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特殊教学形式。搞好双语教学，有利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对于民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双语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向来受到普遍认可，例如著名语言学家麦凯和西格恩认为：“就世界范围而言，双语教育对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是我们所能够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就国家范围而言，它是促进各个种族群体和语言少数民族和平共处的最佳途径。”[1]
新中国成立以来，废除了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充分尊重，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来保障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的民族双语教学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体系基本形成。截至2015年，从学前到普通高中，我国实施双语教育的学校有1.2万多所，双语教师有23.5万人，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有410万人。[2]这既保证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也积极推广和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前，民族学校亦普遍开设了外语课程，实行“三语”教学，使少数民族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适应了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
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印发，其中对双语教学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即依据法律、遵循规律、结合实际。《决定》也对今后推进民族双语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即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对国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掌握和使用；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水平；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建立健全双语教学体系；国家对双语教学给予政策支持；鼓励民族地区汉族师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各少数民族师生之间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研究完善双语教师任职资格评价标准，建立双语教育督导评估和质量监测机制。这些要求和规定，是在新形势下审视双语教学的政策背景。但是，双语教学不应完全依靠行政力量强力推进，而应该是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现实和民众意愿双重张力下良性运作。在此过程中，各地表现出了不同的政策路径，如有些地区的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双语教学有明确的规定；有些地区的民族学校可以灵活安排双语教学；有的地区的师生可以自主选择双语教学模式等。在各地复杂的双语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双语教学的理论困惑和现实难题。
双语教学的理论困惑
在新时期民族双语教育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文化功能，即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政治功能，即促进“四个认同”；社会功能，即构建和谐语言关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教育功能，即培养大批“民汉兼通”的各类人才。[3]但从双语教学实际看，民族双语教学中，学校在文化选择、学生出路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困惑。[4]现实问题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使用、主流文化的发展，与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民族文化的传承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艰难博弈。笔者认为，当前由民族双语教学衍生出的两个理论困惑需要进行深度思考。
一是双语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在双语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理论分歧就是“语言同化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语言同化主义”认为，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快，中国少数民族应该直接进入汉语与外语教学。因为实施民汉双语教学会影响个体国家通用语言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其融入主流社会；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费用太高，不利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语言民族主义”从狭隘的民族情感出发，认为应该建立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用单一民族语言授课的教育系统。因此，实施民汉双语教学不利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会破坏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5]当然，这两种取向在双语教学实践中都有“极端化”的嫌疑，是典型的一元论思维，不可能在实践中进行非此即彼的取舍。但双语教学实践中，个别地区或学校在这两种取向的误导下，没有妥善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有时片面强调和重视其中一种，忽视和淡化另外一种，从而产生语言选择和使用的博弈，也形成了诸多误解。目前部分民族地区在双语教学实践中倡导师生“自主选择”教学模式，但由于师资、教材、评价机制等原因，学生自主选择双语教学模式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笔者认为，对于母语是民族语言的学生，选择和使用民族语言无可厚非，同时，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和使用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决定》也指出，要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建立健全双语教学体系，这符合少数民族师生的意愿，但需要在政策上赋予一定的弹性。
