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5年中，和许多领域一样，中国文博界最重要的主题莫过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不令人意外地成为本年度文博出版、研究的重点，频频出现在各类会议、研究的标题中。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年初提到，敦煌莫高窟和含22处遗址点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多年来，随着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的推进，上述遗址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和展示。2006年和2012年，国家文物局两次将海上丝绸之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泉州、宁波、北海、福州、漳州、南京、扬州、广州和蓬莱9个城市的50多个遗产点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以历史遗址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思路将更多体现在当前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与之呼应，在2015年度下半年在杭州西湖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起源、传播与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2015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都提出了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世界视野，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是欧亚北方整体互动的历史进程。并给出了从人类迁移角度，重新审视文化流动的新思路。
在这一背景之下，2015年度中国文博与考古事业也延续但不盲从地围绕这一主题循序展开，体现了学术界自身的规范和追求。
一、著述之丰
在这一总体氛围的影响下，2015年4月21日在京举行的“201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中，《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故宫识珍》《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丝绸之路》《二里头（1999—2006）》（全5册）《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全三册）《中国绘画全集》（修订版，全30卷）《感悟考古》等10本佳作从入围的50本图书中脱颖而出，入选是年度十佳。另有《仙人洞与吊桶环》《永顺老司城（上中下册）》等15本作品荣获“201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称号。
在这入选的10部佳作中，除了许多厚重的全集和集体成果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或许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的《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这两部作品从内容到主题，都非常适合一般读者，且对中国考古文博界的当前面貌有着十分全面的认识。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从“衣食住行”到“科学技术”一应俱全，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重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图像志，是孙先生进行物质文化研究最常用的两种工具。在书中十章内容的分析中始终扎实应用，这也是出身博物馆路径“物质文化”的最大优势。这种路径在孙先生的著作中充分体现，相比其他研究者只能通过“肉眼”推敲已经发表的材料、推测日常生活的细节，博物馆研究者能更多地借助显微镜、光谱仪，以及扫描电镜等技术手段，使表面无奇的“物质遗存”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他用图像志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对古代文献中的物质生活做出了全面的叙述，描绘一种更加真实也更“接地气”的古代生活；也让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物质成就，有了非常细腻和直观的认识。
《何以中国》则是作者延续了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商考古成果的探索；还以此为契机，继续向前追溯，把以往公众稍嫌陌生的，分布于汾河下游和黄淮平原更早期古代人群留下的文化遗址分享给了读者。许宏先生试图寻找“最早的中国”，在书中首先提到的是位于临汾地区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这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更进一步的探索。然而，陶寺文化既不是二里头的源头，也无法归到现在发现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书中介绍了差不多与陶寺同时，在嵩山到郑州之间、黄河南面支流分布的许多城址遗址。这些城址在规模上远不及陶寺，但时间上又与之相近，这些古代文化以河南新密市新砦文化为代表，集中出现于龙山文化末期、二里头文化早期，大有雨后春笋之势蓬勃涌现于“中原”大地。这对我们增加对夏文化的了解或许是不错的参考，当然，书中的遗憾也在于未能将陕西北部“石峁古城遗址”融入当前的讨论中。
除了这10本入选著作，在其余的入围作品中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的《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也颇值一观。如徐坚所言，“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兵器就已经成为墓葬器物组合的重要成分，并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其丰富程度仅次于青铜容器”。前人把食器、酒器、乐器这些“青铜容器”研究得很透彻了，但对于兵器除了分为戈、矛、铍、戟、斧钺、短剑、铜刀、矢镞和盾这几类外，就没有深入的讨论了。而徐坚的作品不但揭示了称作“礼器”的物质文化遗存，还为我们回答另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提供了进一步解释的空间，丰富了我们对于东周之前“礼器”的认识。
而对于具体考古报告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仙人洞与吊桶环》《永顺老司城（上中下册）》同样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后者，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湘西北溪州土司官邸的全貌，对了解武陵山脉地区人群、文化的历史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资料。也为我们更全面了解中国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与延伸性提供了极佳的参考个案。
二、考古之新
