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不同时间与空间内的族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使边疆考古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凸显出来。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必然与特定的民族群体有关。因此，有了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的考古学，在为考古发现提供解释学依据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与“社会”的关怀，在实践中促进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边疆考古 民族 研究范式
作者李东红，云南大学科研处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当面对广袤的空间及流动着的族群时，边疆考古研究的特殊性就凸显出来。考古学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成为边疆考古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以中国边疆与民族政治、文化关联为基础，以边疆考古新发现与学术实践为背景，对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范式作一些思考。
一、边疆考古与民族的相关性
(一)历史视域中的边疆与民族
“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是相对的概念，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疆域变迁”。由于疆域变迁带来的“空间转换”，使“内地”与“边疆”(inner and frontier)一直处于此消彼长之中。边疆考古所关注的地理范畴，因应着不同时期而有所变化。
与“中心和边缘”、“内地与边疆”相联系，是“诸夏”居“中国”，“诸蛮”在“四方”的“华夷五方格局”。华夏及汉族居住在内地，非汉族群体生活在边疆，形成地理上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态势，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
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夏人、商人、周人及华夏诸族居住于黄河流域，其他族群的分布，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说。《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国与位于东、南、西、北的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就是当时的民族群体分布格局。
经历秦汉时期的经营，“内地”的范围不断拓展，原来“夷、蛮、戎、狄”活动的广阔地域，多数地区已非“边疆”。譬如胶东半岛一带，秦汉两代已属“内地”，先秦时期活动在此区域的“东夷”族群，已融合到汉族之中。今天重庆、四川两地的巴国与蜀国，相继被秦所灭。巴人与蜀人，也融入汉族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大动荡。一方面，大量非汉族群体“入主中原”，另一方面，原居住在北方的汉族人口，由于长期战乱而大批南迁，进入东部沿海一带，形成了中国南北人口的大迁徙与大融合。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中原王朝依重的“内地”。隋唐以降，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不断扩大。“四夷”所在的边疆，退缩至今天的东北、蒙古大草原、西北、西南地区。中原王朝还“羁縻”着比边疆更广阔的“缴外”之地。
由此可见，不论中国边疆地理范畴如何变化，“边疆”大多是“四夷”聚集的边缘地区，是非华夏(汉族)族群体活动的历史舞台。历史上活动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群体，随时代不同也有所不同。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之中有的内迁并融入汉族之中；有的外走，跳出了中国历史的视野；有的几经分化与融合，演变成今天不同的“少数民族”；有的则由于现代国际政治的分割，成为跨国居住的“跨境民族”。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中国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不同民族群体的事实。
文化史观的“边疆”，与政治史观的“边疆”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只有“天下观”，没有“世界观”。中国即“中央之国”，是天下的中心。《诗经·小雅·北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中国”与“四夷八荒”的关系，更多的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非“内地与边疆”的概念。“五服”地域概念，一直支配着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国家只有边陲(frontiers)，不存在清晰可见的边界线(borders)。中心区域先进，边缘地区是不断接受中原文化而进入文明阶段的“华夏中心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
(二)边疆考古中的文化与族群关系
在传统的中原地区进行考古工作，一般都不用考虑文化的族属，而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确定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即文化创造者，往往成为最重要的事项。边疆考古的特殊性在于：它研究的空间不断转换，它关注的族群不断流动。
转换的空间与流动的族群，其活动轨迹并非毫无踪迹可循。事实上，自古以来，活动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群体，都有相对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活动空间。举例来说，“聚族而居”是中国民族分布的重要特征。从大地域视角来看，我们所熟悉的蒙古族与蒙古高原，藏族与青藏高原就是典型的例子。以云南境内的小地理单元为例，藏族主要聚居于迪庆地区，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丽江地区，傣族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德宏地区，哈尼族主要聚居于红河地区，傈僳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地区等等，呈现出民族性与地域性的高度统一。以当下的分布格局为基础，通过对民族发展与演变轨迹的探索，回溯历史发展过程，就可以确定不同时期各民族群体大致的活动空间。
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必然与特定的民族群体有关。在一个有限的地理范畴内，往往可以看到族群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上的各种继承关系。因此，将族群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与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识别与比较，找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的方法，就成为中国边疆考古的基本范式。当然，也可以运用考古新发现，研究边疆古代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过程，探讨各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民族视角与范式在边疆考古中的实践，是考古学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或者说是考古学中国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实践证明，边疆考古不仅能建立边疆地区考古学遗存的年代、器物和文化的关系，还可以找到“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关联，梳理出历代边疆地区的族群演变历史。考古学不仅可以补文献之阙，还能正史料之误。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做出重要贡献。
