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摘 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在上个世纪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传统的苏联教科书过分地强调了二者的同一与联系，把新唯物主义看成是传统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发展，从而造成对新唯物主义理解的简单化，忽略了二者的本质差别。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片面地发挥了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的异质性，认为新唯物主义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直接否定，从而否定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正确地认识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不仅是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之必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新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本质。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新唯物主义不仅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基础，而且还是在更高层面上对它的超越。这种超越性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哲学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变革，也预示了新唯物主义对现实的伟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3-0011-08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近代的哲学唯物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这在上个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与回答。以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抽象化地强调了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的联系性与共同性，线性地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看成是传统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发展，从而忽略了两者的历史性的本质区别。与东方学者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侧重强调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差别，认为新唯物主义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彻底否定，最终走向了对新唯物主义精神的牺牲和曲解的另一个极端，从而以另外一种非历史方式来理解和解决马克思哲学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对于学术界的这种研究现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的施米特曾中肯地论述到，唯物史观同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的注释家是很少涉及的，即便有所研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P5)如何正确地看待二者的关系?怎样处理二者的不同?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逻辑的角度重新认识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更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新唯物主义所体现的革命性。对此，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正确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本文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以文本为载体，试图阐释新唯物主义不仅和哲学唯物主义有联系，以它为出发点，而且它们还存在着重大差别。新唯物主义既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简单等同，也不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片面否定，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超越，也正是这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超越预示了新唯物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革命意义。
一、何谓哲学唯物主义，何谓新唯物主义
要考察哲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新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又叫旧唯物主义，是相对于新唯物主义而言的)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是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谁是第一性问题上成立的命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2](P223、224)哲学唯物主义的总特征是首先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即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继而在物质本原的基础上构建了物质本体论哲学。从整个哲学发展史来看，哲学唯物主义先后经历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两个阶段。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是哲学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唯物主义在这一阶段尽管也承认物质是万物的始基，但这里的物质是一种具体化了的物质，如：水、火等。因此，这种唯物主义总体来说带有朴素的性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近代哲学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这种唯物主义与古代唯物主义不同，它不再把物质具体化，而是相反，强调了物质的抽象化，把世界看成是抽象的物质的世界。纵观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尽管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物质的具体解释不同，但从本质上说这两种哲学都没有离开哲学唯物主义领域，它们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它们都以物质本体论为框架，承认了自然界的先在性，把自然界定义为纯粹意义上没有人生活和干预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又存在着不被人的意识所左右的自然规律和运动方式以及辩证法，人对自然的认识是照镜子式的单纯反映，因此，总体来说它们都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即坚持了自然界领域的物质性。另一方面，在历史观上，它们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认为历史是人主观意识的发展，不具有客观规律性。
新唯物主义就是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出发点是实践，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同时又突出了主体的能动性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首先承认了世界的物质性，但是它不再是一种抽象物质本体论哲学，而是一种从经济学研究角度出发，以社会实践具体性为对象的新哲学。正如施米特所评价的，“它是一种‘非本体论’哲学，是‘经济唯物主义’”。[1](P3)新唯物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它在破除物质抽象性，彻底解构旧的物质本体论的同时，建构了以实践为核心的非本体论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P56)新唯物主义在承认世界物质性的基础上，把实践看成是理解世界的关键。新唯物主义同哲学唯物主义一样也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但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界不是新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在新唯物主义看来，自然界不是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而是人类实践中介了的自然界。实践作为人与世界之间活动的桥梁，不仅在现实性上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实现了人和自然界的真正统一，而且在认识论上也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双向交流。新唯物主义不仅对自然界做出了人类中介的重新解释，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观上也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的变革和飞跃。实践唯物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对世界作出解释而是实际地变革世界，因此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理论，新哲学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更在于如何去现实地改造世界。
