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的身体状况一直是令人担忧的，我自2005年5月下旬与霍尔始有鱼雁之交，到2007年3月收到一封由他人代写的邮件，告之霍尔被送入了医院，无法亲自回复信件之后，便与霍尔中断了常态性的联系。其后，因与戴维·莫利约定一起主编霍尔的文集，有关霍尔的消息便均是借助莫利这一中间渠道获知的。前几日搜检莫利较近的邮件，见有一封发自2012年12月的来信，告之霍尔当前身体略有恢复，因此他可以在几周内见到霍尔，与霍尔一起最后讨论并确定其文集的编目及宗旨。而至此竟然再无下文，想必状况不是很佳。直至去年圣诞节之夜，在互贺新年的通信中，莫利说要告诉我一个“坏消息”，霍尔在最近几月内身体已极度虚弱，“had a rather rough time”。最后是今年2月10日夜晚北京时间9点多（伦敦时间下午1点），从一位朋友匆促的信上得知，霍尔已于当日病逝于伦敦，遂上网急速搜索维基百科，见霍尔的词条已被修改，赫然记着：Stuart McPhail Hall （3 February 1932—10 February 2014）。
一、霍尔的清单
最近一些年来，国际学术界遭遇了与多位大师的诀别，如2004年德里达去世，2009年列维斯特劳斯去世，然后是今年的斯图亚特·霍尔，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下半期最有影响的三个学派，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尽管每个学派之中均不乏大批卓有建树的学者，但人们也习惯于借助某些标志性符号去识解一个学派的系谱，以显示出一代宗师在为学派垫基铺石、构设框架时的特殊地位。也正因此，当霍尔，这一文化研究谱系中最为光耀的符号陨落之时，人们也会不禁而叹，这一给20世纪下半期国际学术带来最大冲击与影响的思潮是否会因其宗师的隐遁而声浪远去，或者，是否也印证了“理论之后”我们将可能遇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贫乏？
当然，在此之际，人们更多地还是关注对逝者的思想与学术评价，即中国人所谓的“盖棺定论”。霍尔去世之后，国际上多种媒体都在报道的标题或内文解说中，尝试性地或断论性地给霍尔的名字前标示一个荣誉性的称号。如伯明翰大学网站登出的讣告中称霍尔是“伯明翰大学最杰出的学者”，而其他的公共媒体则称霍尔为“多元文化主义之父”“英国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新左派的主教”（high priest），等等。这些看似比较混杂的冠名，也代表了对霍尔成就的不同认知，但如果加以某种归并与分疏，大致指向的仍是霍尔两方面的活动，即作为政治领域的新左派领袖与作为学术领域中的文化研究掌门人，如在去年英国资深导演阿克姆弗拉为霍尔制作的影片《斯图亚特·霍尔的工程》（The Stuart Hall Project）中，便是以这种双线并轨的方式传递其视像叙述的，也表明了霍尔的两种事业是难以遽然分开的。当然，两方面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下面我会进一步谈到），而且，从学院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一般都会更多地从文化研究的层面上来领取对之的认同，为此也反映出当代学人对待学术与政治所取的不同态度。
前几日与一位友人交流，一同细数霍尔的身世，其中我们讨论到的一个重要话题，便是霍尔的一生究竟提出或阐明了哪些思想与理论范畴，以至于使其可以将自己不是泛论式的，而是在经受严密的“专业”鉴别之后，嵌入当代学术思想的效果史之中。尽管对霍尔成就的鉴别需要有些例外，比如，他不单单是作为一位孤寂的学者在自己的本文中耕作，而同时也以领袖者的身份组织与引导了一系列重大的话语事件，比如，新左派运动、CCCS（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亚文化研究、“新时代”论争、反撒切尔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因此而会比一般的学者多出一个可附加认定的序列，并将这些一并纳入其思想遗产的谱录中。但是如以一位学者或理论家的名义衡量之，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是能否在其著述中拣出一些可归属到其名下的独特的概念，这些概念或范畴既是搭建作为“孤寂”学者宏观思想屋宇的一些支柱，更是后来的学者用以分析世界与文本可借用的犀利工具，比如，提到福柯，我们自然会想起以他为标志的那些概念范畴如“规训”“权力”“知识考古学”“话语”等，提到德里达，会想到“延异”“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铭记”等，这些概念大多并非由其最初举用，也非其后就没有扩展性的论讨，但它们却只有在经过某位宗匠的创造性拿捏，并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光亮之后，才获得了解析与流播的力量，成为一代知识世界通用的“语言”。那么，霍尔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检验吗？
