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震惊全国的两起高官命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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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遇害;1995年,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两桩案件在当时震惊全国。近20年过去,作为专案组成员亲历案件调查的左芷津,在《当法医遇上警察——中国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一书中,首度对外解密案件侦破细节。

震惊全国的副委员长遇害案

“副委员长也会被杀?”至今,左芷津仍然记得当时的震惊——1996年2月2日早上刚上班,他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命案侦查处听到值班室传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被杀,“这么大的官也不安全吗?太不可思议了。”

片刻,时任命案侦查处副处长的左芷津收到通知,直奔案发现场。

李沛瑶的家是一座独栋二层楼,草坪环绕,楼门开在东南角,东南方16米是2号武警哨兵岗亭。

左芷津和同事们满目大片血迹。楼内门厅东北角地毯已被掀开,露出一口暖气井,井内有一具屈曲状俯身的男性尸体,这正是李沛瑶的遗体。

李沛瑶1933年生于香港,是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创始人李济深的第五个儿子。他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长期在南昌飞机制造厂担任工程师,1986年加入民革后开始从政,1992年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引起公众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由于信息的不公开和情况的不透明,社会上谣言四起。”

左芷津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查清真相。

刑侦人员按常规勘察、提取、拍照和录像,绘制现场图,提取各种痕迹。“2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各路专家的带领下,足足用了将近10个小时才工作完毕。”左芷津在书中回忆。

多名高层领导陆续到现场看过,听取汇报,表示对案件的重视。左芷津说:“这是我当法医以来出的现场中来的领导最多、级别最高的一次了。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可见事情重大。”

轻易被捕的凶手

法医工作的同时,调查也在进行中,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一位住在李家正南的邻居和一位住在东北侧的保姆证实,凌晨4时50分左右聽到了 “救命”的呼喊声。两名当夜值勤的武警战士反映,6点钟他们在李沛瑶家楼门外遇见了一位名叫张金龙的战士,他低着头来回转悠,像是在找东西,他们用手电照了他一下,发现他头上和大衣上都有大量血迹。

当天领班的武警班长证实,早上6时30分,他看见张金龙和另一位值勤战士在一起,张满脸是血对他说:“班长,我杀人了,你放我一马,让我远走高飞吧。”随后,张跑到大院门口爬上铁门准备翻过去,被班长和另一位战士追上硬拉下来,带到了武警中队部。

出生于1977年7月21日的张金龙,原籍黑龙江省兰西县,1991年随父迁至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县。1994年12月入伍,案发时是武警北京一总队二支队一中队上等兵。1995年3月25日起,他被派到李沛瑶等领导的住所值勤。

张金龙很快供述了当晚发生的一切:1996年2月2日早晨4点到6点,他在2号哨值勤。因为“在哨位上呆着没有意思”,就来到旁边李沛瑶家楼下,放下枪,脱下大衣和子弹袋顺手放在那里,蹬着阳台下的窗户爬上二层阳台,脱下棉鞋,穿着袜子打开一扇门进了屋。

他之前这样进过李家两次。但2月2日这天凌晨,张金龙再次摸进李家,在客厅写字台抽屉翻东西时,李沛瑶“穿着衬衣、衬裤,趿拉着拖鞋从卧室里踱了出来”。

根据张金龙的供述,李见到他先是一愣,缓缓神后问道:“你怎么进来的,我的门是不是没有锁?”

“我想他一定看出我是来偷东西的,就慌忙说:‘对不起,首长,我是头一次,下次不敢了。’”

李沛瑶听罢坐到沙发上,张金龙跪下求饶。李口气平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了,听罢回答后说“你19岁就干这事”,挥挥手让他快走。

张金龙“顿时觉得他十分可恨,心想,我都给他跪下了还不行吗”。张起身下楼,想着“他肯定饶不了我,会和我们领导说这事,不如一了百了”。于是到一楼后在厨房拿了一大一小两把菜刀塞在裤兜里。

走出厨房门时,他发现李跟了下来,正在下楼,“心里挺害怕,就不想动手了”。

李催促他快走。他走到楼门口时,听见李大声说:“你可要知道后果。”

他听到这话就急了,掏出小点的菜刀转过身。李沛瑶厉声喝道:“你要行凶吗?”冲上来夺刀,两人扭打在一起,“李沛瑶的力气还挺大的”,扯掉了张的一个肩章。夺刀过程中,张的手被割破出了血。

他急得胡乱挥着菜刀,混乱中不知碰到了什么,刀把和刀脱开了,刀飞了出去,张金龙手中只剩了刀把,他急忙扔掉,掏出大点的菜刀。李沛瑶夺过这把刀向张头上砍了两刀,然后向门外奔去并大声呼救,被紧追的张扑倒并夺走了刀。

“突然间李沛瑶一个翻身,仰面躺在地上,双手在面前和胸前来回抵挡着,我就势骑在了他的身上。这时他的呼救声音一声比一声大。他的呼救声吓得我胆战心惊。”张金龙紧张地向他乱砍一阵,“开始他还挣扎着抵挡、躲闪几下,后来我也不知砍了多少刀,渐渐地他不动了,也不出声了。”

现场的血迹、指纹、鞋印、只穿袜子的脚印证实了张金龙的供述。公安部分管刑侦的领导对侦办过程表示满意,指示说,要弄清楚张有没有同伙才能结案。

“没有政治目的”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据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胡治安2004年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回忆,这起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96年2月3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召集了一次会议,中央办公厅、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会上介绍了案情经过:值勤武警张金龙潜入李家行窃,将李沛瑶惊醒,遭到严厉申斥和教育,随后杀害了李。白景富指出:“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

“不管是现场发现的作案痕迹,还是调查的张金龙的交往关系、家庭和社会关系,其证据均明确指向张金龙是利用值勤期间,单独作案。”在公安部就此案呈报给几位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左芷津写道。

1996年5月2日,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审理终结,依照《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规定》,张金龙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王宝森“自杀还是他杀?”

