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术方向的确立与发展

摘要:本文将科学发展观的普遍真理与民族高校的科研教学工作实践相结合,从教师发展学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学术方向确立中的以人为本,学术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统筹兼顾科研与教学关系等四个方面阐述了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方法指导学术方向确立和发展的理念与实践。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在近几年中南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确立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字信息处理这一学术方向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统筹兼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4-0001-03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既要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一科学发展观,对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指导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教师自身的成长进步,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的几年中,笔者在中南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教师岗位上,坚持将科学发展观与自身面临的现状相结合,总结出“正视差距,立足差异,化差异为特色”的学术发展思路。按照这一思路,笔者协助所在学院确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这一全新的学术方向,并在学院建立起了以“用信息技术抢救和保护各少数民族文明成果,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为宗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实验室。由于有了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实验室从2007年最开始的1.2万元校基金“印刷体彝文识别技术研究”起步,先后承担了2008年国家民委项目“用信息技术抢救和保护女书”、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女书规范化及识别技术研究”等科研任务,实现了纵向课题上的“三级跳”。与此同时,上述项目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南民族大学参展了由全球近5000学者共同参与的第十六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学术成果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本文将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宏观理论与实验室近几年发展的具体实践,针对普通高校教师学术成长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高校必须要发展决定了高校教师在学术上必须要发展

高等院校肩负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使命,必须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通过改革、发展培养适合国家建设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同时积极投身国家发展建设之中。1998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第一不能满足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需要,第二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第三不能满足拉动经济发展的需要,消解当时经济所面临的困难的需要。因此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通过连续十年的大规模扩招,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朝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迈进,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符合“第一要义是发展”。但问题在于连续扩招的速度过快,高等教育资源赶不上扩招的需要,导致教育资源全面紧张,大学生生均经费、师生比、生均仪器设备全面下降。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的各类高校成为“香饽饽”,渡过了不愁生源、蓬勃扩张的十年。但这种局面正在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发生着变化,2008年11月27日有两则新闻值得所有高校教师关注,一则是《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高中生人数持续下降,部分高中将关闭。二则是《长江商报》报道:受金融危机影响,20家名企取消在武汉高校招聘。一叶可知秋,从这两则消息反映出一个大的趋势,即对于一个处于平均水平的高校而言,它的生源会逐渐下降,而它的毕业生面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要想摆脱这种两头受窘的局面,高校就必须沿着平均水平线向上走,必须从质量上有所发展,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生源,获得更多的毕业生就业机会。不发展就会落后,而落后就有可能被淘汰。这是一场关系到一所高校未来生死存亡的竞争,相信每一所高校都会严阵以待,积极运筹,谋求自身更快、更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教学上,无论是在精品课程的数量上,还是在学生获奖的数量、质量上,高校之间都存在广泛而长远的竞争。而这里面最深刻的竞争还是在科研学术上的竞争,一所高校的科研实力代表着其教师团队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和灵魂。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如此,如果教育老是囿于祖宗留下的一套,势必与时代的步伐相背离。美籍华人杨振宁博士曾经深有感慨地说:“中国教育给了我严谨,美国教育给了我创新。”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与发达国家在创新能力上有着一定的差距。创新是教育的灵魂,唯有创新,才能引领我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因此高校必须要在科研学术上发展自己。与此同时,任何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发展,教师学术上不发展,教研室就发展不起来,教研室不发展,院系就发展不起来,院系不发展,学校也就发展不起来。所以,高校必须要发展决定了高校教师在学术上必须要发展。借用一句伟人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二、学术方向的确立要以人为本

作为高校科研人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学术方向,学术方向的凝练要综合考虑学科发展、所在单位的要求和地缘性优势等因素。这一点对于中南民族大学这样一个地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重重包围下的弱势高校尤其重要。笔者是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在中南民族大学的头几年也争取过一些工业控制的项目,但都没有结果。这与笔者读研究生时在导师的带领下项目不断的情形大相径庭,相信这也是很多在二三类高校工作的老师面临的共同问题。正在笔者郁闷彷徨,准备随意选择一个博士方向提高自己竞争实力的时候,学校与中科院合作的“霞光工程”给计算机科学学院请来了吴显礼、陈文德两位专家。两位专家,特别是吴显礼老师的到来,可以说影响了笔者的人生轨迹。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专家的知识和技术,还有他们对学术方向敏锐的把握和洞察力。在吴老师正确的学术发展思路以及耐心细致的指导下,笔者领导的一个青年团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字识别平台的建立工作,并以此为基础,申请到了一个国家发明专利和两个软件著作权。学术方向也转到了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这个领域,并且很顺利地进入了华中科技大学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与女书专家谢志民老师合作女书信息化工程是吴显礼老师到来之后计算机科学学院学术发展的又一创举。女书是中南民族大学的一面旗帜,而谢志民老师是这面旗帜最忠诚的守护者。作为一位身患癌症的75岁老人,每天研究女书文化到深夜,甚至一度失语瘫痪也不改其志,这种科研精神是超越学科、年龄和级别的。笔者在2007年8月份,之所以能够在无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制作含数千个字符的女书信息交换用编码字符集,就是为这位老人的精神所感,想要帮他一个忙,圆他一个女书信息化的梦。每次聆听谢、吴两位老先生的教诲,笔者都感到如沐春风,如饮醇酒。而这两位老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实验室的“治学之本”,将来无论研究室的年轻人面对学术上怎样的挑战,两位老先生的精神依旧会指导我们从容面对。而在两位老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实验室和我本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三、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

