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西南边疆，早在汉代以前就生活着以“夜郎、滇、昆明”为代表的被司马迁称为“西南夷”的土著居民。其中的滇就大致分布在滇池周围，是“靡莫之属”中最有势力的代表，他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发展阶段。《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尽管滇等西南夷早已存在，但被中原王朝知晓，还是在汉武帝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于公元前316年灭巴蜀、置郡县，并在今广西、湖南西南部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等，可以说，已经将触角伸到西南夷的边缘了。但还没来得及深入西南夷地区，秦王朝就短命了。汉初，北方的匈奴累累进犯汉朝边疆，但由于汉初国力较弱，无力还击。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起来，为了剪除匈奴之患，打通与西方(今中亚地区)的联系通道，联络西方共同抗击匈奴，汉武帝派出张骞数次出使西域。张骞在西域见到蜀布和筇竹杖，得知这是通过蜀一身毒道(云南到缅甸一印度)运过去的。张骞坚信有一条从南部通往身毒和西域的道路，返回朝廷以后向汉帝提出建议。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样，滇才逐渐被中原人知晓。
按照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是由楚人的后裔建立的，“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趼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跡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届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滇王国上层在与汉使者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很友善并自恃力量强大，甚至还说过“汉孰与我大”的话，不思归附。“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珠”。
于是，汉朝廷用大军压境的方式，采取两手策略，迫使滇王归附。其一，赐滇王王印，利用滇王的影响力，让其继续管理该地区；其二，设置益州郡，将滇国故地纳入郡县管理。“南越破后……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击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最全面记载古滇国事迹的汉文文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后来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历史著作关于西南夷的滇均抄录《史记》，没有增加新的材料。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滇的记载是否可信?真实的历史真的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吗?作为挖掘历史真实的考古学能否给我们一些启示?由于滇自身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了解它的发展史就只能依靠实物资料。
据有关资料记载，古滇国文物的首次面世应该在1940年代，在当时的昆明花鸟市场上出售，其中还有一部分文物流落国外，被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连自身性命都难保，哪有心思顾及这些文物的命运!其真正引起业界和政府重视还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组成立，工作人员在花鸟市场收集了一些青铜兵器，后来有人拿东西请博物馆的专业人员鉴定，其中就有一些青铜戈、矛等比较完整的器物。当时，大家对这些与中原地区青铜兵器风格不同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所知不多，认为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用品，但具体是哪里出土的，是哪个民族的东西，谁也说不上来。
时间流逝，但寻找花鸟市场上青铜兵器的出处一直挂在考古工作者的心上。某一天，云南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在与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聊起在花鸟市场上购买的青铜器，无法确定出处时，方先生说，听说抗战时期在他的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一带曾经出上过一些青铜器，好看的、器形完整的被当地的地主恶霸拿走了，剩下的、破碎的则被当地村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但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这些器物。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云南省博物馆派出专业人员前往晋宁县调查，果真在小梁王山附近的石寨山找到了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收集到一些与花鸟市场上形制和风格相同的青铜兵器，同时也了解了相关的情况。这才有了后来石寨山的数次考古发掘。
确定了花鸟市场上的青铜兵器来源于晋宁石寨山之后，1955年3月，云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孙太初、熊瑛、马荫何等在晋宁石寨山进行了首次发掘工作，清理了包含陶片的贝丘遗址(当时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和两座墓葬，墓葬出土文物相当丰富，除先前已经见过的青铜兵器如戈、矛、短剑等，在1号墓中出上了两件贮贝器和铜鼓，贮贝器中的一件表现纺织场面，另一件是表现祭祀场面的。这两件贮贝器上表现的雕塑场面，恰如一个特定场面的瞬间定格，真实地再现了墓主生前的一些重大活动。丰富的随葬器物和具有礼仪性质的贮贝器，特别是贮贝器场面上表现的被认为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人物，对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遂引起政府和业界的高度重视，认为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后来的发掘报告认为：这是战国到西汉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的遗存。但没有提及这些遗存到底是云南历史上哪个民族的，更没有提到这些文物与滇有什么关系。
有了1955年石寨山的首次清理发掘，在国家和云南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1956年底对石寨山墓地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出土文物数千件，不仅在墓葬数量上比第一次发掘的多，而且，在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发掘，既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又有金银器、玉器等装饰品，可以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所有这些文物，在其中一件文物面前显得黯然失色，这就是在6号墓底部发现的篆书白文、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金印虽只有方寸大小，却重值千斤。滇王金印的出土。使沉睡地下两千多年的古滇王国历史重见天日，滇王金印的发现，恰如大海中的航标灯一样，为考古工作者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使萦绕在考古、历史工作者脑海中关于这批器物主人的归属渐渐清晰起来。因为滇王金印的发现，石寨山墓地被认为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从此揭开了沉睡2000多年的古滇国历史。
