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即竹简与木牍，是我国古代纸张发明之前最重要的书写材料。据文献记载，简牍的最早使用在商周时期。湖南是中国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了常德楚简，湘西里耶秦简，沅陵虎溪山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吴简和东牌楼汉简，郴州吴简和晋简，益阳兔子山简牍等遗址，出土简牍数十万枚，其年代从战国开始，历秦汉、三国到西晋，共600余年，几乎涵盖了我国使用简牍记事的所有时代。在这些发现的简牍遗址中，当属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简牍和兔子山简牍这三处最为著名，因为这三处遗址中出土的简牍最多，时间的跨度最长，记载的事情最为具体，涉及的内容最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这些遗址出土的简牍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信息之丰富、时代序列之完整、历史艺术价值之高，是其他遗址所无法匹敌的。这些地底千年之遗存，再次印证了湖湘大地历史悠久，地灵人杰。
旷世秦简，触摸秦王朝的神秘历史
2002年4月，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工程湘西碗米坡水电站的建设，文物部门开始对龙山县里耶镇防洪大堤涉及的里耶战国——秦汉古城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文物考古人员在一口古井里发掘出37000多枚竹木简，使淹没已久的秦王朝历史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复活了。
里耶镇位于龙山县南部，处于湘、渝两省三县十五个乡（镇）的交界点上。据《龙山县志》记载，春秋时龙山属巫中郡，是楚国势力范围。公元前288年（秦昭王二十七年），司马错奉令出蜀攻楚，占领巫中，龙山属秦。次年楚收复巫中，龙山又属楚。公元前285年（秦昭王三十年），秦郡守张若伐楚，占巫中郡及江南，置黔中郡，龙山又属秦。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龙山属黔中郡。在里耶镇不足五华里的范围内，分布有战国、西汉、东汉三座城址和三处与城址时代相应的数以千计的古墓葬尚未开掘。里耶古城遗址南北长235米，东西宽15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有城垣、护城河、作坊、房屋及古井等遗迹，特别是古镇内的明清街道和建筑群仍较完好保存。
2000多年以前，楚国和后来的秦王朝，都曾在这里设立过县衙。从出土的37000多枚秦简的文字来看，当时的里耶被称为迁陵。战国末年，秦国数十万大军过秦岭，来到四川长江边上，第一站就是现在的涪陵。继而由涪陵入巫江口，溯巫江而上，翻过里耶西北的八面山，来到迁陵，也就是现在的里耶镇城下。
这次出土的37000多枚秦简牍，数量比上世纪发现的秦代简牍总和还要多。这批秦代简牍的文字多达数十万字，简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且十几年连续不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行政、法律、典章、制度、历法、民族、邮政、贸易、祭祀、教育等方方面面，时间从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到秦二世元年一年不缺，大到跨省区的人员物资调配，小到祭祀活动结束后祭品的分配和人们一天的粮食用量，都详细记有处理事务的官吏和经办人员的名字以及事情发生的具体时刻，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历史文献中不曾有过的。有一枚简牍上记载了当时迁陵县武器库里的库存，单据上详细记载了迁陵县武器库里面弩的存量，特别是对发往益阳、沅陵的弩箭的数量和库存的余量记载得非常详细。有一枚简牍上记载着当时迁陵守丞都向上级政府请示买的奴隶的数目是否合乎法律。这段文字说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里仍有奴隶买卖的活动。简牍上多次提到的地名有迁陵、洞庭郡、临沅、弋阳、酉阳、沅陵、益阳、阳陵等数十处，职官有司空、司马丞、守丞、令守等。特别是那些寄往洞庭的邮书、2200年前的九九乘法口诀表、秦历日、军粮的月消耗量、户口人口记录、邮路里程表，等等。简牍以百科全书般的日志式实录形式，详细地反映了秦王朝社会各个领域状况，犹如一幅直观秦市井社会全貌的“清明上河图”。
里耶秦简的发现，成为继兵马俑后，秦代考古又一惊世发现。
这批旷世秦简的出土，为研究秦史提供了里程碑式的珍贵材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复活”了秦代历史，其考古价值可与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等媲美。众所周知，秦朝是中国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时期，这种政治体制从秦朝始一直沿袭到了辛亥革命以前。目前关于秦王朝的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极少，号称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西安兵马俑坑规模宏大，可惜无文字记录，而湘西里耶既有古城遗址，又有数量惊人的简牍，其价值和意义当然不可估量。它是秦代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珍贵材料，为了解秦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全景式思维空间，必将填补秦代历史的大片空白。
这批秦简的发现，对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发展史的研究亦极为重要。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提到“秦王朝实际上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事实上，秦始皇在李斯等人的协助下统一了文字，这一点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是功不可没的，这批秦简的发现正好是这一历史变革的实物见证。从书法上看，这批秦简的字体，有古篆书、古隶书、隶中带楷书等，全部是笔墨书写，字迹工整，运笔流畅，字体繁简有别，姿态各异，而且几乎全用中锋，笔画遒劲，意境酣畅淋漓，特别是撇、捺、竖、点等笔画十分漂亮。大量的简牍文字对研究小篆、隶书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秦王朝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存在时间很短，里耶秦简出土之前，要触摸那段历史，特别是见到反映那段历史的文字资料，对史学家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奢望。现在，这37000枚秦简、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让世人开始触摸到那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神秘历史。
长沙走马楼简牍：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长沙走马楼位于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据专家考证，这一带是楚汉故城中心。后来，这里因为出土了10多万枚东汉、西汉和三国时期的简牍而震惊考古界。
1996年，五一广场附近的走马楼工地出土10多万枚三国吴简；2003年，此地出土万余枚西汉简牍；2004年，此地出土多枚东汉简牍；2010年6月，此地再次出土上万枚东汉简牍；2011年3月，此地古井里发现简牍……这一枚枚出土的、有厚重文化底蕴的简牍，带你穿越2000多年时空隧道，领略着古长沙的兴衰历史。
