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昆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根据昆明市实际情况建立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法测算出各区县的集约度，对各重要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各区县按集聚程度分为3类，同时以主体功能区为单元，从5个影响因素层面对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基于功能定位一致的对策与建议。结果表明：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省级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集约利用程度遞减。其中重点开发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其功能定位一致，重点开发区内部集约水平差异较大，重点针对处于低度集约区的呈贡区、晋宁县、富民县、寻甸县和宜良县制定差异化的调控对策以提高集约利用水平；但农产品主产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其定位要求有所差距，需从整体上提高集约利用度，以平衡各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主体功能区；聚类分析；昆明市
中图分类号 F30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7）28-0191-04
Abstract Taking construction land in Kunm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ensive use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Kunming City. The intensity of each county was calculated by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method.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each important index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as the unit，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and difference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Kunming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five factors.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consistency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nsive use level of Kunming City construction land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 Intensive use of key development areas at national level and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at provincial level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a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as gradually decreasing. Among them， the level of intensive use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key development areas and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ir functional orientation. The intensive level of key development areas was quite different. Focusing on the Chenggong District， Jinning County， Fumin County， Xundian County and Yiliang County in the low intensive area， the regulation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nsive utilization. However， there was a gap between the intensive use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its positioning requiremen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as， and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degree should be raised integrally to balan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s.
Key words Intensive use of construction land；Main function area；Cluster analysis；Kunming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建设用地扩张带来的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1]，因此必须要控制增量和盘活存量。但各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能力和土地利用程度都各有不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方式也具有多样性，仅仅针对区域的单一集约利用评价，很难提出针对性的集约利用改善对策。自从“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国内学者进一步探索了土地空间分区模式与建设集约利用之间的紧密关系，只有当区域所处功能区的基本要求与建设用地的利用方式和投入力度保持一致时，才能有效地提升该区域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2]。主体功能区从经济、人文、社会资源等方面进行新的土地利用空间功能分区[3]。冯淑怡等[4]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区域土地利用情景分析框架，为市、县统筹国家需求与地区实际合理制定土地利用目标与策略提供方法支撑；欧阳纯子[2]基于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结合咸宁市的具体情况，建立了客观的评价体系并分析各功能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差异。但主要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来分析区域建设用地集约水平差异的研究较少。
昆明市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总面积2.1万km2，是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发展中的国际旅游城市[5]。随着新昆明建设战略的实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针对性的集约利用，难免会带来城市发展中城市用地不合理，整体城市用地比例还有优化空间、基础设施用地不足、城市用地环境问题显现等，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有较大的提升空间[6]。鉴于此，笔者以昆明市主体功能区为评价单元，分析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差异，并提出基于功能定位一致的对策与建议。
1 指标体系构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昆明市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昆明市主体功能区从总体上将昆明市划分为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省级层面农产品主产区、省级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和经济能力，为重点开发区域，包括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寻甸县9个县（区）；省级层面农产品主产区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为限制开发区域，包括宜良县、石林县、禄劝县；省级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支持环境友好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主要分布在东川区[7]。该研究综合考虑功能区对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定位影响，选择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土地利用投入水平、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动态潜力5个影响因素来确定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1，8-11]，共计15项指标，具体见表1。
1.2 数据来源
经济数据来自2014年昆明市各区县统计年鉴，2014年昆明市各区县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土地数据来源于昆明市2014年土地变更调查结果。
1.3 研究方法
由于不同的指标之间的维度不同，因此该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把原始数据统一到无量纲形式，再根据标准化后数据利用熵权法确定其权重（列入表1），然后加权求得昆明各区县的集约利用度。
在此基础上，该研究采用欧式平方距离法来测算昆明市14个区县之间的样本间距离，借助SPSS软件对昆明市各区县的集约度进行聚类分析，将昆明市划分为高度集约区（1级）、中度集约区（2级）和低度集约区（3级），再结合各区县的集约利用度，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反映土地利用空间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上述昆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算的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见表2。
