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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中叶，考古学逐渐发展成一门以人为本的人文学科。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首先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标志了考古学范式的重大变革。维鲁河谷项目通过对不同时期建筑和遗迹变迁的分析、史前遗址的断代和功能类型的划分、聚落形态变迁的研究等，推导出维鲁河谷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历时过程。这一开创性研究，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自汤姆森三期论创立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聚落形态成为考古学文化功能分析的战略性起点，聚落形态的整合分析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全方位的视野，为考古学透物见人、由器物转向人地关系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的理论方法时，应该吃透其原始概念、科学定义和产生背景。
关键词：聚落形态 聚落考古学 考古学方法 戈登·威利 《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
中图分类号：K851；K861.1 文献标识码：A
一 方法论的里程碑
20世纪中叶，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与社会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早在1939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J.G.D. Clark）就提出考古学应该“研究人类在过去如何生活的”。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观察考古材料，尽可能重建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体系[1]。美国文化人类学中也有悠久的功能主义传统。1948年沃尔特·泰勒（W.W. Taylor）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文化历史考古学见物不见人的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学者们热衷于“纯粹的编年史”，对人类的行为毫不挂怀。他建议应当详细研究遗址的内部结构，仔细关注所有的器物与遗迹，并留心它们的功能关系。考古学通过历时分析可以观察遗址在被利用的漫长时间里的缓慢变化，并努力解释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2]。
二战之后，随着尖端军事技术向其他领域的转移、电脑的逐渐普及、统计方法的广泛应用以及科学哲学的影响，考古分析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同时，理论研究出现了各种流派，进而促成了分析方法的多元化和探索领域的扩展，考古学逐渐从一门描述性学科发展成更严谨的探索性学科[3]。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W.F. Libby）于1949年公布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技术，对考古学革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美国民族考古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 J.H. Steward）在考古学中倡导“文化生态学”，强调研究文化的功能适应，为文化变迁的理论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4]。斯图尔特还促成了聚落考古这一方法的产生，不但研究原始文化的人地关系，而且可以从遗址的分布和变迁追溯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过程[5]。在克拉克、泰勒和斯图尔特等学者的影响下，欧美考古学开始从物质文化的描述和断代，进而探究社会变迁的动力问题，从而使考古学成为一门真正以人为本的人文学科。美国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B. Fagan）高度评价了泰勒和斯图尔特的贡献，认为是他们将20世纪考古学引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的门槛上[6]。
1962年美国哲学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科学范式定义为一种公认的科学实践规则，指出它为科学研究特定的连贯的传统提供了模式，而问题和方法的转移往往会导致范式的革命[7]。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在维鲁河谷（the Virú Valley）首先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标志了考古学范式的重大变革。它不但将考古分析从类型学的编年提高到社会演变的层次，而且开始将考古学阐释从先前注重外来影响的传播论模式转向社会内部动因的探究。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再以确定特定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为鹄的，而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性质有异、功能互补的生存系统来研究。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种系统的动态结构来提炼社会各方面的信息。
二 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研究
1. 研究起因与问题导向
起初，维鲁河谷项目并非以聚落形态为目的，它只是几位在秘鲁工作过的考古学家饭后茶余闲聊而形成的合作议题，即由得到资助的几位学者包括秘鲁同行同时去维鲁河谷工作，并有意识地将人类学、地理学和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该项目最初的计划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些传统分析上，例如陶片断代、墓葬清理等，且不打算做地层学研究。在1945年夏天的维鲁项目讨论中，斯图尔特向威利提出了“聚落形态”研究的设想，建议威利参照他1937年在北美西南部所做的民族学调查。那时，斯图尔特跟随半定居土著从一个地点迁往另一地点，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废弃行为。他建议威利从人类居住留下的居址网络形态提炼生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信息，了解先民是如何在某种特定景观里适应环境并将自己组织起来的。项目启动后，威利以最大努力进行研究，还有意地偏离斯图尔特的生态学取向，更加注重建筑与遗迹的分布、功能与结构。面对一大堆不同的建筑和居址，威利曾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他强烈意识到，维鲁河谷在前哥伦布（pre-Columbian）时期曾经有过大型的聚落和密集的人口，而研究不同时期的建筑和遗迹的变迁可以重建社会发展的历程。50年后，威利在一篇回顾中坦承，一是后悔当年没与斯图尔特更多地讨论聚落形态，二是对自己偏离斯图尔特生态学取向的建议感到十分欣慰[8]。
在开始田野工作之前，威利团队首先向秘鲁空军购买了维鲁河谷的航照，发现了无数从未报道过的各类遗址和遗迹。在航照地图上挑选的315处遗址不到整个河谷史前遗址的四分之一，而且至少有一半并没有明显的地表特征。田野勘查是根据航照上选定的遗址进行核实，威利将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研究的问题设定为：第一，对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地理学和年代学位置进行描述；第二，对这些史前聚落功能的序列进行预测性重建；第三，对聚落形态反映出来的社会结构进行重建；第四，将维鲁与秘鲁其他地区的聚落形态进行比较。威利将“聚落形态”定义为“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这是指居址组合方式及其他附属建筑的性质和配置。这种居址布局体现了当时的自然环境、建筑的营造水平，还有各种社会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机制。由于聚落形态是人们维持生计和举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9]。聚落形态超越了碎片化研究的传统方法，为考古学透物见人开辟了令人振奋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