深夜,北京市怀柔区崎峰茶村的大山里漆黑一片,身着各种制服和便衣的队伍在公路上集结,分成小组,每隔5米一个人,技术人员走在后面,在山上来回巡视。左芷津正是其中一员。次日,1995年4月6日清晨5点半,全部人员再次开始拉网式搜山。15分钟后,他们在半山腰一条干涸的小水沟里发现了一具死亡不久的男性尸体,衣着完整且看起来有一定档次,右手握着一支比较少见的新型微型手枪。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的司机被叫来查看,随即确认,这就是王宝森的尸体。

王宝森仰面朝天、上身卡在两块石头之间,半坐半卧在水沟里。“尸体头部左侧和左耳有流向脑后枕部的流柱状血迹,头部左侧地上的枯草和树叶上有少量流淌和滴落的血迹,左耳上方和右耳上方各有一孔洞,两个孔洞呈左侧高右侧低的走向。”1995年4月6日清晨,左芷津在崎峰茶山上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这天上午,北京市领导来查看了现场。不过来的不是市委书记陈希同,而是市长李其炎。左芷津记得李当时“浓眉紧锁”、“黑着脸”,由北京市公安局领导陪同,在技术人员划定的现场外转了一圈,没说话就走了。

刑侦技术人员将王的双手用塑料袋包上,再将整个尸体小心地装进尸体袋,放到了车上,运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

王宝森的最后一天

这起案件的主办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不过很快公安部派出了专家组。专家组由7人組成,包括公安部刑侦局的左芷津,还有刑事技术研究所分别专攻毒物、法医、痕迹、枪弹检验等方向的专家。专案组列出需调查人员名单,报请中央批准后,开始了全面的调查。

调查显示,王宝森4月4日早上照常起床,喝了家人热的牛奶,和妻子一起下楼,司机已等在门口。夫妻俩一起上了车,妻子到单位中途下车时,王宝森什么也没说。到达市政府后,他参加了一场英模命名大会。中午,他向秘书吩咐了晚上8点半在长期“租用”的天伦王朝饭店单间接待客人的事情。然后他在市政府领导小食堂吃了饭,开始午睡。下午,他去听了一场北京市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会议。5点钟汇报结束,然后被财政局长等一群人送到楼门口。之前他一直是上了车就走,这天坐进车后,他把后窗玻璃降下一条缝,向大家摆了摆右手算是道别,送他的人因此感到很奇怪。随后,他回到办公室。过了20分钟,又吩咐司机送他去不远处的市委。下午6点30分,上车后,他用跟平常一样的口气对司机说“去怀柔”。司机一开始以为是去怀柔的市财政局培训中心。不过,走到怀柔范各庄时,王宝森让司机开往崎峰茶村。一路上总是问还有多远,还把车窗摇下来不断向外张望。途中,他两次下车试图进入路边破旧砖房或工棚,因为砖房有锁、工棚有人而放弃。他对司机说,与两个人约了8点10分在崎峰茶山上亭子见面,对方开一辆白色桑塔纳,说好谁先到谁就等。8点钟到达山下时,司机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亭子,而王宝森表示“就是这个地方”,他还拒绝了司机的继续陪同,把司机硬塞回车,并嘱咐“不管谁呼你,都别回电话,明早9点在单位等我,如果有人问我,就说咱们俩没有在一起,我是坐别的车走的”。司机只得上车起步,那地方路很窄,只能开车继续向前走找地方掉头。车掉头经过王刚才下车的地方时,司机向外看去,已不见了王的身影,也没有见到其他任何人或车。

14位领导和专家签字的鉴定书

4月26日下午2时,左芷津和同事们站在解剖台前,台上是王宝森尸体。由于是重大命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了人在一旁监督。

法医鉴定结论是:王宝森是用手枪接触射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而死亡,创口符合自己右手开枪形成。14位领导和专家在鉴定书上签了字。

最后,左芷津执笔,撰写了公安部呈报给中央领导的汇报。“我报给我们局长,局长报给部长,部长一签就出了部,到国务院了。部长上面就是政法委书记,再往上就直奔中央了,中央几大常委都要看的。”左芷津回忆说。

解剖检验之后,按照中央要求,王宝森尸体要妥善保管。一般冰箱都放置多具尸体,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买了个单人冰箱专门用于放王的尸体,并贴上了封条。

1995年7月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王宝森已畏罪自杀,根据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为什么自杀,并不在左芷津所在专案组调查范围内。

到1996年,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向左芷津请示如何处理王的尸体。经过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签请示,当年6月14日,中央领导指示,同意处理王宝森的尸体。

为稳妥起见,北京市公安局又等了一段时间,到1998年4月才处理。当天,王的家属被通知到场,一共来了3人:王的哥哥以及两位年轻女性。尸体被运走火化的时候,他们在法医中心远远看着。

(郑艳荐自《读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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