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剧《屈原》是继《女神》之后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同时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女神》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而《屈原》则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最完美的结合的艺术特色。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作品内容的构建，结构的安排，体裁的综合运用及语言等方面的特点，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巧妙结合；“一天”与“一生”的完美结合；诗剧与话剧的完美结合等三方面论述，认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的完美结合是其主要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完美结合
纵观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生涯，取得成就最大的要属诗歌与历史剧。白话诗集《女神》和话剧《屈原》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作。《屈原》写于1942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它是郭沫若继《女神》之后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同时，也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作品。艺術成就上《屈原》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屈原》的艺术创作是如何达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下面试作三个方面的探讨。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首先，历史的真实来源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剧本涉及的历史材料深入研究的结果。1941年前后，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精到的研究。对有关屈原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和准确的评价。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结集于1941年的《蒲剑集》和结集与1942年2月的《历史人物·屈原研究》。这种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为历史剧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使作品更具有战斗性和现实性。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赴国难。他“亲眼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就是这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又一次复活了诗人那火山喷发式的革命激情，在新的斗争形式下又一次找到了喷发口。但是，“在反动政府的严格的检查制度下，当代的事迹不能自由表达或批判，故作家采取了迂回的路，用历史题材来兼着表达并批判当代的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4月，郭沫若以革命战士的无畏精神，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文学家的奔放热情，连续写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六部历史剧。其中五幕六场历史悲剧《屈原》的演出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剧中的屈原与现实生活中坚持抗日、进步的爱国者和民族志士，面临的矛盾和遭遇有其神似之处。因此，屈原所受的冤屈、陷害，他的愤怒，他的抗议之声，便极能扣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弦，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这样，屈原使现在人感到感情上的接近、亲切，而他又并非现代人的傀儡，仍是一个感人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激励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斗志，产生了巨大的现实意义，成为历史剧的辉煌篇章。
再次，“失事求似”的创作理念，为艺术真实追求插上了浪漫主义的翅膀，郭沫若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即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时代精神翻译到现在。”他对史料进行了提炼加工，运用丰富想象，去推测的必然，发掘历史的精神，进行大胆而合理的虚构。他在塑造屈原的形象时，有意削弱其忧郁彷徨的一面，而突出其刚毅坚定的一面；削弱屈原忠君的一面，强调反抗的一面，而且将他放在抗秦反媚之中，刻画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艺术形象更为鲜明的体现作者所要表现的历史精神，不至于漫画了屈原。
在艺术处理中，郭沫若将剧作中的屈原定位在四十岁左右，既人生的中年。选用屈原的作品，注意了一些节奏明快，活泼爽朗、激越的作品，《橘颂》《礼魂》都是这类作品，且在剧中反复出现推动剧情，渲染气氛。把宋玉写成一个小人，是他根据个别史料进行想象的。张仪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虚构了重要人物婵娟、钓者，卫士也是虚构的。卫士为救屈原舍身杀死郑詹尹、火烧宗庙，主动提出随屈原去汉北。这些都尽可能有史实的依据，并且不失历史真实的限制之下，依据对历史任务的精神把握与现实斗争需要进行可艺术创造。这样，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在这部剧作中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再者，这种结合，也是郭沫若作为剧作家，诗人、史学家三者合一的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的态度不同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也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二、“一天”与“一生”的完美结合
