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文章经过研究发现，在气候、水量、人口的变化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影响下，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种类都有所增加，适应性较强的经济作物得到广泛推广，这种变化对于明清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对于现代农业如何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平衡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
一、汾河下游概况
文章的研究区域为汾河下游段，此段地势较为平坦，主要地形区有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具有适宜的气候条件，物产富饶，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历史时期一直是流域经济重心所在。
二、明清汾河下游农作物种植的调整
（一）明清以前农作物种植结构分析。山西历代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考古证明山西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就出现了原始农业。现位于汾河下游的稷山县城西城有一座稷王庙，创建于元代，是为纪念农业始祖后稷所建。在元代，山西生产的粮食作物大概包括：小麦、粟、荞麦、谷子、水稻、豆类等。
小麦适宜生长在平原地区。元代平阳府临汾沃野平坦，河渠纵横，是小麦生长较好的地带，遇有丰年，庄稼长势十分喜人，绛州曲沃也是种麦产地。这些记载都充分表明在元代时期汾河下游就已有小麦的种植，且种植条件较为适宜产量较大。
大麦耐寒，可作饲料还可做食品。《山右石刻丛编》记载乡宁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中通常可望“二麦有秋”，记载表明这些地区都有种植大麦。粟产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可在干旱缺乏灌溉且贫瘠的地方生长，是山西产量比较高、分布最广泛的粮食作物。元代时，粟是征收税粮最为广泛的农作物，常作为军粮或者人民贮存粮食的首选，同时也可作为赈灾粮。黍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适应性较差，产量较低。《山右石刻丛编》记载平阳除种植豆麦外还有有种植黍。《河津志》记载解州河津被人称作是世外桃源就是因为汾河下游的河津解州很早便有种植黍的历史且种植条件良好产量颇丰。谷子较为耐寒且稳产，稷山县元墓“五女坟”所置的陶罐中便装有谷子等粮食作物。水稻喜湿润，耐热和强光，籼稻种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粳稻种植于温带和寒带地区。晋中与晋南地区在汾水、涑水等地的河谷山川中有种植但因种植地区条件不同产量和质量都不同。汾河下游的水稻种植较为普遍，霍邑（今山西霍州市西南十六里）和赵城（临汾市洪洞县）二县均有种植稻田，产有白米。水稻能在汾河下游种植与水源密不可分，平阳（今临汾）、洪洞与赵城间有河渠可为水稻种植提供便利的水源。
（二）明清时期农作种植结构分析。在农业经济中，主要是粮食作物生产，经济作物甚少。元代末年，汾河中下游，由于受战祸影响较轻，农业条件好，人口稠密，生产恢复比较迅速。明朝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生产技术有了变化，高产作物、经济作物得到更为普遍的种植，水稻生产率也有所提高。明初山西的粮食作物，仍以小麦、谷子、豆类为主，以粮食作物为中心的种植结构较为稳定，但隨着外来物种的引进，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也逐渐推广，种植结构逐渐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土壤肥沃，种植条件良好的汾河下游。经济作物在新引进的作物种类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玉米具有多种名字，抗旱，耐瘠薄，适应性广，生育期短，于明万历年间传入山西。在明万历四十年《稷山县志》中列有“舜王谷”，最早记载了山西的玉米。康熙十一年编定的《河津县志》中也有对玉米的记载。但在嘉定、道光以前仅为袱食不足之补充或救荒之物，至清末光绪年间，山西玉米已“处处有之”，无地不种，表明玉米已跻身于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行列，从而使清代山西粮食作物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山西南部的山区， 已成为玉米的集中产区。
马铃薯在明中期传入我国，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称：“山西种之为田，谷称山药蛋”。《植物名实图考》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作者吴其浚曾任山西巡抚，马铃薯是冷凉型作物，与山西多山，地高气寒的情况较为符合，一经传入便得到较为广泛的种植。汾河纵贯山西，形成几个小盆地，大部分是丘陵山地，土壤资源丰富，较适合种植马铃薯。甘薯适应性广，耐旱耐瘠，较抗病虫，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清乾隆21年（1756年）从河南传入山西，清乾隆年间，晋南谷地已有种植。棉花，喜温作物，蒙元时传入我国，但山西省种植棉花较晚，山西汾涑河谷平原是山西最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 因而成为清代棉花的集中分布区。清代以后，棉花的种植面积又进一步的扩大，清后期晋南已经形成棉花的集中产区。花生，在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山西清代中期始有种植，民国初年逐渐传播开来，与汾河下游的侯马，新绛，曲沃处于同一纬度的沁水县东大村有教种花生的感德碑，碑文记载着东大村人赵家常于清咸丰年间引进花生的种植技术并将其种植技术传播开来的事迹。
