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按照史书“系之年月”的历时顺序叙述故事，而这种叙述方式又如同记账，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帐簿”叙述。“帐簿”叙述首先是一种“拟史”叙述。因“帐簿”叙述本身存在着时序刻板等缺陷，故张竹坡等人不满于把有意“错乱其年谱”的《金瓶梅》等小说定性为“帐簿”，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的创作追求，这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小说“如史”而“胜史”的期望。凭实说来，“帐簿”叙述曾经以其文化底蕴有功于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方面，佛教因果性的孽债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另一方面，受道教功过观念的影响而在民间社会流行的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也催生了一批报应性质的“帐簿”小说。
关键词：帐簿叙述；历史叙述；孽债观念；文本建构
作者简介： 李桂奎（1967—），男，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明清小说及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2-0119-07收稿日期：2008-10-11
“帐簿”，也写作“账簿”，本指登记日用款项的簿书，它通常由时间、次数、收支、得失等数字构成。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帐簿”说既寓含着小说叙事时间的头绪性与密度性，又寓含着小说叙事的象征性结构。作为一种较有影响的“拟史”叙述方式，“系之年月”的“帐簿”叙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具有多重意义，因而有必要展开具体探讨。
一、“帐簿”叙述的“系之年月”特征
尽管中国古代史书的编撰体例有编年体、纪传体之别，但大都秉承“系之年月”的写作方式，其叙述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梁启超所谓的“总不能离帐簿式”［1］（P23）。就编年体史书而言，相传经孔子删削修订的《春秋》就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2］（P1703）。关于纪传体史书的叙事，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3］（P1）就是说，纪传之“史”同样是按年代、历法等时间顺序、事理顺序记录历史事实。另外，作为官修史书主要来源，历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更是按日记载，对史书“帐簿式”叙述的巩固与提高不可忽视。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各类史书之所以被目为“帐簿”，主要是因为它们通常按照历时的顺序编写，如同一笔一笔地记账。史书的“帐簿式”叙述自然深深地熏染了后来追奉史书写作的各类小说。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帐簿”叙述是一种“拟史”叙述。
关于史书的“帐簿”性质，明代陈继儒首先大力倡言并作了最为详细的阐发，其《狂夫之言》卷二有一长篇大论，现摘录如下：
[天地间有一大帐簿，古史，旧帐簿也；今史，新帐簿也……今史官不编史，子弟不读史，新帐簿、旧帐簿皆置之高阁，岂不可叹！夫未出仕是算帐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帐簿的人，史官是写帐]
[簿的人。写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国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间一大帐簿也。［4］（P12-13）]
在陈继儒看来，以《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一史》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书的记事大略如同记账；而作为“帐簿”的史书是其他书绕不过的“关津”，故读其他书应当从读史书读起；读书人要治国平天下，应当扮演“帐簿人”角色，做到写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基于“史者，天地间一大帐簿”的观念，陈继儒在《叙列国传》中评说《列国志传》这部小说道：“此世宙间一大帐簿也……《列传》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核而详，语俚而显，诸如朝会盟誓之期，征讨战攻之数，山川道里之险夷，人物名号之真，灿若胪列，即野修无系朝常，巷议难参国是，而循名稽实，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辟（譬）诸有家者按其成簿，则先世之产业厘然，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帐簿也。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5］（P123-131）显然，陈氏将《列国志传》喻为“帐簿”，意在提高这部小说的地位。在继承陈继儒学说的基础上，清代褚人获《隋唐演义·序》进而提出了“大帐簿”与“小帐簿”这一对观念：“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簿，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6］（P958）陈继儒、褚人获在大力宣称演义小说中的有些作品是“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能令“世宇间开大眼界”的“大帐簿”，而还有些作品则是隶属于《通鉴》“大帐簿”之下的“小帐簿”。此外，在署名“钟惺编辑，冯梦龙鉴定”的《盘古志传》后，建阳书坊主余季岳曾有跋语云：“迩来传志之书，自正史外，稗官小说虽极俚谬不堪目睹。是集出自钟、冯二先生著辑，自盘古以迄我朝，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一代编为一传，以通俗谕人，总名之曰《帝王御世志传》，不比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四方君子以是传而置之座右，诚古今来一大帐簿也哉。” ［7］（P672）在此，余季岳阐述自己庞大的刊刻计划，那就是把“自盘古以迄我朝”的历史，按鉴演义，“一代编为一传”，故而取名为《帝王御世志传》。余氏于万历年间刊刻了《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商志传》，崇祯年间刊刻了《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这些小说都按照历时年月叙事。可惜原定的刊刻计划并没有全部完成。由此可见，古人以“帐簿”论历史演义小说，主要着眼于“小说”的“史”性，突出了其“系之年月”的“拟史”特点。