我个人以为，至少有以下6个概念术语可以添加到其学术清单之中，这就是“霸权”（hegemony）、“接合”（articulation）、“编码与解码”（encoding/decoding）、“流散”（diaspora）、“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在有些中心概念下还会衍生出一些次一级的范畴。
1.“霸权”的概念尽管最初见之于意大利政论家葛兰西的论述，但其意义则长期以来尘封于原来的著作之中，直到60年代传入英国之后，才在文化研究的话语系统中逐渐被构形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命题，其含义为此也获得了新的补充与扩展。虽然较早也有安德森、威廉斯等的证用，及后期像拉克劳、齐泽克等将之置于各自理论体系的重要位置，但却是在霍尔的强力推释之下（及其领导的CCCS团队的大规模演绎之下），才成为文化研究或国际知识领域的核心概念，并借助一场被称为“葛兰西转向”的运动而为世广知。诚如学者何磊所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霍尔对其他理论（加入其他理论使之发生新变）的借鉴与运用，葛兰西的理论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也不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与葛兰西，也包括安德森、威廉斯等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均有不同，“霸权”在霍尔那里，除了仍具有不同社会力量通过协商而建立“共识”的含义之外，更将之转换为了一种具有结构性（话语的与历史的）、移位性、日常化、多层面化（不再限定在政权形式的范围）等含义的命题，由此也更适用于对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
2.“接合”，在英语中既有“表达”的意思，也指一种关联性的铰合，即不同异质元素之间在特定条件、语境下的“链接”。这一概念也曾为阿尔都塞模糊地提及，然而却在霍尔的论述中获得了充分理论化的展现。在早期文化研究对经济决定论质疑的启发下，霍尔使用“接合”的概念对“决定”/“非决定”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抽象化的思考。格洛斯伯格后来对之的解释是：“接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为活跃的关于决定这一概念的认识；不像相互作用或共生观念，这种决定描述了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但又不同于因果性的观点与单纯的决定观念，接合总是复杂的……”也是可以被不断附加与转移的。由此可以看到，这一解释不仅突破了古典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决定论与二元对立的思辨模式，也修正了福柯的那种简单化的权力理论（如霍尔以为福柯只强调差异而未及差异的链接）。接合既然体现在普遍的生活世界中，因此也可以扩延至对诸多差异间关系的解释，比如，后期便被霍尔用之于对后身份理论的构建。
3.“编码与解码”的概念，原为霍尔1973年一篇发表于CCCS所办的“蜡印文件”上的论文题目。针对当时在媒介批判领域甚为通行的意识形态与结构主义观念，霍尔将“解码”的概念插入了对整体传播流程的解释中，提出编码的意义是受到读者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解码活动制约的，由此也就引出了另一个新的概念，即“解码三说”，同时也开启了文化研究中“受众理论”的先声，并使得“文化循环”论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命题，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生论、政治经济学传播学、实证主义传播学派等所设置的限阈，对国际媒介理论的革命性转向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当然，霍尔对媒介研究的贡献远不止于个别概念的发明，而是通过他的一系列论述在此领域内比较完整地开辟出了可以“文化研究”命名的一个新的亚种，因本文只是限于命题范围内的梳理，对其他问题就暂时搁置不论。
4.“流散”，国内也有译成“旅裔”等的。这一概念应当与霍米·巴巴对“双重身份”与“混杂性”的论述有关，但是霍尔却将相关的这些论述均涵容在“流散”的命题之下，为此而提供了一个更具黏合力与限定性的话语“构型”。此后，在吉尔罗伊、罗宾·库恩、布拉哈等的继续推演下，遂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个流通量甚广的词语。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相比，如果前者主要是在二元对峙的前提下展开的，对西方对东方的知识/权力建构方式所做的一种概括，霍尔的流散一语则特指在殖民过程中于确定的地理空间上形成的不同种族间“杂交”的侨易经历，因此两概念所指涉的界面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论述区域与理论贡献。