明朝万历末年由曲沃人张时英带回烟草种籽，在曲沃县种植，邑民大食其利，后来，晋南、晋东南亦种植。清嘉庆年间，陈琮编纂的《烟草谱》中载：“青烟出山西”，此时山西的烟草已全国有名，但是烟草种植会消耗土地肥力，影响其他作物的生长。高粱，耐寒、耐旱、抗涝能力较强，对环境的要求较为宽松，在山西又称稻黍，民间多称之为茭子。清时山西高粱品类甚多，各地遍种，在晋南河川地带，包括霍县以南汾河下游的晋南盆地，多为麦收后的秋粮。
（三）明清时期汾河下游农作物种植特点
1、从农作物种植角度看，原有的农作物种植结构较为稳定，大量新型农作物的传入使原有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变化，经济作物逐渐被推广。元时，汾河下游的农作物种类以小麦、粟、荞麦、谷子、水稻、豆类为主。明清时期汾河下游的农民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谷子、薯类、豆类、高粱、棉花、烟草等，对比发现，农作物种类有所增加，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明显。
2、从农作物的传播时间和传播路径看，明清时期增加的农作物种类大多为明代传入山西，在清代时得到广泛种植，且传入的新品种大多由汾河下游所处的晋南逐渐向北传播，然后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农作物的集中产区。
3、适应性较强、耐瘠耐旱的农作物更容易得到广泛的种植。明清时期传入山西省的玉米、马铃薯、甘薯皆因其适应性强，对环境要求低而被广泛接受。
4、因地制宜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种植面积的扩大。汾河下游适宜种植棉花、小麦、谷子、水稻等对自然条件要求较高的农作物，因而才能在清代大量种植，形成农作物的集中产区，吸引大量人口，为山西省现有农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明清时期汾河下游农作物种植结构产生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气候。气候对农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竺可桢将我国近五千年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本文研究的明清时期处于第四寒冷期。周翔鹤将明清时期又细划为四次冷期和三次暖期，在明清时期的冷期中，汾河流域出现了天气转寒的现象，与之对应，农业生产也产生适应性变动，虽然农田水利的建设可适当弥补气候转寒的不利影响，但是水稻种植出现了北移扩大的趋势，寒旱作物扩大种植，粳米、小麦等减少了种植。根据《山西通志》记载明清时期汾河下游曾发生重旱、极端干旱33次，没有充足的水份，农作物生长自然会受到影响。由于气候寒冷，霜冻灾害频发，大量农作物在生长期受冻，形成灾荒。
（二）人口。人口稠密，对农作物的需求就会增多，从而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元末，汾河下游因受战争影响较轻，农业基础较为深厚，人口还比较稠密。文献记载，从明洪武到嘉靖年间，山西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洪武二十六年为407万余口，弘治十五年为487万余口，到嘉靖二十一年，上升为506万余口，人口持续增长间接表明山西农业在持续发展。明初实行大移民，山西人口因比较稠密，曾多次被徒往他省。明嘉靖时山西遭蒙古军两次大浩劫，死人十几万，万历数字却有所增加，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元末明初，蒙古统治者掳掠的大批所谓驱口和其他奴婢，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一支生力军，大批人口增加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代满族入关，战争持续十余年，人口骤减，满族人圈占土地，使农业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纵观明清，山西人口呈上升趋势。
（三）政策。朱元璋即位之初，鼓励垦荒耕植，推行民屯、军屯和商屯等农业政策，发展经济作物，在这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扩大了山西省的土地耕种面积。除此之外，开发农田水利也是明代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方面。明中叶以后，明政府整顿赋税制度，实行了著名的“一条鞭法。康熙年间，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轻徭薄赋等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清代山西农田水利工程约有156处，主要分布在汾河流域，促进流域内农业的发展。据统计清代比明代田地多的洪武二十六年还多，且后期还逐渐增加，清乾隆时期的人口超过明嘉靖年间十万口，说明清代比明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
结论：明清时期由于气候、人口、政策、农田水利的开发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原有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改变，在原有粮食作物种类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种植面积有所增加，适应性较强的经济作物种植种类也有所增加。明清汾河下游農作物的种植结构与现代相差不大，但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水平的提高，适应性较差，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的农作物逐渐被替代，不断适应着人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