尽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实现了对过去一切哲学革命性的变革，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和误读。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起点苏联教科书为终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过多地强调了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在本质上的统一，从而造成对新唯物主义理解的简单化。应该说认识到新唯物主义同哲学唯物主义在本质上的同一，这在原则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这一认识本身却没有注意到二者的根本差别，没有进一步根据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深刻研究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深刻而独特的革命意义，从而造成了对新唯物主义理解的误读和解释的不准确，曲解了新唯物主义的本质。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无论是伯恩施坦还是考茨基他们都应对上述这种理解的最初提法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从哲学史上看，把这一理解直接以教科书的形式公开意识形态化的关键之人则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在他的著名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不仅简单地把新唯物主义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而且还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片面的阐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运用。尽管斯大林对新唯物主义的解读一直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遵从范本，正确地坚持了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解读本身带有的片面性和不准确性，同时也造成了新唯物主义原像呈现的困难。
与苏联教科书的认识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在试图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走向了问题的另一个极端。他们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完全否定了哲学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关系，从而抹杀了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质。无论是卢卡奇、柯尔施、霍克海姆、还是阿多诺、哈贝马斯，他们都没能给予这一问题一个正确的回答。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唯物主义的研究方面带有片面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深刻研究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得来的。这些观点本身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施米特似乎具有模范的意义。他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对象，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理论问题中介全面回答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比较清楚地回答了哲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关系。当然，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施米特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独特性意义仍然缺少完整而准确的理解。
二、哲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尽管在新唯物主义的创建中马克思辩证地吸取和摈弃了各种各样流派的思想，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的理论出发点却是哲学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不是空中楼阁，它的成长和发展是建立在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哲学唯物主义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从一定程度上说它们有着天然的联系。对此，施米特很正确地评价到，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过唯物主义，“马克思也意识到，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唯物主义的’，这不只是吓唬资产阶级的一种不客气的迫不得已的修辞手段，而是这种理论在严格意义上终究属于唯物主义哲学史的”。[1](P6)为了更清楚地阐释新唯物主义同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施米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并没有使用旧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哲学唯物主义即一般唯物主义的概念。施米特之所以这样做，从文章的全部语境来看，就是由于他认为哲学唯物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
首先，无论是哲学唯物主义还是新唯物主义都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哲学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就是建立在自然先在性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的划分原则，就是以是否承认自然界是世界的本原为前提的，凡是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虽然和哲学唯物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上则是一致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提到“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紧接着，马克思又说到，“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3](P77)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优先存在的自然界无论对哲学唯物主义还是对马克思而言都是指无人类干预的纯自然的自然界，是人类史前史中存在的自然界。
其次，都承认外部自然的诸规律和诸运动形式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正如施米特所说，“关于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运动的命题也同样。辩证唯物主义和一切唯物主义一样，也承认外界自然的诸规律和诸运动形式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但是，它自身只有在成为为我之物的时候，即在自然组合进入与社会的目的中去的时候，才成为重要的”。[1](P54)关于外部自然规律和运动的不依赖意识性，在旧唯物主义有着很多的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就以逻各斯对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进行了朴素的论述，到了近代又有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新解释。但是，无论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述也好还是近代形而上学的解释也好，它们的论述都没有走出对纯粹客观意义上的辩证法解读，都属于对人类史前的和外在自然的解释。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所言，朴素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或把握了自然界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或把握了这一现象的具体细节，但是总体而言它们都具有狭隘性缺陷的。[4](P359-363)辩证唯物主义在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的基础上也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和运动是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4](P364)对此恩格斯还高呼道：“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4](P361)马克思也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强调，“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5](P541)施米特在“社会和自然的研究以及认识过程”的一章中也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一般说来，唯物主义意味着认为自然规律并不依赖于人的意思与意志而独立存在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也意味这一点，只是它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他们劳动过程的各种形态才能证实这种规律性”。[1](P100)
