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1987年,,47岁)

摘要:笔者刚刚完成的《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的书稿全文65万字。这里选取了“1987年 47岁”的一节,考察高行健这一年的文学艺术活动,以及评论家对他的研究情况。这一年,高行健离开中国大陆后,至今不曾再回国。

关键词: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1987年;47岁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14-14

1月18日,刘晓波文章《十年话剧观照》发表在《戏剧报》1987年第1期。①

刘晓波文中说:

《车站》在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采用了《等待多戈》的手法与构思。前面表现一群乘客等公共汽车,一直等了十年二十年,头发都等白了,汽车还没来,可是他们还在等。最后忽然出来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就他不等了,自己走去寻找,这与前面的荒诞性根本是两码事,与整个基调是分裂的。荒诞派戏剧怎么能表现这种观念呢?本来荒诞派和意识流等,是与西方人的心理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的生活、文化、心理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中国没有这种土壤,偏要用这种形式来表现,只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分裂感。②

我看过高行健的几个戏,给我的印象基本上是靠外在的东西支撑,内在的东西非常苍白。我还是要说:中国现代的艺术形式,只能靠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壤上生长出来。借鉴外来的东西,不能只借鉴手法,根本的是要建立现代意识、现代感受,而中国大多数所谓创新戏剧只是借鉴外国戏剧的手段。③

我們的戏剧太缺乏来自深层体验的东西,而自觉的强化意识太多了。我在看戏时经常有这种情况:这里就是编导最得意的地方,可是我一看就想笑。编导的自觉强化意识太多了,太毕露了。

中国现在主要的时代精神是与封建传统对话,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一种符合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与心理特点的艺术形式。所以我以为,艺术的冲击,不单在形式上,主要表现在观念的冲击上。我们的话剧缺少那种来自编导本人深刻体验的,流淌在血液中的,出自人的本体的感受。伟大的艺术,只能感受,没法言传。如果戏剧家缺乏来自人的本体的深层体验,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有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就不会有他的发现的、只属于他的独特的审美细节。话剧现代已经出现一种花里胡哨的形式加上非常苍白的观念的新模式了。《绝对信号》用那么花哨的形式去表现人的那么高尚的纯真,这是干嘛呀!你再看当作家赋予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以道德的时候,肯定都是传统的道德。

我们的剧作家、导演不敢正视人的本体、人的潜意识、人的欲望。无论是搞戏,搞文学,搞评论,所有的深度都在你自己。你的作品有多少深度,就看你这个人有多少深度。要是不行,你不必怨天尤人,怨你自己。你敢于正视你自己,你就敢于正视世界。中国知识分子的惰性比大众还多,这是一种自觉的奴性,总得有一种外在的尺度、永恒的尺度在知识分子的头上。④

1月,在北京写作《就〈野人〉答英国友人》。⑤他写道:

西方戏剧被引入中国才只有80多年的历史。这之前,中国有自己的戏剧传统,为区别两者起见,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戏剧样式的中国人译为话剧。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中国的传统戏剧被介绍到西方的时候,又被译成了歌剧。其实这种戏剧讲究的不只是唱、念、做、打各种表演的功夫。这显然是两种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上都有极大差异的戏剧,在中国彼此也还不沟通。我在《野人》中所作的努力则企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寻找一种新的戏剧样式。⑥

《野人》一剧的创作追溯的正是中国戏剧的源流,而不只是其后已高度程式化了并且被封建伦理彻底改造过了的京剧和这类近代的剧种。我认为不断受到质疑遇到危机的现代戏剧的生命力就包含在这门艺术的源起之中。⑦

戏剧是一门自由的艺术。戏剧史上各派戏剧家们的规定其实是他们对自己的规定。如果我们认识到演员的表演是无所不能的话,舞台上就没有不可以表现的,而表演的艺术并不只诉诸语言。我们诉诸语言的时候,也还不排斥这种自由,因为语言和表演的潜力都远没有穷尽。又如果我们认识到戏剧归根到底是在一个光光的舞台上表演,人们就能从附加在戏剧身上的众多的条件造成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再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戏剧的表演是建立在像游戏一样虚构的前提下,而且是在观众的想象力的参与下完成的,那么无论剧作法还是导演的艺术都可以效力于一种十分自由的戏剧。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理性主义文化(这是正统文化,建立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所谓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还有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道家是这种文化在哲学上的一种表现。⑧

民族的文化可以是一种背景,而不应说成为一种界限。我认为东西方戏剧是可以沟通的,这种沟通给予我的戏剧创作带来的刺激,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种报偿。⑨

2月9-11日,与诗人马寿鹏就高行健戏剧创作做了两次彻夜长谈,后整理成《京华夜谈》。⑩

2月15日,《文学需要互相交流,互相丰富》刊发在《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创刊号)。?輥?輯?訛

2月18日,董子竹文章《该是作高层次回归的时候了——话剧十年断想》和谭霈生的文章《话剧十年——“人学”的深化与困顿》发表在《戏剧报》月刊1987年第2期。李云龙在“高行健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戏剧随想》一文分为三次刊登在《戏剧报》1987年第2期、第3期和第4期上。

董文指出:《野人》在哲学上所达到的层次是不低的。作者的雄心极大,他不仅想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心理真实,甚至想一下子揽括数万年人性发展的艰苦历程。全剧每一个人物的设置几乎都是富有哲学深意的一个象征。老巫师、山村姑娘、媒婆、科学工作者、当代的国家干部、科学工作者的妻子……作者把历时态的人性变异化为具象人物,然后再把他们放在一个虚拟的共时态的环境中,希望超越历史,寻找出人性中某种普遍的内涵。《野人》看来并未完全达到剧作者预想的目的,但他对“人性”的高层次复归,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的展望,无疑是充满积极意义的。如果没有新的戏剧观念的出现,戏剧艺术根本无法设想问津如此重大的主题。?輥?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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