5.“多元文化主义”。据一些资料反映，霍尔的多元主义思想在50年代主持《大学与左派评论》期间即已初步形塑，在当时，这一观念似与威廉斯的“共同体”提法有类似之处，主要指称一种各个体、阶层、阶级之间的多元共存模式。80年代后，随着新的身份运动、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同时也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显然已有变化并处在扩延之中，偏指由种族、性别、阶级等身份标识组成的各差异性征象。尽管如霍尔自己所说，“多年来，‘多元文化’这一术语的确业已意味着一个扩散的、非常富有弹性的、模糊的、永远不得要领的领域：一片狼藉，包罗万象却找不出头绪。它涉及五花八门的政治策略”，但是霍尔的阐述仍然给予了这一概念一种特殊有力的意义维度，在将多元文化视为是对“整体社会属性”之描述的前提下，霍尔在肯定差异性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一种“复杂重叠”的关系，在指出全球化结构中占据“统治性”位置的同质性渐次加强的同时，也尤其关注“差异性的次增值”，及从抵制性“缝隙”中散发出来的创造性力量。其实霍尔自己曾明确地表示将“多元文化”视为“主义”，容易导致一种僵化的政治信条，但麦克罗比在对霍尔生平的分期中，却仍以“多元文化主义”概括其最后一个阶段的思想，许多人也将“多元文化之父”的称名加之于霍尔。
6.“撒切尔主义”，是霍尔在1978年以来所撰的一系列文章中，对代表英国新右翼方向的撒切尔思想所做的一个浓缩性表述，后者的思想核心也被称为“威权民众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在霍尔看来，撒切尔们提出的这一巨大工程，其目标是在国家的各个层面上消除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刻下的痕迹，通过自由市场与民众动员的方式重建一种以个体竞争为基调的社会运行模式，并借此而牢固地确立起一种能够统合所有分散与流动的政治力量的无形霸权。霍尔因此也成了撒切尔政府，及后来戴着“社会民主主义”伪面而暗中兜售撒切尔主义的布莱尔政府（见麦克卢比的分析）的最为强劲的挑战者。从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霍尔的这个描述也可以看作对全球展开的新自由主义属性的一种精辟概括。在这样一个层面上，霍尔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可视为是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政治处于对冲状态的，一种以边缘性位置自居的话语选择。
当然，所有这些简易化的概念标识及对之的说明也只是曝露于地表上的一些茎秆，均可循之而抽出隐埋其下的一个细密与庞大的语丛。同时，霍尔的言说系谱中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无阶级性”“文化主义”“新种族”“表征”等，无疑也是十分精辟及流播甚广的，但是否可将这些范畴添置于其学术清单的首档，则取决于预设的标尺，及需要给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考认。在此，我也想给有兴趣的学者留下一个共同探讨的空间。但仅据如上所举，也足以能够见出霍尔是如何将自己推向当代批评性话语生产之旋涡中心的。
二、走向“第三空间”
霍尔最初接受的教育打上了“文学批评”的烙印，这也是50年代之前英国最为时髦的一门专业，此后，他的研究长期涉足媒介研究、哲学理论、社会学等领域，并受到这些学科学者的景仰，比如，他就曾在90年代被推举为全英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但是他又无意成为某一学科门类中的专家，而是将自己的事业托付给了更为宏阔的历史奔流，即新左派运动与文化研究。这两种思潮几乎同时起锚于50年代中期，与霍尔一起涉身其间并获鼻祖之称的有E.P.汤普森、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及稍后的佩里·安德森。但是很显然，霍尔在后来的影响均超过了当年与他车辇同行的伴侣，甚至被冠以两大领域之“父”的美称，除了一些可归之于年岁、时机等方面的原因，更与各自所选择的理论路向有关。