(三)当代边疆考古新发现的意义
张光直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发生了两种现象：第一，地方考古力量增强，出版品增多，于是中原以外地区古代文化资料大量出现。其中包含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表现了过去意想不到的文化水平，足以与中原媲美。第二，自7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由于使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技术，引发了革命。于是我们知道，那些在中原以外的地方，文化水平常常与中原相当，时间也并不晚于中原。这样一来，中原文化由中心向四方辐射教化蛮夷的老说法，便不
为新材料所支持。面对日渐丰富的考古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四夷”所居的边疆地区考古新发现一时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佟柱臣先生说：“无论华夏族或汉族，与其并世的都有所谓蛮、夷、戎、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消失，不是她的后裔断绝了，而是她们融合入了多民族共同体。”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在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贡献研究，修正了“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的观点，深化了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整体性认识，为重建系统、完整的中华文化发展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宏论，正是基于“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重要理论。
中国边疆考古新发现及相关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展拓了中国考古学的视域。它将中国考古学引向不仅关注“内地”，也关注“边疆”；不仅聚焦“华夏”，也重视“四夷”；不仅注重“过去”，还立足于“现在”的发展方向。使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性、包容性、系统性、完整性得以加强。
二、边疆考古研究范式
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lvin White)认为，文化体系由技术、社会和思想三个方面组成。“新考古学派”的代表人物刘易斯·R·宾福德(Lewis Binford)将这一理论引入考古学，于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局限于“物质文化史”，而是对技术、社会、思想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探讨。
边疆考古学文化，往往带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文化多样性突出，文化个性鲜明。这种特殊性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要有民族的视角，既要研究边疆地区历史上族群活动情况，探索“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必须关注当下的民族及其活态文化，把握“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为考古发现寻找解释学依据。边疆考古所涉及的“物”与“人”，要求我们走出传统考古学的藩篱，在利用年代学、地层学、类型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文化史重建的同时，更加重视考古发现的社会意义，通过“物”来研究“人”、“人群”与“人类社会”。
(一)民族考古学范式
考古学家们确信，人类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有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用民族志资料可以类比、解释考古发现，从而更真实地复原古代历史的面貌。因此，民族的视角、理论与方法，不仅可以为寻找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提供重要线索，而且通过人类学田野方法，对各民族“活着的”文化进行研究，或通过对族群集体记忆、历史传说及地方性知识的充分了解，寻找边疆考古文化的解释学依据，就成为考古学的新方法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民族考古学(ethno archaeology)研究范式在西方考古学界流行起来。它以传统地层学与类型学为基础，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论、整体论观点，逻辑学的类比分析方法，用民族志材料诠释考古学问题，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
就中国的实际而言，由于民族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中国民族分布的格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华民族所包含的56个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联系。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至今较多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因此，以考古实物为对象，运用以今论古、以今证古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来重建边疆各民族历史的范式，就是民族考古学方法论。汪宁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分为“田野调查”与“类比研究”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应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收集“活着的”民族志材料。后者是通过“活着的”民族志材料，辨识考古发现中同类事物的一种推理方法。
汪宁生把考古发现与云南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活材料”，或古代民族志材料相类比，不仅对云南边疆，同时也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做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读。譬如通过“傣族制陶”方法，找到了古代原始制陶的解释途径；用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式，证实中国古代“钻木取火”与“燧石取火”传说的可靠性；考察“结绳记事”与“刻木记事”的民族志材料，探讨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起源、形成与演变规律；通过“猎首”习俗，获得了解释“无头葬”的实证依据。以“二牛三夫”耕作方式，对汉代“耦耕”生产技术及其原理进行的诠释。他甚至通过对太平洋上土著人现实生活的考察，来解释古代石器工具的使用方法。
(二)民族考古学研究实证举例