再次，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理论，是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前提的。施米特“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乃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这一理论，是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前提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哲学唯物主义，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就不能不认真研究‘马克思和古代唯物主义者们的联系’”。[6](P6、76)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基础。离开物质性的生产，抽象地谈论人和历史都将成为空无。青年马克思在谈及法国唯物主义时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素朴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7](P163、166-167)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当然，哲学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新哲学的重要前提又是经过理论中介的。关于这一重要观点，施米特主要是通过说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来完成的”。[6](P77)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超越
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之间不仅存在着联系，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尽管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新哲学绝不只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它的超越，从本质上讲它们具有异质性。
首先，对哲学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解构和以实践为核心的非本体论哲学的重构。哲学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本体论哲学，这种本体论哲学以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以世界是否是物质的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哲学唯物主义却把这种物质性抽象化，只从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把物质看成是脱离人，与人没有关系的物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种只从客观、直观的角度理解物质的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其实质是隐性的唯心主义，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又强调到，费尔巴哈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相矛盾的东西，“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告戒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为此，马克思在否定哲学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工业)的哲学观。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应该是以“实践的具体性”作为自己的“真正的对象和出发点”的，新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出发点就是实践。施米特对此正确地解释到，新唯物主义“它不想探究‘宇宙之迷’，不想编造‘抽象的世界观’，也几乎不用‘世界观’这种表述。它只想为解除人间的饥饿与痛苦而斗争……任何不能给人带来裹腹之物的哲学，都说不上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1](P33)
其次，对哲学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的超越。自然概念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要理解马克思对哲学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的超越，施米特认为，首先必须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在自然概念上的内在的关系。施米特指出，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然不过是绝对观念自我实现必经的沉沦于物的异己化客观环节。自然物质在时间上虽具有优先性，但在本体论上绝对是理念。费尔巴哈虽然跳出了思辨的唯心主义，“以自然的质的多样性和作为感性的客观存在的人作为课题”。[1](P8)但施米特以为，费尔巴哈只是抽象地反对了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虽然是马克思新哲学的重要基础，但他的自然与人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的前提，费尔巴哈的自然是直接感性的自然，“自然作为整体，是非历史的匀质的基质”。
虽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也包括人类以前的自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但这是在谈论唯心主义本体论上有意义的话题。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看成是永远不变、始终如一的纯自然，这种自然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讨论的对象。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为例对哲学唯物主义的纯粹自然给予了批判否定。马克思指出，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像是人们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强调到，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自然，是一个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一切自然存在都已经被人加工过，是带着人类痕迹的劳动产物。因此，新唯物主义的自然是经过社会实践中介了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的这种人之外的实在”，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在马克思看来脱离实践中介的自然是无意义和不存在的。因此，“一切这种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中”。[1](P14)正如施米特所说“未被社会正确地组织起来的对自然的控制，无论怎样高度发展，也依然从属于自然”。[1](P33)紧接着马克思又写道：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又把实践具体化为大工业，把工业作为人和自然的必然中介，“正是现代工业本身，揭示出劳动的主题怎样和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1](P93)因此，在马克思的新哲学中，自然和历史是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不存在那种必须从‘精神史’来探究的、采取观念衍生形态的纯粹内在一样，也不存在作为自然科学认识对象的完全不受历史影响的纯粹自然。作为合规律的、一般领域的自然，无论从其范围还是性质来看，总是同社会组织起来的人在一定历史结构中产生的目标相联系。人的历史实践及其肉体活动是连接这两个明显分离的领域的愈趋有效的环节”。[1](P43)