由表2可知，五华区、盘龙区和西山区集约度明显高于其他县区，而寻甸县集约度最低，从5个指标要素来看，各区县的指标要素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这5个聚类要素，借助SPSS软件对昆明市各区县建设用地集约程度进行聚类分析，如图1。
根據聚类结果，考虑昆明市的具体情况并参考相关文献判定为当CASE=7时的分类比较合理，1级类有五华区、盘龙区和西山区，集约度最高；2级类有安宁市、官渡区和东川区，集约度次之；3级类中有呈贡区、晋宁县、富民县、寻甸县、宜良县、石林县和禄劝县，集约度最低。
2.1 昆明市各主体功能区集约度综合比较分析
基于以上针对主体功能区的昆明市各区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等级划分，现以主体功能区为单元对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进行比较分析。昆明市各区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等级见表3。
由表3可知，昆明市各区县集约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省级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
2.1.1 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
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建设用地集约程度空间差异比较大，在重点开发区内部，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处于高度集约区，该区域位于昆明市中心城区，人口聚集，建设用地人均占有量较低，同时其整体投入力度最大，使得土地经济效益增加，并对未来建设用地的投入使用更具弹性。因此，其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土地效益、和土地利用动态潜力均高于其他县区，这与其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由于中心城区的区位条件、人口的流入和第三产业经济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导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因此，重点开发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有待提升。但同属重点开发区的呈贡区由于人口凝聚力较弱，其城乡建设用地人口密度与人均建设用地量等指标值则处于全市最低水平，所以土地利用强度最弱。富民县、嵩明县和寻甸县对建设用地需求明显低于中心城区，较低的土地利用强度和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决定了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很难提高。安宁市土地利用动态潜力最大，是因为其投入产出水平变化、人口增长变化等指标与建设用地增长变化之间的关系较为科学合理。而晋宁县土地利用潜力最小，主要原因是对建设用地的经济投入过少以及政府的放松管制。
2.1.2 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
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包括宜良县、石林县和禄劝县，该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均处低度集约区，水资源丰富，光照充足，农业生产条件优势明显，在主体功能区定位上以重点发展粮食、蔬菜、花卉等优势特色农产品为主，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明显低于其他功能区，因此，其整体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合理性最高。该区域以农业生产为主，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城镇人均住宅使用面积较大，其土地利用强度整体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由于该区域土地开发利用较为粗放，加上区位、交通等因素，没有带动性经济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农产品区的建设用地投入水平很低，导致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益均低于昆明市其他县区。这与其作为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的职能要求差距较大，未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1.3 省级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
东川区在功能定位上以发展生态型产业为主，同时发展矿业经济，其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处于中度集约区。东川区的功能定位要求限制非生态产业的发展，所以该地区地均投入水平低于重点开发区，这也符合它的功能定位。但东川区地均基础设施投入较高，同时依托政府支持，在发展矿业产业中政府的投资力度高于农产品产地的投资，且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高于农产品区，所以相应的经济产出和效益有所提高，未来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也更富弹性。因此，其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效益和土地动态潜力均高于农产品主产区，处于中等水平。但东川区城镇用地比例最低，而农村宅基地所占比例高且布局比较分散，致使建设用地开发受到限制，因此，该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和布局合理性最低。
2.2 调控对策与建议
2.2.1 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调控对策。
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属于中心城区，政府对该地区管控最为严格，其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土地效益和土地利用动态潜力均位列第一，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因此该区域未来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应从改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容积率等方面入手，一边对旧城进行开发整理，利用好存量的建设用地，一边在区域内增加立体空间的开发，并适当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做好区域绿化建设，提高未来建设用地的可持续利用。官渡区和安宁市处于中度集约区，可以对产业发展园区设立门槛，防止进入粗放产业，同时整治已有建设用地来增加建设用地需求，以提高集约利用程度。而呈贡区、晋宁县、富民县、寻甸县和宜良县处于低度集约区，其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功能要求存在差距，该地区是未来城市人口、产业发展的主要领域，其建设用地投入必然持续增加，因此，必须要加强区域土地投入强度，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源承载能力，以此提升建设用地集约水平。
2.2.2 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调控对策。
该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处于低度集约区，这与其所处的农产品主产区功能定位要求差距较大，要逐步加大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农产品主产区的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多以个体为主，并且由于其区位因素以及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和投入程度较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产业结构并增加投资，推进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因此，需要从整体上提升建设用地的集约度，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现代化，改良农业设施设备，提高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和生产力。除了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情况、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以外，政府还应加大对建设用地利用的投资力度，优化产业配置。
2.2.3 省级层面重点生态区调控对策。
东川区的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效益和土地动态潜力均高于农产品主产区，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其功能定位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因此，东川区应在兼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依据生态产业的发展需求，对建设用地的结构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提升土地利用强度。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进行可持续性的开发以提高东川区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3 结语
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在主体功能区控制下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功能要求存在一致性。在重点开发区内部，其中心城区和郊区区县的集约水平差距较大，这与其区位因素、资源条件、经济发展等关系密切。但农产品主产区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其功能定位有所差距，需从各方面增加投入保证产出效益，并根据各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制定调控对策，以发挥主体功能区控制定位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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