戏剧文学要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的高度集中和必须具有戏剧冲突，并要求冲突的紧张性和集中性。在作者对有关屈原的历史研究成熟之后，如何将屈原三十多年的悲剧搬上舞台？这是作者思索时间最长的问题。如作者所说：“虽然写成只费了十天，但从受胎计算，至少也经历了二十一年”。历史上的屈原悲剧身世很大，地位崇高，为了使戏剧冲突紧张集中又能真实地托现屈原的“历史精神”。作者采用了把屈原艺术生活的“一天”与历史上屈原的“一生”有机结合起来的结构。只写了屈原从清晨到半夜一天的时间，表现了屈原悲剧的一生，做到了“绘千里于尺素，窥全豹于一斑”戏剧冲突高度集中，主线突出，结构紧凑。体现了极强的艺术概括力。
这种结构，很明显地吸收了中外戏剧艺术的成就，即将欧洲戏剧结构“三一律”和中国传统的“一人一事”结合起来，这一杰出的创造，除过他渊博的知识和驾驭艺术的超常技能外，更体现在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的综合运用上。屈原作为伟大政治家和诗人的悲剧一生的历史是现实存在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创作也不过是现实存在的，他的联齐抗秦主张被昏庸的楚王抛弃，驱逐出朝廷也不过现实存在的。作者在创作中将这种历史真实，通过艺术形式真实地表现出来。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时，为了使戏剧冲突高度集中的表现屈原悲剧的“一生”，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以表现屈原的“历史精神”为主，选取材料构成屈原生活中最紧张激烈的一天，即塑造爱祖国、爱人民、光明磊落，忠贞不屈的伟大政治家和杰出诗人屈原形象为主组织材料。因此，“一天”与“一生”的完美结合，也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屈原的“一天”与“一生”是如何完美结合起来的呢？具体来说，第一幕，清晨，“桔园颂诗”渲染了屈原的精神境界。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人品和作品是相吻合的。因此，作者用他的作品来反映他的人品。《橘颂》是屈原年轻时的作品，赞美桔树不可动摇的深根，美丽的绿叶白花，锋芒毕露的尖刺，君子性格的果实和凛冽难犯的气节。名为颂桔，实为颂人，桔树就是屈原精神品格的写照，是屈原坚贞意志的化身。第二幕，“宫廷中计”，屈原因坚持联齐抗秦统一中国的正确政治主张，遭到被秦使张儀贿赂的南后的诬陷，被楚怀王以“淫乱宫廷”罪名而罢官。在屈原年轻时的作品《九歌》《礼魂》欢快的歌舞中屈原被诬陷。屈原虽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安危，而是人民的生活，祖国的前途以及整个中国的统一。他劝告楚王，他斥责南后，这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赤诚之心，正是《橘颂》中所说的表里如一，凛冽难犯的坚贞气节的闪光。第三幕，中午，“招魂受辱”，靳尚等企图打击屈原诬陷屈原失魂而疯、骗百姓为屈原招魂。屈原被逼向痛苦的深渊，愤而出城。《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剧中出自老百姓之口，用它反映了劳动人民朴素的无神论思想，而“拼命的在向老百姓学”又是屈原的创作观，所以《招魂》也从侧面反映了屈原的精神。第四幕，“龙门被囚”，屈原出城访问钓者，了解真相，愤怒之极，而此时正在与楚王一伙邂逅，他再次向楚王冒死直谏，痛斥张仪的间谍阴谋，揭露南后受贿罪行，向危害祖国的罪恶势力展开了勇猛的进击。正气凛然、顶天立地、从容对敌，充分展示了无私无畏的顽强斗争性格。在这关键时刻，屈原爱国爱民，爱憎分明的思想和远大的政治思想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另外在这一幕中屈原歌咏《惜诵》，钓者引用《离骚》中的句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侧面刻画了屈原的思想。第五幕，半夜，“烧庙出走”，屈原被关在东皇太乙庙，手戴手铐，面对神像怒火中烧，强烈的悲愤之情，奏出感人肺腑的乐章——“雷电颂”。最集中地体现了屈原的思想、精神、性格和品质。
三、诗剧与话剧完美结合
诗剧的创作源于郭沫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的学习与探索的结果。《女神之再生》《湘累》是以诗剧的形式写成的。作者认识到“话剧是在欧洲近代现实艺术的基础上生产的，话剧是写实的，好比写生画”这样，“抒情的”诗剧与“写实的”话剧相结合，创作手法上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的结合起来。表现在郭沫若的历史剧有主情和偏重写意的特点。
语言诗情浓烈，情景交融，文情并茂。这方面如“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霜雪愈猛烈，它们也丝毫不现些儿愁容”说事富有哲理，如：“要想不平凡，那就要靠自己努力。”“正义的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勇敢的人”。这些句子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总而言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必然要反映现实，要有客观基础，浪漫主义也不能是例外。一切真正的艺术也都必然要表现理想，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倾向性，现实主义也不能是例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起于对客观现实与主观理想各有所侧重，侧重并不是对另一方面就完全排斥。历史上伟大文艺作品所体现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足以证实美学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屈原》同样完美体现了这种统一。
【参考文献】
[1]沫若文集.第十七卷：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郭沫若.关于历史剧[J].海燕文艺丛刊，1983（1）.
[3]郭沫若作品经典：我怎么样棠棣之花[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4]郭沫若.孔雀胆的润色[J].人民文学，1987（8）.
[5]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