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是李济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成立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0年之前，他由清华学堂选送留学美国，5年里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有人自此习惯性地称他为“Dr.李”。
■“中国考古学之父”
1923年回国后，他在南开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之后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资历稍浅，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任“特约讲师”，但月薪400元鹰洋、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间的“标配”，与四教授持平。
李济拿的是人类学博士，但他一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是考古。按他自己晚年的说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人类学家转为考古学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后来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同时也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选择他领导考古组的重要原因，他需要一个受过西方田野工作训练的人。
1928年的第一次试掘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次试掘跟盗墓差不太多，就地往下掘坑，只顾捡拾甲骨，其余一概不管。李济从第二次开始领导了发掘工作，此后，他的名字就跟殷墟连在一起了。许多年后，殷墟发掘在中国社科院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高居榜首。
从1928年起，他们在小屯、后冈、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在殷墟这所大学校中，李济和后来加入的中国第一个读正规考古专业的学者梁思永（梁启超之子）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同事和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和台湾史语所所长高去寻，一个时期内两岸考古界的几乎所有领军人物。他们的发掘证实了商的存在，中国的信史得以上推数百年。
■“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国共之争的战线不断南移，1948年年底，南京已是风声鹤唳。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受命参与押运。在他看来，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都无所谓。几年前，共产党的朋友俄国人打进长春时，溥仪带去的故宫国宝被劫掠一空，这种事不能再发生。所以，文物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这种近似“没有立场”的姿态，为他招来一些骂声，不少来自昔日师友。
李济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诉儿子李光谟：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在共和国，李济的名字逐渐销声匿迹，偶一出现也是在“批胡适”、“拔白旗”等运动中作为靶子之一。他主持殷墟发掘的功绩当年曾出现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后来就只剩下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
■ 失去田野的考古掌门人
自1928年在广州创立，史语所二十多年里辗转迁移了9次，最后一次变动最剧，从大陆迁到了台湾。对此傅斯年态度极为坚决，史语所“搬家”搬得相当彻底，图书、仪器、科学标本及大部分人员，都追随他到了台湾。
当时，学术界与教育界“全都属于逃难的阶级”。史语所那些图书、仪器、标本，安置在一个火车站的破旧库房里。尽管“中研院”已大幅“减员”，但此时蒋先生的政府自顾不暇，照顾这类学术机关实在既无兴致又无能力。幸而傅斯年“应征”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彼时台大在日本教授撤出后正缺教书人。他就势把来台的几乎所有学者及教育界人士聘到台大。
这样一来，空虚的教席被大批著名学者所充实，后者的衣食之忧也稍获缓解。李济应邀在台大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使训练职业考古家第一次列入中国大学的计划，但这位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已然失去了他的田野。
■ 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
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李济当了10年。
李济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为考古人类学系创立了一个优良传统，并通过师生关系把这个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同时他也是一个“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本系的学生，最初两届出了李亦园、张光直等人，此后逐渐令人失望。
他生平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在大陆成了共产党“又红又专的考古家”；一个是张光直，台大毕业后去哈佛读人类学——和老师当年一样。李济面对他就像父亲面对儿子，严厉中饱含寄望。他希望出国的学生能陆续回到台湾，“我想我能安置他们”。对寄望最多的张光直，更是在信中屡屡催促。
但史语所“将近十八万卷的书，卅万张以上的档案，二万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万件以上的考古标本，等等”，终于没有等来那个他寄望最多的得意门生。196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张光直投奔了耶鲁。
■ 决定命运的精神负担
当年的伙伴或留在大陆，或远走海外，或改行转业，对李济而言，整理出版殷墟的研究报告是一件无法移交的“精神上的负担”，“若是有一件事，决定我的卅年来的命运，也就是这一件事”。
1955年，董作宾因为生计问题去了香港，李济接任了史语所所长，也许出乎他本人的意料，这个所长一做就是17年（卸任后为“终身研究员”）。1970年代中，李济怀着歉疚的心情说，“我们还未做到我们应当做的一切。”事实上，他所主编的4册论文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在他生前也只出版了一册。但他无疑已经就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后来张光直这样谈论老师，“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的职位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
他的晚年无疑是寂寞的，和陈寅恪、钱穆一样，他的眼睛和腿脚也出了问题。他在给学生许倬云的信中慨叹：“世事日恶，不知终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年轻，或许会往乐观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实在看不见出路。”
半个月后，8月1日，李济突发心脏病，离开了这个他越来越觉得疏远的世界。那天，正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有较大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