新左派的出现纠结了太多的起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战后欧洲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这些最初的先觉者都在思考如下的问题：当百年来的“革命主体”在和平过渡的演化中业已消失，民众普遍地默认了眼下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之后，未来对主导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是否也应当有所改变。根据各种回顾性著作所述，作为统名的早期新左派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更像是一种思想近似的讨论空间或氛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论述要点。60年代初之后，又主要地形成了三套规划并行的格局，即以汤普森为首的“人道主义马克主义”，围绕着安德森主持的《新左派评论》而构成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及以霍尔为首的“开放性的抵抗政治”。三者都属“非正统的和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并均试图以“文化”为中心来重组知识左翼的思想条理。然而汤普森的话语策略明显地偏向于从前社会主义，即本土的劳工运动的历史中来发掘批评性的资源，通过引入人道主义的理念去重饰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的思路则主张放弃本土经验的狭窄性、碎片性，通过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为整体化的理论主义，打造出一个以知识精英批判为主导的工作方案。借此可以看出，虽然新左派诸家的分析路线均为左翼思想的重建提供了大量积极的建议，然而汤普森的局限恰恰表现在对历史的沉迷与乐观，以至于无法察知社会转型的不可更改性；而安德森的不足则表现在对理论的崇尚与执迷，将自己的兴趣过多地集结在抽象知识的作用上。霍尔的话语策略尽管相对带有较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正如霍尔在1958年发表的《无阶级感》一文中陈述的，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随着社会及资本的运行模式已从以生产为主转向以消费为主之后，批判性政治关注的中心及对抵抗力量的获取也应相应地移向消费社会与更为广大的日常生活领域，从对社会场域的介入中探寻进发的路线。而这一点也是与霍加特、威廉斯当时的思考方向基本一致的。可以肯定，同时也是站在“后来诸葛亮”的位置上看，正是霍尔的这一思想，而不是汤普森与安德森，紧紧地抓住了历史转换的脉络，并且能在70年代之后以转接的方式将之带入未来的进程中。
再来比较一下文化研究序列上的几位创始性人物。霍尔与霍加特、威廉斯可谓差不多同时成为文化研究的最初涉水者，并均将社会的变化引入自己的论述图绘中，以“日常生活方式”作为探查社会隐性结构、各种关系纠缠、权力博弈等的一种新的路径，但是除此以外，他们的起点仍然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霍尔并未受到文学批评对之的过多羁绊，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社会理论的优先关注，从“文化实践的整体领域”入手设计自己的工作规划。而威廉斯，尤其是霍加特则始终未能摆脱对过于浓厚的文学情结的依赖，与早期利维斯主义的激进文化防御策略有着某种关联。这点也可以从霍加特建立CCCS中心的初愿（可参见霍加特有关中心创建的演讲词），及威廉斯持久地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给文学研究留有不可割舍的位置等看出。从而使得霍加特最终难以在CCCS中心获得普遍的支持（当时已对他有很多非议），只能以抽身的方式离去，而威廉斯初步设想的整体“社会”观及对“整体生活方式”的陈述，由于还是被归结到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情感结构”之中，也无法适应与跟上不断扩展了的文化研究方案。从以上的现象中，我们或许也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启示，即文学一方面是如何有助于一个学者建立一种边缘性批判的视野，及使他们能够借助对世界的日常性感知去敏锐地发现社会变动的涌流，但另一方面也会妨碍他去穿越社会整体性的坚硬外壳，由此也将社会政治的复杂性、多面性稀释在了文学的透视镜之前。而正是这些不同的观念定位决定了，是霍尔，而不是霍加特与威廉斯成了文化研究后期的引路人。