再次，对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超越。尽管哲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新哲学都承认自然规律和运动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存在的，但是它们在认识和研究世界的方法上却存在巨大的不同。哲学唯物主义虽然也对自然界作出了辩证的解释，认为自然界本身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但是由于它把自然界理解为抽象的物质世界，没有人类活动作用的世界，因此从本质上讲在这种僵化的自然界中是绝不存在辩证法的一切要素的，更谈不上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离开了人的实践的自然界是无辩证法可言的。新唯物主义的自然界是人所中介了的自然界，一方面，这种中介了的自然界是辩证法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自然规律的存在只有通过人的活动和劳动过程的各种形态才能被证实，“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来，辩证法只有作为历史的方法才是可能的”。[1](P181)施米特在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批判之后指出，“由于人逐渐地消除外部自然界的疏远性和外在性，使之和人自身相作用，为自己而有目的地改造它，自然辩证法才存在于人变革自然的活动中”。[1](P57-58)尽管马克思在新哲学中很少明显讲述辩证法的内容，但新唯物主义无处不内涵着辩证法的要素。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仅改变了自然界，同时也改变了人。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个辩证法的宝库。
第四，对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超越。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都认为自然界是认识的基础，把自然界作为认识的源泉。但是，不同的是哲学唯物主义过分地强调了这一点，仅仅把认识论看成是反映自然界的一面镜子，成了单一反映论。马克思不仅强调了认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且更注重了认识对自然界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在认识论上，自然与其说是“给予的东西”还不如说是“被人改造了的东西”，人的认识和自然界是完全统一的。对此，施米特正确地评价到，“关于世界的可认识性问题，它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在世界是人的‘产品’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实践不仅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也是认识的基础，社会实践把认识的诸要素统一了起来。“人在劳动中既作为感觉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发挥作用，又同时作为主体唯心主义者发挥作用”，[1](P129、120)既遵循唯物主义的原则，必须面对感性的世界来证实自己，又遵循唯心主义的原则，发挥主体的能动性。
新哲学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超越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历史与世界和共产主义等领域也都存在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彻底变革。总之，新哲学不是部分地一个一个地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变革，而是对其总体上的彻底革命。
四、新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及施米特理论分析的意义与局限性
新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它的一般性在于它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基础，没有远离唯物主义的根基。而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它的最大特点则恰恰在于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彻底解构了哲学唯物主义，打碎了其抽象框架，重构了实践唯物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超越本身使新唯物主义具有伟大的革命性。新唯物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哲学史上的第一次变革，而且在现实性上也具有改变社会的革命功能，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61)
(一)新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实现了哲学史的第一次总体性变革
新唯物主义不仅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超越，而且也是彻底批判唯心主义的结果。正如哲学唯物主义只是从客观方面认识事物一样，唯心主义则只是片面地从主观方面发展了人的能动性，因此，无论哲学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看到实践的重要性，都不懂实践是人类和自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不仅对一切旧哲学从形式上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的完全创新；不仅破除了哲学唯物主义本体论体系的狭隘性，而且实现了以实践为核心的新世界观体系的重构；不仅在辩证法上摈弃了哲学唯物主义静止、孤立和片面的形而上学性，还在认识论上实现了单一反映论向自然界与认识论统一的飞跃。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以现实为立足点和归宿，把实践作为理论的核心，去构建新哲学。施米特所重提哲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联系与区别，一方面，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的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历史性联系，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革命性变革，从根本意义上找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命缺点。在施米特看来，东方学者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错误在于，这些人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新唯物主义理解为哲学唯物主义，不但把哲学唯物主义的自然物看作马克思新哲学的本体论前提，而且还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哲学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施米特在分析哲学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关系的基础上，正确地阐述了新哲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一种新的理解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施米特高度重视马克思成熟经济学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真精神的经典研究著作，站在经济学的高度来分析新哲学，打破了“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同时超越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神话，以历史发生学与文本学的研究方式开创了一条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本象与当代意义的思路。施米特对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基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经济分析之上的。在施米特看来新哲学总是“试图根据人的劳动状况的客观逻辑来理解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的结构”。[1](P19)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总体性革命意义就在于：马克思哲学因坚持自在自然存在的客观性、第一性，而与一切哲学唯物主义相联系(同时也与一切唯心主义所区别)，这是马克思哲学不可动摇的唯物主义前提；马克思哲学因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法所蕴含的能动的批判的精神，形成了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化自然概念，从而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直观而静止的自然物质本体论，所以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重大的飞跃；马克思哲学因提出并阐述了“历史自然”的概念而超越了近代人类中心论和全部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而具有高度的当代性意义。马克思哲学的自然概念的鲜明特征就在于，它并非笼统地坚持其客观性，而是指出它的被扬弃的、被实践中介化了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唯物主义内涵。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经典原象”表现为，它是以“历史的差异化”(而非“本真统一”的生存体验或“世界统一于物质”的静态本体论诉求)为终极视野的、“多维透视”的辩证法，是一个不断自我扬弃而形成的多层次的历史—逻辑提升与展开过程。