1996年7月至12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走马楼西街进行考古挖掘编号J22号古井窑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三国孙吴纪年的简牍，经清洗整理后确定总数在14万枚左右，这一重大发现令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个地点一次性发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古代文献十分罕见。这批吴简的内容涉及三国时期长沙郡以及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赋税租调、户籍、司法、职官、仓储等诸多方面，完整、准确、集中地反映了三国东吴的社会基本面貌，对研究我国古代尤其是三国魏晋时期的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租调制度、典章制度、简册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走马楼吴简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之不足，二是为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三是对三国时长沙州、郡所辖地域的历史沿革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四是对研究中国古代简牍制度，特别是纸张发明后，简牍行将消亡前夕的简牍制度，具有特殊意义。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批简牍的文字书法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字的演变也提供了一大批形象而生动的资料。三国时代是我国书法处在承前启后、新旧交替、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重要时期，是一个人文精神高扬，走向文化艺术自觉的时代。20世纪以来，经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有西北楼兰遗址的魏晋简牍，山东曹植墓中的砖刻墓铭，江苏、安徽出土的东吴买地券，湖北鄂城史悼墓，江西南昌高荣墓，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的木刺、遣册等，但这些书迹的数量都非常少，惟有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大，形体丰富多样，前所未见。长沙走马楼吴简的书体有楷书、隶书、章草、行书、草书等，虽然简牍的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当时名家的书法有着很大的差距，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通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后世临幕的书迹来，更为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书写状态。
7年后的2003年，在走马楼发现吴简的不远处，又发现出土了万余枚西汉时期的简牍，比那批吴简还要早100多年的历史。这批汉简的字体为成熟的隶书，已经没有汉代初年隶书的古拙风格，不带篆书繁复纠曲的笔法，与写于武帝时期的银雀山汉简风格比较接近。
经专家考证，这批汉简是汉武帝时期长沙国王刘发之子刘庸在位时的行政文书，其性质大部分属于司法文书，涉及到汉代的诉讼制度、法制改革、统计制度、交通邮驿制度及汉长沙国的历史、法律、职官、郡县、疆域等诸多方面。这些官文书多为通行文种，内容大多涉及司法案卷，其中通行文种的收、发方涉及朝廷、长沙国，还有武陵郡、临湘、义阳、辰阳、邑阳、义陵、沅阳等郡县地名，以及采铁、采铜等官署。专家认为，这批简牍特别珍贵，属于西汉长沙国的王室档案，以文字的形式系统地揭示了汉长沙国诸侯王府的行政结构及官员吏属的配置情况，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盛世风云，对于研究西汉时期政治、经济、法律，对于研究西汉长沙国的历史、地理、法律、郡县、疆域及中国古代文书制度、简牍制度增添了大量的新资料。
益阳兔子山简牍：再现益阳古代历史
益阳兔子山遗址，因考古发掘的小地名“兔子山”而得名，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铁铺岭社区。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被益阳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处在资江南侧一条山岗上，是铁铺岭城址的一部分，为益阳县古城遗址所在地。
2013年5月，考古人员在清理兔子山古井遗址时，清理出简牍1万4000余枚。这是益阳首次出土简牍，简牍材质通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鉴定，有杉木、软木松、绿兰、榧树、楠木、化香树、刚竹等。经专家考证认定，这批简牍的年代横跨战国、秦、两汉直到三国孙吴时期，其中以两汉时期数量最多。简牍中出现了“建平”“延平”“元始”“建安”“嘉禾”等多个年号，其中“建平”是汉哀帝刘欣年号，“元始”是汉平帝刘 年号。简牍中出现了“元始二年”的文书，经查，这一年是公元2年。所以，有专家认为，这批简牍的发现，是继马王堆汉墓、走马楼吴简、里耶秦简之后我省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兔子山简牍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等多个方面。尤其是3号井中的简牍，是西汉晚期刘姓长沙国益阳县衙署档案，具体内容分为司法文书和吏员管理。司法文书多是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了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姓名等。其中有一枚详细记载了一个经济案件的简牍很有意思。这枚木牍竖排4行文字，有100来字，工整的隶书，字迹清秀。木牍记载的是一个叫“勋”的吏员，在把钱从益阳运到长沙时，贪污了一些，后来案发被抓。案子于元始二年审结，结果是“勋”被判刑3年并追回赃款。这枚简牍所记载的经济案例，对于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司法制度及其实施，无疑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兔子山简牍中记录的地点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具体记录方式为郡、县、亭或郡、县、里。如有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万岁亭、益阳亭等。吏员管理有吏员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等。很显然，这些简牍涉及的内容，就是一份地方政府日常工作和基层社会生活的记录档案，生动再现了古代制度的运行方式及其变迁。过去，对于基层政权，史书上都是一笔带过，所以，兔子山简牍详细记录的益阳县衙署的官吏情况及其运转状况，对我们认识整个汉代县级政权的构成及运转是非常有价值的。
益阳兔子山遗址简牍的发掘，在一个地点集中出土数量如此多的简牍，且简牍时代历楚、秦、两汉、三国吴，跨公元前后各二百余年，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极少见到的。兔子山遗址简牍的时代延续之长、数量之巨大，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是极其罕见的。这些简牍记载的内容，可以弥补我们过去在历史文献方面的不足，为编纂益阳乃至湖南的远古历史，提供最有价值的资料。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湖南一系列简犊的发现与挖掘，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历史性的成就与贡献，构成了本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纪性的考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