就大的方面而言,协调发展是学科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对于一个学校、一个学院和一个学科来讲,仅有一座孤峰、一个亮点,其他全是洼地、全是灰色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协调发展、共同发展、整体发展,产生一片高地,出现众多亮点,才有可能建设好一个学科,发展好一个学院和一个学校。笔者曾经认真分析过所在自动化专业所面临的局面:首先,自动化专业在计算机科学学院是一个相对较新、较为独立的专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次,计算机科学学院在中南民族大学内部也不算是科研很突出的单位;第三,中南民族大学在全国的高校中远远落后于像武大、华科大这样的一流高校;最后,中国在科技上,特别是原创科技上,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面对这样积弱的局面,笔者认为只有“苦练内功,降低内耗,加强合作,扩大影响”,才有可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早在05年左右,笔者借着在学院粘贴国际会议征文通知的机会,曾经在最后加过这么一段文字:“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涵盖了计算机、数学和自动化三大学科,能不能发挥三大学科各自的优势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写一些文章。”今天,伴随着女书信息化工程的开展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实验室的建立,我们的这种合作已经跨越了学院,实现了人文学科和信息学科的学术交融。同时,文字信息处理的成果也为学院内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涌现出来许多学科融合的项目和成果。如2010年我们申请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女书规范化及识别技术研究”,便是女书为载体,对濒危少数民族文献中存在的未经规范、复杂背景、高噪声、字迹残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借用模式识别中的聚类方法对“原生态”字符进行归类整理,利用广义形态变换方法对女书进行规范化;在文字识别方面,首先研究复杂背景下女书文字信息提取和粘连、重叠字符的分割算法,继而着力利用联机手写和脱机手写各自技术优势,将手写女书的动态信息和统计特征相融合,设计并实现一个新的脱机手写文字识别方案对女书进行识别。该项目的研究既为“面向实际书写环境的脱机手写识别”这一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又为少数民族文献古籍的信息化保护探索了新的道路。其他的成果还包括女书虚拟碑林园、美国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FLASH展示系统等。所有这些项目和成果,都紧密围绕“用信息技术抢救和保护各少数民族文明成果,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这一实验室宗旨,把我们与普通高校在对待少数民族这方面的差异作为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和发力点,用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将其转换成我们的特色。

四、统筹兼顾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老师发展的两条腿,但作为一名想在学术上有所发展的教师,最重要的是有在新领域重新当学生的勇气和毅力。从根本上来讲,学生从老师那里学习的并不是该课程的客观知识,而是他的授课老师在该门课程上的学习体验。哥本哈根学派最后一位大师约·阿奇博尔德·惠勒曾经说过:“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去开一门这个领域的课程;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大学里为什么要有学生?那是因为老师有不懂的东西,需要学生来帮助解答”。这些话在一部分中国大学的老师听来有些“离经叛道”,有人就直接评价这些说法是:“自以为是天才,抢同行的工作,害无辜的学生”。但笔者认为,惠勒这番话中包含着我们中国教师和学生普遍缺乏的东西,就是创新、勇气和学以致用。一个本科大学生在大学里学习了三千多个学时,考了数十门功课,却还是缺乏自信和创意,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会干什么,就是因为这中间缺少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习“学以致用”的过程。这个学习远比背熟书本上的知识点应付考试要难得多。而科研就给了老师一种平台,能够系统的向学生展示如何“学以致用”,系统地训练学生如何“学以致用”。以本科毕业设计为例,毕业设计作为四年本科教育的总成绩单,占据八分之一的大学时光,应该是学生一展所学的大好机会,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职业生涯或研究生生涯做好准备。但从笔者近年来指导毕业设计、评阅毕业论文和参加毕业设计答辩的情况来看,通篇抄袭,一知半解,对原本规定的设计任务大打折扣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些毕业论文甚至到了文笔不通,不堪一读的地步。这样的结果能说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吗?笔者在近几年的毕业设计指导中,开出的题目全部来自笔者所参与的科研项目、或者是笔者感兴趣却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对于前者,笔者与学生展开互助和竞争,老师帮学生解决问题,学生也帮老师解决问题,最后谁的方法效果好就把谁的方法用到项目中去;对于后者,笔者变成了“学生”,而学生变成了“老师”,“老师”每个星期要给“学生”讲一次课并接受“学生”的“提问”。通过综合运用上述措施,笔者在连续三年都有论文入选湖北省本科优秀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今年又获得全面丰收:所指导的8名学生全部获良好以上成绩,其中四名获校级优秀成绩,有两篇论文参加省级优秀论文评选。更为重要的是,这四位同学的研究成果已可直接应用于笔者所参与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中,有些甚至是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科研驱动毕设,毕设推动科研”的良好局面。

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的必然结果。以上笔者从学术发展的必要性,学术方向以人为本,学术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科研和教学的统筹兼顾四个方面介绍了学术科学发展观在指导学术发展上一些粗浅的体会,并将其与笔者所处的具体情况初步结合,总结出了“正视差距,立足差异,化差异为特色”的学术发展思路。相信随着学习和实践的深入开展,会对科学发展观有更加深刻和更为细致的认识,并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女书规范化及识别技术研究”,编号60975021;国家民委自然科学基金:“用信息技术抢救和保护女书”,编号08ZN0;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复杂背景下图文信息检测与提取技术研究”(编号ZZY10007)

作者介绍:朱宗晓(1978-),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在读,中南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实验室,讲师,研究方向: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少数民族文字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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