第一个层次与视野是绝对的永恒的“自然先在性”，这是一个未分化的、前历史的、前反思的、非对象性世界。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自然本身(或自在自然)固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前提，但它并不能因此就非历史地、无中介地直接构成哲学的起点与基础，更不是哲学直接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哲学不是物质本体论。第二个层次是在扬弃“自在—自然先在性”基础上所实现的对自然必然性王国的历史性突破：作为人与自然间相互构成的关系与历史过程始基的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理论逻辑体系的起点，总体性认识论的历史逻辑起点。但马克思哲学并不是抽象的实践本体论。第三个层次是从一般实践概念中提升出来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关系，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真实起点，也是马克思哲学整个理论体系的原发逻辑形态、初始视野。第四个层次是在扬弃社会生产一般概念基础上所显现出的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总体性生产与再生产，即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支配力量，它是马克思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核心与方法论上的主导逻辑框架。第五个层次是实现对经济必然性王国的历史扬弃的自由王国，即实现人的历史主体性与自我解放，这是人类历史的最终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关怀”。
复言之，这种多维透视的历史辩证法展示出一种层次分明、方向明确的递进上升关系，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扬弃与上升的过程：绝对的永恒的历史前提(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具体总体的历史起点与基础(实践)——深层历史的逻辑构架(物质生产)——特定的主导的历史逻辑结构与社会现实现象(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总体)——指向未来的批判的历史目标(自由王国)。但无论如何，自在自然的先在性、人化自然的实践性与历史自然的规律性，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动摇、不可消解、不可还原的唯物主义前提与基础。
(二)新唯物主义对现实的革命性
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革命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改变现实的功能。新唯物主义对现实的革命意义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现实革命来实现的，新唯物主义的目标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哲学，一方面，由于它走出了旧哲学的抽象天地，迈向了现实的空间，使它具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已经历史地证明了新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三)施米特思想的局限性
尽管施米特对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解在很多方面极其深刻和准确，他的很多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并且他的独特的思想内涵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时代和研究方法论的局限，细读文本我们也不难发现施米特的思想还存在着某些不足。施米特在强调马克思自然概念是完全异质于哲学唯物主义的同时，他又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与哲学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的关系。一方面，施米特在反对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同时，强调“的确，马克思分析的主要课题之一，是突破被强化为物的经济现实的外观，深入到隐藏在它后面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在这里施米特的分析是无比深刻的，但是紧接着他又说“已如前述，这时这些关系对马克思说来，决不是最终的东西……”。[1](P66)施米特虽然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关系本质，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原则，但是他的社会关系绝对不是最终的主张，认为社会关系的背后是自然物质，又使他隐性地回到了自然物质本体论。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施米特看到物质变换是一个双重的过程，既自然被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自然的人化是施米特对马克思的正确解读，但人的自然化的说法却存在问题，这一命题直接导致施米特走向社会存在的退化，即由人类劳动附加在自然物质上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固定化在客观物质上的，一旦这种社会形式被消解，社会存在就重新退化为自然物质。这里施米特认为人、劳动和社会历史最终都要复归于自然，社会存在最终都退化到自然物质，因此，从本真意义上讲他否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而转向了自然物质本体论。此外，施米特虽然重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哲学新精神，却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关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东西，却并没有真正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层次根本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On Marx’s Transcendence over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His New Materialism
——A Review of “Marx’s Natural Concept” by Schimitt
LIU Wei-chun，LIU Huai-yu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3，China)
[Key words]new materialism；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Marx’s concept of nature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in the 20th century，the relation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remained a controversial issue. Traditional Russian textbooks had over emphasized the sameness and relevance of the two，claiming that new materialism was the highly developed basic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materialism. Thus，new materialism was being over simplified while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as neglected. Contrary to the ideas expressed in the Russian textbooks，Marxists in the west merely elaborated on the heterogeneous character of new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claiming that new materialism was a direct negation of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Thus，the internal link of the two was denied. The authors hold that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of new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correctly is not only necessar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but it may also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new materialism. While new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are related，they differ in some aspects.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i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new materialism，but new materialism has surpassed it at a higher level，leading to realization of the first theoretical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transcendence has also predicted a great revolution of new materialism against reality.
[责任编辑 孔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