二是双语教学的政策调整问题。双语教学政策是针对有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设计的，经过多年双语教学实践的发展，目前已经演进成三种推进模式：一是以汉语为主，民族语言作为辅助教学语言；二是以民族语言为主，汉语作为辅助语言；三是汉语和民族语言在教学中并用。在有些民族地区仅仅简化成开设一门民族语言课，有些学校在民族双语教学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作了因地制宜的变通。就我国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而言，情况较为复杂。据统计，我国是一个有55个少数民族、拥有81种语言39种文字的多文化、多语言、多文字国家，民族双语教学政策应该有所区分，必须进行因时（不同时期的政策要求）、因地（不同地区的变革尝试）、因族（不同民族的双语教学模式）制宜的调整和改革，不能笼统地谈民族双语教学，而要具体化，在此基础上才有现实意义，才能真正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
双语教学的现实难题及破解建议
结合《决定》的要求，研判我国民族双语教学面临的形势，笔者认为，目前还存在两大现实难题，成为深入推进双语教学的认知障碍。
难题一：双语教学的学段选择。双语教学实施学段的问题，一直是双语教学的难题。有些民族地区对特定学段（小学或幼儿园）实施双语教学规定了明确的时限，提出了量化的要求。这不仅有“一刀切”的嫌疑，而且人为设定学段和学习时限，违背了语言学习的特点和规律。
事实上，民族双语教学不仅有其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基础，而且也与语言环境、学校的师资构成等密切相关。民族双语教学这种具体的语言选择、使用与教学的实践急需具体的理论指导。针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有必要总结双语教学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深化对民汉双语教学的理论认识，建设“民汉双语教育学”学科，指导双语教学实践。如果能针对某一特定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构建相应的理论分支进行理论指导，更为理想。
难题二：双语教学评价——“民汉兼通”与“单语偏向”的矛盾。反思民族双语教学，当前之所以出现了困惑，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评价双语教学效果？在涉及双语教学效果的表达中，惯常的表述就是要求学生“民汉兼通”。但这是一个相对宽泛的界定，较为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要真正使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形成“双语、双文、双能”，使双语教学取得“双效”，需要进行明晰的指标界定，并分解细化。有些时候，双语教学的要求与实际不符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可操作性，不能落实，导致某些双语教学问题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笔者曾在某民族学校调查，发现其双语教学实践还是非常肤浅的。如学校为了应对采用民族语言试卷的高考，在课程实践中增加了某些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学科用民族语言解释专用名词和术语的课时，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相应的学科内容。从这个过程来看，学生的双语学习极其有限。接受这种教学模式的学生，其后的教育路径大多是“民考民”，要进入民族类学校继续学习。但是不是参加了这种学习与考试的学生就一定能“民汉兼通”？值得深思。而且这种能力未必能在学校评价中展现出来。关于双语教学效果评价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双语教学的深入推进。目前情况下，双语教学效果往往与“民汉兼通”的要求背道而驰，实际上形成了典型的“单语偏向”。
笔者认为，急需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解决双语教学的难题。
出台双语教师任职标准。众所周知，双语教学推进的关键是师资，但长期以来，双语教师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不高。近年来，教师数量的问题逐步解决，但教师质量问题日渐凸显，究其原因，没有明确的双语教师从业标准。在实践中用“双语、双文、双能”这样的笼统标准要求和考核双语教师十分困难，而且这又直接关涉双语教学的质量，尤为关键。《决定》对此有所关注，需要提出更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在今后的实践中体现和落实。
出台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的评价标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考核向来是理论难题，对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的评价更是难中之难。怎样把学生的“双语、双文和双能”在评价中反映出来，是双语教学评价改革的切入点。对此，笔者认为，应该有如下几点考量：首先，要在学生双语课程学习中增加少数民族文化特长方面的评价，要规定适当的比例，并将此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其次，对双语学生特长的测查和考评要在遵循统一规范的前提下，保持適度的灵活性，在操作中既要有原则要求，也要有适度弹性。再其次，在对民族学生的双语学习考评中，学业成绩方面要有一定的要求，但没有必要要求少数民族学生达到和汉族学生一样高的水平。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发展进行考评，这应该是我们坚持的原则和方法论。
以上理论困惑与现实难题，是目前民族双语教学面临的紧迫问题，有必要进行理论澄清，否则认识上模糊不清，必然导致双语教学实践困难重重，影响双语教学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加]M.F.麦凯，[西]M.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15.
[2]张烁，雅诵：新起点上，我们携手并进——近年来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综述，人民日报，2015，9（16）。
[3]丁文楼.再谈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J].民族教育研究，2013，（6）.
[4]张善鑫.民族双语教学：现状成因与对策[J].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2，（4）.
[5]滕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新疆民汉双语教育，西北师范大学学术报告，2013年9月27日.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系2015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关系研究”（2015A-03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