滇王金印的出土，使我们知道了哪些文物是属于滇王国的，哪些不是。因为有石寨山的发现，使人们开始从实物史料方面来认识和研究古滇国及其文化成为可能。随后的1958年和1960年，考古工作者又对石寨山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
考古发掘，其发掘墓葬28座。经过这两次考古发掘工作，多数人认为石寨山上已经没有墓葬了，因此野外田野工作就搁置下来。
1990年代，云贵高原上掀起了一股盗墓的风潮，石寨山也未能幸免，最多时有上千村民对墓地进行疯狂盗掘，为了摸清石寨山上是否还有墓葬，了解其分布及埋藏规律。云南省文化厅决定对石寨山进行一次摸底清理。由于情况紧急，我们采取一边清理、一边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执照的办法开展工作，笔者有幸担任了此次发掘的领队。限于经费和时间，只对盗洞最密集的区域进行清理，这次发掘工作历时41天，清理面积330平方米，发现墓葬36座，其中大型墓葬2座，其余均为小型墓葬。通过发掘。我们知道石寨山上还有墓葬，并且71号墓是出土有铜俑、叠鼓形贮贝器和桶形贮贝器等青铜礼器的大型墓葬(另一座大型墓葬69号墓已经被盗)。虽然这批墓葬丰富了石寨山墓地的内涵，特别是将石寨山墓地的编年提前到春秋时期甚至更早，但我们还是留有一些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当时没有条件对石寨山进行系统的勘探，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知道石寨山上到底还有多少墓葬，它们的分布规律如何。前后五次清理的面积仅占墓地面积的十分之一。
自石寨山墓地发掘以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该墓地出土的遗存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研究有的是围绕单个器物如贮贝器、滇王金印、铜鼓、青铜戈、青铜剑等，有的是围绕专题如云南使用铁器的时代和方式、云南用贝的历史、铜鼓的兴起和传播等，有的则从技术层面进行探讨，如云南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当然，也有学者从这些器物所代表的族属和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1972年，在与石寨山比邻的星云湖畔的江川李家山又发现并发掘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其墓葬在年代上与石寨山相同，器物也与石寨山的大同小异，再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发现和发掘了安宁太极山、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呈贡石碑村、呈贡天子庙等墓地。这些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无论形制、种类还是装饰纹样都与石寨山墓葬中出土的相同。在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提出了石寨山文化的命名，但大多数考古工作者仍习惯用1981年王大道等提出的“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或者‘滇文化’来称呼这群考古遗存。根据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提出的“用最先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或者墓地”来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原则，笔者赞同用“石寨山文化”来命名这一文化。
石寨山和滇池区域其它青铜时代墓葬，都采用竖穴土坑的墓葬形式，地面没有封土，葬具有的有木棺、有的没有，大型墓葬还有木椁。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和石器、铁器等，大型墓葬除规模比一般墓葬大以外，随葬器物还有金银器和其它各种装饰品。一般小型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为生产工具的铜斧、铜锄、铜镰等，青铜兵器如铜剑、铜矛等。大型墓葬中的青铜器则还有铜鼓、贮贝器、铜俑和各种青铜扣饰，以及由各种质地如金、玉、玛瑙、琉璃、绿松石、孔雀石等制作的各式各样装饰品。这些器物往往充满整个墓穴。与我国其它地区的墓葬相比，这里的小型墓葬中一般都有青铜器随葬。一座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墓内的随葬品简直可以用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来形容。
石寨山发现的墓葬和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在东起宣威、西到禄丰、南迄元江(红河流域)、北达金沙江南岸的范围内都可看到，反映出这一地域相同的文化特征和相同的习俗，并拥有共同的文化习俗和共同的信仰，这是否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靡莫之属”的范围，而滇仅是这个“靡莫之属”的代表?
那么滇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它存在了多长时间?真的如司马迁所记载的那样，是楚国的庄（足乔）建立的吗?考古实物材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证据吗?
有学者认为，滇国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战国初期，战国末期和西汉初期为其全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西汉末至东汉初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滇国存在的时间大约为500年左右，即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持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增褀先生，但张先生投有具体阐述。关于庄趼王滇的问题，学术界的争议相当激烈。《庄跡起义和开滇的历史功绩》一文认为庄廝为楚国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庄骄为楚国将军，无论是将军还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都认为有庄趼王滇之事。《庄跡王滇的真伪》一文认为：“在云南古代史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楚国将军或者农民起义领袖王滇的问题，战国至西汉初，滇池地区古代文化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因袭关系十分清楚，丝毫看不出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们(庄趼)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由于楚文化的影响，就形成了耕田，有邑聚的阶级社会。”从这些年的考古实物上看，石寨山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楚文化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有天壤之别，其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从该文化的发展上看，石寨山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中间没有发生突变，仅用个别墓地中出现的个别现象来说明石寨山文化是受楚(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分析，我们认为，至迟在战国中期，滇国已经建立，滇国在滇池区域持续了大约300年左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