在考古发掘方面，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综合网上投票的结果，联合评出了“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终评会上对评选结果做出总结：城市考古的基础不断巩固、主动性考古工作取得快速发展、技术水平和整体工作面貌焕然一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成果展示普及。
童明康还进一步提到，这些特点在入围的项目中均得以充分体现：坚持课题思路进行学术探索，全站仪、RTK、激光测距仪等测绘设备与技术的广泛使用，数字考古的全方位信息采集，激光三维扫描与建模技术记录和复原发掘对象以及遗址整体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结合这些特点分别评出的年度十大发现分别是：
1.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2.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3.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4.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7.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8.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9.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10.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和上个年度相比，本年度这十个考古遗址在分布和内容、特征上有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除了位于“东赵遗址”“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以及“郭家庙曾国墓地”三个遗址位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腹地外，其余七项都散布于“中原”的边缘。比如，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虽然并不位于中国的腹心，但同样呈现了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内涵，明确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在年代和内容上，本年度的“十大”同样有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在时代上不但有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有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这样的青铜时代遗存，同时，入选的郑州东赵遗址则代表了史前与文明史阶段。虽然这些遗址并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也不涉及任何文明史上的著名事件，但这些发现依然得以力排众芳入选，表明考古学界在此次评选中表现了非常专业与负责的态度。其次，从内容上看，这些史前考古的成果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揭示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比如，广东、云南等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华南区域对史前中国的形成意义非凡，还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过去形成的一些偏见：华南地区史前文化对东亚文明的贡献究竟有多么巨大？为我们将华南与欧亚大陆的远古关联，又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的切入口。
此外，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以及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等遗址的入选，同样表明考古学界对古代中国“物质文化”（而非以文明史为背景的“名人墓葬”）的关注又上升了一定高度。这些与早期瓷器、冶炼和粮食储备相关的考古研究是我们通往人类文明起源探索的关键，借助这些研究，或许能帮助我们还原真正的古典生活全貌，建立整体视野，同时标志了对现代考古学宗旨的回归。而其中唯一入选的人类墓葬遗址也很有代表性，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位于中国西南，并不属于传统的华夏中心，但其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经数百年不衰，不亚于湘西的溪州土司。播州土司遗址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将帮助我们跃出以往的“王朝历史”，从而呈现中国文明的多元性。
总体而言，中国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都随着中国“高铁”基建事业的发展，从中心向边缘扩散，这无疑为我们寻找更多的考古遗址提供了契机。这些原本位于“边缘”的文化遗址在丰富我们视野的同时，也越来越主动地将历史上的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当然，如果要说还有点欠缺的是，或许是时候将这些考古发现以一种整体的理论加以解释。这将是激励中国文博人的新方向。
三、启发当下
在2015年年末，文博图书和考古发掘还给了我们最后一份惊喜。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给考古工作者留下了西汉盛世的一瞥，由于未经盗墓，保留了众多重要的文化遗存，是目前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整个墓园由两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坑等建筑构成，反映了西汉列侯的墓园制度。这无疑会成为年度十大考古发掘热门候选之一。
而2015年11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之子苏恺之所著《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全书以前、中、后三个篇幅将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人生阶段与学术历程分为起步、积蓄、爆发三个阶段。本书从家庭至亲的角度，“对他青年家庭富足，中年经历沧桑，晚年学术成熟的人生脉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回忆。”这为我们了解这位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学者的心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出意外的话，本书也将跻身年度“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的行列。
在过去的2015年中，中国考古文博学者结合当下中国的知识风向，围绕“一带一路”这一契机做出了重要工作，诚为可贵。但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成果上，并不盲从，或被媒体左右，在出版和考古事业方面，都获得了专业而颇有影响的成绩。毫无疑问，这些对传统“华夏”视野局限的突破，对今后的研究都有可以预见的启发意义。
注释
[1]本文引用资料介绍，若不专门指出，皆引自《中国文物报》数字版（2015全年文章），网络地址http：//. cn/index.php/Home/Digital/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