下内心活动的外现。
“司马迁精心为人物拟言立言，描摹的语言符合人物性格特征，道出了人物心灵的奥秘，使传记人物语言有了个性化的特色。”《李斯列传》中，李斯上《谏逐客书》于秦王，以睿智的语言陈述秦王下逐客令的种种弊端，分析利害，阐明局势，最后以“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够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最终使秦王放弃逐客，将其官复原职。“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条理清晰、有理有据的语言，使一个治国良才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赵高想借助李斯的力量帮助秦二世胡亥篡位时，李斯从一开始的“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到最后的“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最终依从赵高伪造诏书。李斯于语言气势上的步步退让，表现出其为形势所屈服的软弱心理。李斯被捕入狱以后，渴望求得宽恕，便在狱中上书。“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他列举了自己的七条“罪证”，看似反省罪责，实则条条列举自己从追随秦王至今的功绩，表现出他对重新获得皇帝宠信以及功名利禄的向往，同时与开篇对李斯向往功名利禄的描写相呼应，人物形象更加完整真实。
3.通过论赞使人物塑造更加具体生动。
《史记》传记篇末都是“太史公曰”式的议论短文，与传记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传记统一结构有机的一部分。是对传记人物的一首首赞歌、哀歌、讽歌。这是《史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的是为了论断人物的德行品质，有的是为了补充人物性格特征，有的则是为了揭示人物命运的必然性，进而体现对人物生平的评价以及自己的思想。如《屈原贾生列传》中，“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深受屈原爱国情志的感染，来到他沉江的地点也忍不住潸然泪下，直接抒发了惋惜与悲伤之情。又如《项羽本纪》中通过“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肯定了项羽的成就，但又表示“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司马迁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项羽的错误以及其必然失败的结果，为后世提供借鉴。
《李斯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对李斯的一生进行了总结，使人物形象具体化。“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肯定了他的功不可没。“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强烈批判了李斯听信赵高的蛊惑，废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的这一不忠不义之举。“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虽然司马迁对李斯总体上是不认同的感情色彩，但从这一段文字中仍能看出他对待历史人物评价的全面性。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既融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又能把深刻复杂的道理以深入淺出之笔法进行阐述，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立体、多层次、更加真实可信。正是“太史公曰”这一点睛之笔，使得作者个人的情感在所评价的人物身上得到体现，使得读者在审美理解的过程中体会到其作品的形象性，情感性，使其作品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司马迁将传主置身于复杂的时空背景之中，既使得人物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对故事的发生和人物命运发展的走向起到了推动作用。“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承受者，或能顺应它，或能改造它，成为环境的主宰者。否则，逆来顺受或处处被动，就成为社会环境的奴役者，甚至成为社会环境的牺牲品。”
司马迁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是《史记》的亮点之一，个性化且富有特点，使人物的语言连贯整个事件和情节。同时，司马迁在语言的雕琢上具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将丰富的想象力与精妙的笔法融为一体。“《史记》人物的语言既受作者整个创作思想感情的统摄，又根据人物不同的性格而呈现出个性化。”司马迁通过对语言的加工，使人物形象鲜明丰满。篇章结尾的论赞也为全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司马迁本人的评价，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立体、多层次、真实可信。
参考文献：
[1]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版.
[2]杨树增 《史记艺术研究》 学苑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一版.
[4]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中华书局 2014年8月第一版.
[5]司马迁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中华书局 2014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