1．滇文化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滇池区域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江山、安宁太极山等地点发现了大批的青铜文化遗存。“滇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可以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礼乐器及装饰品5大类，80～90种。造型生动，突出人物、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滇人”的生活样态。总体上说，滇文化风格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差别较大，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与民族特色。
冯汉骥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短记载中，寻找“滇人”与“滇国”的踪影，并根据云南古代族群发展演变的线索，提出以晋宁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其创造者滇族，即是后来的“西爨白蛮”。唐天宝年间，“西爨白蛮”被迁到滇西地区，成为南诏的主体民族的观点。
汪宁生则从社会、经济生活及民族习俗入手，通过对文物场景的解读，提出“石寨山文化反映的滇人社会，民族成份复杂，习俗特殊，它与汉代乃至先秦时期内地礼俗迥然有别”的看法。汪宁生认为“滇文化”是云南地区土著族群创造的地方文化，是少数民族色彩深厚的青铜文化类型。
2．藏族“赭面”习俗研究。对吐蕃“赭面”习俗的研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有趣味个案。李永宪通过对《旧唐书》、《隋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等文献对藏族古代“赭面”习俗的记载，了解到“赭面”是吐蕃本土文化的一种标志。通过对近现代藏族中保留的“赭面”面饰的实际调查，收集到“赭面”的现实样本。以此为基础，通过类比，确定了青海都兰吐蕃木板墓、德令哈果里吐蕃木板墓等遗存中的面饰图样，即是古代藏族“赭面”习俗的文化遗存。
李先生认为，曲贡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研磨红色颜料的石器及陶制品，前吐蕃时代“象雄故城”遗址出土的研磨红色颜料的石盘、石磨，西部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红色颜料的人头骨等等，似与建筑装饰、陶器装饰、涂绘岩画关系不明显。高原史前人类对红色颜料的使用，主要不是“彩”陶、“彩”墙之类，很可能是“彩”面。
3．东胡文化遗存的确定。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战国以来，燕国以北的广袤地域，是“东胡”族群的活动区域。东胡人以畜牧业为主，属于北方游牧族群。民族史学界认为，汉魏以来活动于中国北方的鲜卑、契丹、蒙古等族群，是东胡的后裔。
为了确定“东胡”的文化遗存，朱泓通过对东胡后裔鲜卑、契丹的古人种学资料分析，得出了辽代契丹人，汉晋、北魏时期鲜卑人，在种族人类学特征上颇为一致，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结论。他以此为坐标，从种族遗存学的角度，认为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井子沟遗址居民的人种类型，与文献记载的东胡后裔——鲜卑人、契丹人相同，并且在经济生活方式，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也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颇为相似。因此，确定井子沟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东胡文化遗址。
这一个案研究的意义在于：以对族群演变过程的探讨，确定战国至汉魏时期北方地区的族群“东胡”与鲜卑、契丹、蒙古之间的源流关系。经由对已知鲜卑、契丹人的人种学研究，得出鲜卑、契丹人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结论。以种族遗存学的方法，结合民族史学研究成果，反推东胡的文化遗存，确定了东胡的文化遗址。
如果没有民族史学的视野，没有确立鲜卑、契丹、蒙古与东胡之间的源流关系，要确定井子沟的“族属”，或者说确定东胡文化遗址是不可能的。
三、余论
将一定的考古学“文化”与某一特定的“族群”相对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史上，中国边疆地区，常常是风云际会，族群迁徙频繁，各民族“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社会大舞台。有的族群兴盛一时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退出了表演。有的族群几经分化，发展成若干现代民族，形成“一源多流”的发展格局。有的族群则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民族群体，表现为“多元一体”的发展态势。这就是说，历史上活动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群体，与现代民族之间，未必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族群的复杂性，导致了中国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实证研究表明，在同一文化遗存之内，不同的文化层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连续性。这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层可能与不同时期活动于该区域的若干民族群体有关联。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与族群迁徙频繁相联系，中国边疆地区又是多种文化交汇的“文化走廊”。如云南是土著文化、汉文化、藏文化、印度文化交相辉映的多元文化地区。西北边疆是蒙古文化、汉文化、藏文化、中亚文化、印度文化相融合的地区。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通常与若干周边文化有联系，是多种考古学文化的交汇点。要揭示这种多向的文化交流，需要对边疆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族群关系有足够的体认。
由于学术传统的差异性，考古学在学科分野上，存在“历史学的考古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区隔。中国及部分欧洲国家，考古学隶属于历史学，其学术传统，更具有史学的烙印。而北美地区的考古学，是民族学／人类学下的一个分支，因而其考古研究，带有人类学的色彩。
2004年8月至2005年7月，作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University)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参加了宾州大学人类学系在北美西海岸地区温哥华(Vancouver)的考古发掘工作，感受到人类学传统下的美国考古学的魅力。可以这么说，有了人类学理论与解释模式的考古学，跨越了“见物不见人”的阶段，实现了经由考古发现来研究与“物”相联系的“人”，重构与“人”相关的“社会”与“文化”的目标。民族视角与范式，是国际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它的主要目标不是器物史的发现和文化史的重建，而是通过实物研究，探讨边疆地区的民族历史及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探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它的方法论可以总结为：
第一，用年代学、地层学、类型学的方法，建立起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第二，用民族视角与方法，厘清某一区域特定时空序列下族群起源、形成与发展演变的规律。
第三，建立起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之间的联系，解决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
第四，在民族志材料中找到类比材料，阐释考古发现中的器物用途与文化事项的内涵。
笔者认为，只有充分认识中国边疆的特殊性，把民族的视角与范式引入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之中，边疆考古才可能超越传统考古学的束缚，为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