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音乐古老而又韵味深长。我们若是将出土的乐器按照测定的年代、或文献记载的时代进行统计的话可以发现，我国音乐的源远流长勾勒出了古代音乐史独特的文化价值。本文基于王子初老师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就音乐考古学角度出发，略论一下中国的古代音乐。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乐器中国古代音乐
一、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地位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是第一部专业的音乐考古方面著作，在中国音乐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先生的这部巨著，对于研习音乐史的人来说，分量异常。此书不但详细地介绍和研究了我国古代各个时间段的音乐文物，还系统地讲述了关于音乐考古学的理论基础。
在通过考古学对我国古代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及对古代考古与现代考古学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这个学科在基础理论的建设、专业人员、研究方法的累计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不成熟。考古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主要包括一些考古人员挖掘的古乐器，但是研究还局限在它们本身所带有的信息上。研究直到近代的王国维学者，意识到把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历史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在学术界，还是没能从根本上彻底摒弃了从北宋延续至今的将音乐文物视为“古玩”的研究习惯。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复在古音乐研究领域就有着令人瞩目的贡献。具体来说，他是我国首位开展研究天坛和故宫典藏音乐文物的研究者，其对古音乐测音的研究让研究界的研究方向转向了音乐性能上来，从而开始了新时期音乐文物的研究工作。从此之后，一些新型的音乐研究结论相继被提出，从而让部分音乐史学的研究学者逐渐意识到单从文献研究入手的话还有着较大的局限性，慢慢地，这些学者就开始注意到了考古界的动向，同时，还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融入到了音乐史学的领域中来。对于音乐考古学的地位来说，它是我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同时也是学术界转变研究方向的一个切入点。
自上个世纪70—80年代湖北的曾侯乙墓、河南贾湖的骨笛相继被现世挖掘，我国音乐考古学开始飞速发展。近年来，一个又一个的音乐考古被发现并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山东洛庄汉乐器坑、河南叶县和枣阳九连墩出土了大量的先秦时期的文物。这些具有巨大音乐研究价值以及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宝库，为音乐学家和考古专家在新时期的研究建设该学科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从国内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来看，先有1985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后有1989年的武汉音乐学院，乃至今天多所专业性音乐院校，相关学科的设置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在音乐考古的新力量培训中，长期缺少一个较为系统的专业基础，而这就较大地阻碍了音乐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出版，音乐考古学迎来了一个突破的契机。
二、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内容
从内容结构上来看，《中国音乐考古学》共有十章。首个章节为绪论，主要对一些音乐考古学的基本概念进行论述，比如定义、意义、相关学科等等。在历史和考古界，对于音乐考古学以及其独立性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更甚的是，一些专家在音乐领域对此有疑问。这本书明确定义的主题是“音乐考古学是一门通过考古为手段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古代音乐的学科，这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的定义和研究目标在音乐考古学中已经清楚的阐释。本章还介绍了我国音乐考古学的形成历程，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音乐考古学与文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音乐等学科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然后根据时间的变化，全书将中国音乐文化分为史前时期、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几个不同时期，讲述其不同的音乐风格特征。第七章运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遗产分类的叙事性写作，每一章节具体展现为充满更加具有历史特色的时代特征和音乐特征。在音乐考古学的总体框架中，分别描述了音乐的类型，每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是最具特色的。例如，本书通过对史前考古资料的分析，表明人类遗骸的遗物主要是乐器，有些则是具有一定音乐性的生活工具和制作工具。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大致和音乐相关的骨哨、骨笛、陶埙、陶岭、陶铃、摇铃、鼓、磬等。笔者认为，这些文物多为陶器或骨石，客观反映当时的社会条件：新石器时代的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工具主要用石材研磨，而制陶已广泛应用；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正是在这一时期的音乐考古学是最重要的成果。
此外，这本书详细描述了秦汉时期，其中最具意义的音乐考古学事件莫过于本世纪初在山东的济南章丘洛庄地区古墓出土的乐器组。洛庄汉墓发掘是中国音乐考古史上出土乐器数量最多，规格较大，一个汉代墓葬，同时发掘出土的一套汉代编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的一套汉代编钟。汉代十四大专用乐器墓葬坑的出土，填补了我国汉代音乐考古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了解汉代社会音乐生活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一般学术界认为，以“一钟双音”技术为核心的先秦钟声技术，如钟声调整技术、音量和音调、关系计算等等，这些高文化和高技术知识在秦汉时期已丢失。而洛庄的钟声则体现出了双音的出色表现，而且规模准确、完整、美妙的音色，既可以演奏古代的音乐，对于现代音乐的演奏也极具表现力。这对于音乐考古界以及音乐史学家的“双音技术以铸造技术为核心的先秦秦汉的钟声已经失去了”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三、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的古代音乐
在加工和保存这些音乐文物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文物的材质问题，同时还需要考虑音乐、音响等相关学科问题。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断代法的使用首要考虑因素就是音乐文物的相对年龄，它主要通过队列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比如说，从商周的祭祀音乐，钟磬乐悬制度未有大的改变，中古秦汉时期歌舞音乐文物的出土，近代戏曲音乐文物的出土，这种古音乐文物的历史阶段性形态一直未有大的改变，但其深入研究因其理论还不够完整和系统，文物出土的数量以及时期链的缺失，使得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以及学科建设有待进一步努力。作者不仅对音乐和音乐学的学术意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而且也对这种方法和设备的基本操作原则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些都为音乐考古学，甚至是中国的音乐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现实途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虽然国内音乐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在理论建设上却比较缓慢。现阶段，一方面我国的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人员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从国内研究者的数量上来说，较少的研究人员基数，让他们在研究不断出土的文物以及资料时，未免会显得力不从心，这必然都会拉长探索音乐史规律的时间。
小结
从马王堆、贾湖遗址、洛庄、九连墩等乐器的出土来看，音乐的一系列考古重大发现再次证明音乐考古学的发展，往往是中国音乐史的进一步发展。在学科建设的早期阶段，一点一滴，取得的成果是值得称道的，对音乐考古学家的第一步，为以后打开的方式，他们的经验，探索和创建主题以后的显著发展。接班人经过不断的努力，其深刻的意义表明了这些事情已经开始。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音乐考古专家可以继续推出高质量、高标准的专业作品，并有助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
（责任编辑伍益中）
参考文献：
[1]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11月北京第1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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