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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立足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政治语境存在巨大差异的时代，通过对不同时期四川大邑刘氏庄园文本表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极左时期，庄园的历史情境被现实化，文本在内容表述上体现出明显的階级选择性，并且逐步用“历史事件”和艺术品取代了实物在文本中的地位，造成了文本表述中历史细节真实的虚无化。1979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阶段斗争话语逐步被抛弃，文本开始进入文物表述阶段。特别是2000年以后，在保护和利用这一文物工作方针的引导下，庄园的遗产价值和旅游价值成为文本表述的基本框架，文物的规模、类型、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促成了文本的历史叙事、文化叙事和地方叙事，也构建出了遗产的核心旅游吸引力。
[关键词]政治语境；遗产表述；刘氏庄园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089-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14
引言
Ashworth指出，所有的遗产都是从大量的历史中筛选出来的[1]。尽管如此，一些学者指出，遗产并不等同于历史。Cassia认为，历史作为一项学术活动旨在挖掘和过去有关的知识，而遗产则从这种知识中获益[2]。Tunbridge和Ashworth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认为值得记录的过去，而遗产则是当今社会选择需要传承下来的那部分历 史[3]。这些观点显示出，遗产是一种被选择的历史。
遗产被选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构建历史、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4-5]。Kim等认为，这也许是全世界旅游服务于政治当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6]。一些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历史遗迹被选择出来成为遗产。另外，重建乃至虚构历史有些时候也被用来构建遗产。例如，Chang等人认为新加坡利用国家权力对遗产进行控制，重建了很多已经被破坏的遗产来适应新加坡建立理想国家的需要，达到激发民族主义的目的[7]；Raivo指出，芬兰在纪念馆和纪念碑包含的战争场景中包含有一些无中生有的“民族故事”，遗产因特定的目的而被赋予民族灵魂和民族记忆[8]。
遗产选择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Ashworth所说的“去遗产化”（disinheritance）[1]，有些重要历史，特别是某些民族和社会群体的历史文化会遭到刻意回避、遗忘甚至被抹杀，从而被排斥于遗产之外。例如，多位学者指出，美国的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遗产和文化受到了刻意回避甚至打压[9-12]；Bauman认为，以色列国家公园管理部门长久以来对非犹太民族团体采取歧视政策，这是要求人们忽视并遗忘巴勒斯坦的存在[13]；Cartier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将中国移民叶亚来的首都吉隆坡开埠人的地位授予马来人哈娅这一事件，认为这抹杀了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在马来西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14]。另外，有研究表明，妇女、儿童、残疾人群体以及难民等通常也被排斥于主流历史和遗产旅游之外[15-17]。
政治或意识形态对遗产的影响不仅反映在遗产的“被选择”上，同时也反映在对遗产内容和价值的表述上。这尤其突出表现在不同群体对遗产表述的差异和表述权力的争夺上。例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基于各自的历史将耶路撒冷表述为自己的圣地，其争议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又如， Bruner分析了加纳埃尔米纳奴隶城堡的历史展示和解说情况：荷兰游客感兴趣的是荷兰在埃尔米纳城堡200多年的统治情况、镇上的荷兰人公墓和古老的荷兰建筑；英国游客关注的是英国在黄金海岸的殖民统治故事；而加纳人口最多的土著民族阿肯族人则对1896年英国击败阿肯族军队后囚禁阿肯族国王的房间怀有深情，这个国王被视为抵抗英国殖民主义的象征[18]。
研究表明，权力在遗产的选择和表述中具有重要影响。Norkunas指出，统治阶级精心控制着历史再现以及旅游景观的形式和内容，从自身的社会文化价值出发来讲述历史，从而让自身的统治合法化[19]；Boniface和Fowler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对旅游者展示和皇家或上层精英有关的地点是通行做法，而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东西旅游者却无缘一见[20]。彭兆荣指出，“权力”的表述范畴和表现方式形成了特殊“遗产语境”中的“话语”强势，这种政治性的“遗产叙事”在不同的背景下引领着不同的表述方向，遗产时常成为某种政治权力“被劫持的符号” [21]。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和世界部分地区，旅游效益成为政府政治业绩的一种体现，它强化了行政事业的重要性和管理方面的成就感[22]。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成为引导遗产行进的旗舰”[20]，遗产变成一种行政力量主导的“工程”[21]。这样，遗产作为“经济资本”的价值也大为提升。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遗产的商业化，并引发了应该怎样来处理遗产“真实性”和商业化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23]。
Allcock指出，“讲述遗产就是讲述政治”[24]。政治对遗产及其表述具有重要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论证。实际上，在我国也有很多文献谈到遗产，特别是红色文化遗产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的意义和价值[25-27]。还有学者探讨了红色旅游中红色文化传承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路径[28-32]。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种特定政治语境下的遗产选择和遗产表达，而政治语境转变对遗产的影响研究还十分有限。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原政体建立的遗产上。例如，Light[33]、Bachvarov[34]和Böröcz等[35]指出，中东欧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政体崩溃后，新的政府如何应对原社会主义遗产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一方面，它们希望将社会主义时期置之脑后，通过重塑或超越过去来反映新的国家面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遗产又能够吸引西方游客从而创造财富，有利于经济发展[33，36-38]。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原社会主义政体消亡后新政体对待原社会主义遗产的态度上，很少涉及不同政治语境下遗产表述内容和表述方式的变化。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对极左时期及之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下四川大邑刘氏庄园文本表述差异的分析，来探讨政治语境转换对遗产表述的影响。其次，和极左时期结束后中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抛弃和超越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和遗产不同，大邑刘氏庄园这一我国极左时期建立起来的阶级教育场所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并转变为遗产。这就引出了本文的另一个研究目的：作为前一个历史阶段建立起来的遗产，刘氏庄园新的遗产价值又是如何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