社会关注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新左派与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的叠合是明显的，这种叠合不仅反映在人员的交错上，如新左派最初两大团体的领袖汤普森与霍尔均同时也被视为是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霍加特未直接参与新左派的活动，然威廉斯则一直以来不仅在精神上给予了新左派积极的支持，也是新左派杂志的最为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同时，这种叠合也反映在思想的传接上，而此主要还是由霍尔来完成的，通过对霍尔两阶段思想的考察，是完全可以将这种连贯性清晰地勾描出来的。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断裂”，因此又不能将二者不加区分地等同起来。这种断裂，与作为大学建制的CCCS中心的成立有直接的关系，很显然，中心并不是作为一个新左派的附属团体而存在的，而是自具一些新的话题目标，此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研究”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在这里，“研究”的提法有别于社会与政治“论争”，被赋予了某种准学科（也是跨学科）的含义，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规约着中心成员的探索路向，使之不再向漫无边际的政治诉求蔓延，在另一方面，也使学者们常态性地更趋向于对精细化工作的追求。CCCS中心毕竟是教学与知识生产的机构，而不是一个政治江湖或沸腾的大众群议的替代物，这也能从中心建立以来的课程与报告中看到，像社会学、符号学、人类学、哲学理论、文学批评等学科研究的文本已成为学员必修的内容，并促使学员对其进行严谨的探讨。为此也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效果，即将前期新左派时期的“社会批评”转化为了“知识批评”，在社会公议与学科研究之间构建出了一个具有强大知识生产动能的“第三空间”。
社会关注至此而言，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研究显然已无法以早起新左派的理念比附之，而是在逸出新左派的航路以后放缆而去，尤其是在后期向国际学域扩张与泛化的过程中投放出了巨大的多义性，远远超出了以政治言述为相对单一目标的新左派思想间架。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像霍尔本人，常常地还是会游弋在两大潮流的某些交叉点上，如在对撒切尔主义与布莱尔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批评中艰难地，同时也是执拗地维持着左翼政治固有的锋向，并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话语建制，纠合新的知识与社会力量，开辟了一条“新新左派”（“后新左派”）的道路。
三、不是赘语
90年代之后，霍尔的名气随着文化研究在国际上的迅速传播而日渐增大，甚至于几乎超越了目前存活于世的所有学术达人。同时，对于这样一位站在思想浪尖上的人物，他所遭到的批评也会远远多于一般的学者。对于这些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其理脉上入手的批评，另一是从其理脉以外的批评。我想，这些也都可以构成对霍尔遗产的一种“注释”，没有必要回避之。就霍尔本人来说，温迪·布朗就曾提及，“霍尔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那种激烈的宗派主义情绪，避免左派激进主义者最为擅长的责骂与对骂”，由此而显示出他对待事物的一般性态度。而事实上，他也通过自己“移动的体系”，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自纠与重新起步，恰如他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上所表明的：“没有担保的马克思”，这同样可看作为他自己思想所下的一个注脚：“没有担保的霍尔”（这也是由吉尔罗伊等所编的一本霍尔纪念文集的书名）。他为自己确定的说话位置，基本上是一种“台下人”的角色，因此他主要的工作便是“陈述”与“揭示”，尝试性地提供判案的线索与方案，或对已有的结论提出辩说与质疑，而不是站在虚拟的判决台上以“立法者”的身份发布条律，去构建出一个绝对论的思想体系，以之视为大同世界运行的某种公则。
思行于此，我又一次想到霍尔曾几度提及那句话，即“智性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似乎也有必要对之再做一点解释。这段话里的“悲观”，联系到霍尔的理论，我想主要是指当代人所遭遇的是一种无形的“霸权”，一种在吸纳了所有多元性之后而组合起来的形式化力量，在这个超级模式之前，任何个人的智力或有限群体的智力都会显示出它的无力。在此情况之下，接受一种悲观论的立场，也就是保持对自己理性有限化的清醒意识，及某种必要的“谦逊”。但是这不等于可以放弃，因为在无形霸权的扩展中，仍然可能寻见无数细小的缝隙，并借之而投入抵抗的潜能，这就是由意志产生的“agency”，为此而保证一种责任良知的尚在。同样，在强大无比的自然法则面前，个人也无法抗拒“去向于死”的悲剧，然而却可以借助生命在每一刻时光中的闪跃去证明“向死而生”的尊严。这——或许也可看作霍尔留下的另一份遗产吧。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