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来看，取决于“补史”的大政方针，早期文言小说的作者为求真务实，特别崇尚运用历代帝王年号叙述故事，这就使其打上了史书“帐簿式”系年叙述的印记。如唐传奇《柳毅传》的“仪凤中”（唐高宗年号）、《李娃传》的“天宝中”（唐玄宗年号）、《虬髯客传》的“隋炀帝之幸江都”，都运用帝王年号或借助帝王活动作参照来标示故事时间。后来的章回小说更是纷纷主动接受古代史书“系之年月”叙事方式的影响，继续保持“帐簿式”面貌。历史演义小说自然一马当先，大多直接运用帝王年号来纪年，俨如一道道精打细算的“明细帐”。如《三国志演义》这部小说叙事从“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中平六年夏四月灵帝病笃”叙起，至宝鼎元年司马炎“降孙皓三分归一统”结。在长达百年左右的“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对处于“起”“结”层次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小说作者皆明确指出其年月日，以示言之凿凿。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经典，其充满历史感的时间构架自不待言。至于神话小说《西游记》，它尽管不把历史时间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但也不免要编年记月，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一一叙述。小说第十三回写唐僧起程之时：“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第一百回写唐僧取经，先是借三藏的话挑明：“途中未曾记数，只知经过了一十四遍寒暑。”接着又用太宗的话坐实：“久劳远涉，今已贞观二十七年矣。”从而对唐僧取经往返的时间进行了历史性的叙述。清人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中说：
[西游每过一难，则必先编年记月，而后叙事，隐寓攒年至月，攒月至日，攒日至时之意，其与取经回东，交还贞观十三年牒文同一机关，所谓贞下起元，一时辰内管丹成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8］（P346）]
这里所说的“编年记月”指的是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不仅要数落“贞下起元”等年号，而且更重在通过四季转换来拉动“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形成。即使面向社会现实的世情小说，也乐于采取貌似一丝不苟的故事编年策略叙事。《金瓶梅》开篇即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为“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后来，对于那些事关人物生死的“大事记”，作者也都先后一一给出了具体时间。如，第三十回写官哥儿出生在“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三日也”，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之死是在“重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等等。以“史”自命的《儒林外史》之叙事更能反映这种笔法和笔势，小说第一回从“元朝末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写起，重点突出了“洪武四年”之事。小说沿着一种历史的顺序，一直写到第五十五回“话说万历二十三年……”。作者在狡狯地实施“托明言清”策略创作的过程中，采取了明代的年号，把百年间的故事煞有介事地一一叙出。《红楼梦》所叙述时间有时具体到以日为单位。如第五十回写道：“十七日一早，又过宁府行礼，伺候掩了宗祠，收过影像，方回来。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赖大家，十九日便是宁府赖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吴新登家。这几家贾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也有高兴直待众人散了方回的，也有兴尽半日一时就来的。”显然，这种叙述是“帐簿式”的，它传达出富贵人家节日活动的频繁。尽管《红楼梦》的作者匠心独运地追求故事时间的烟云模糊，但从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就接二连三地有人在为其编写年表。范锴的《槐史编年》首度编写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年表；姚燮在评点这部小说时，每回都注明干支年月；后来，张笑侠也撰写了《红楼梦大事年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周汝昌的《红楼纪历》编定严整，影响深远；随之，周绍良、王彬、沈治钧等先后编出风格不同的《红楼梦》年表。人们如此热衷于给这部小说编年表明，小说本身有“年”可编，隐含着“帐簿”性质。相对而言，前八十回的“帐簿”叙述较为得体，而后四十回的处理存在一些缺陷，故而常为人诟病，如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指出：“我总觉得后四十回只是一本帐簿。即使处处有依据，也至多不过是很精细的帐簿而已。”［9］（P25）
当然，对于“系之年月”的“帐簿”叙述方式，历来褒贬不一。如，陈继儒等人褒扬有加，而觚庵对《东周列国志》则甚为不满：“读《东周列国志》，觉索然无味者，正以全书随事随时，摘录排比，绝无匠心经营于其间，遂不足刺激读者精神，鼓舞读者兴趣。”［10］（P251）时至近代，人们围绕史书的“帐簿式”叙述方式还展开了一场争论。梁启超率先发难：
[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了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1］（P23）]
在此，梁启超鲜明地指出了编年体史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写作方式及其“帐簿式”的叙述特点，而这都容易造成审美的“寡味”。对梁启超说《春秋》“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11］（P14-15），钱玄同认为“是极确当的批语”［11］（P75-78），予以认同；而钱穆则大不以为然，他说：“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帐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 ［12］（P433）在此，钱氏通过重新阐释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指出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对“史”的曲解。事实上，《春秋》具有按时间叙事的特点，将其比喻为“流水帐簿”无可厚非。无论如何，历代小说家们总是在补史观念的支配下赋予其叙述者以“史官”的姿态，运用“系之年月”的方式叙事，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从史书一脉传承而来的时间顺序赋予古代小说叙事以“帐簿”形象，并决定了其“帐簿”性质。
总之，从短小精悍的文言笔记小说发展到鸿篇巨制的白话章回体，中国古代小说都基本沿承着古代史书将大大小小的事“系之年月”的“帐簿式”时间标度和叙事方式。这种“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拟史”叙述方式所形成的文本尽管有一定缺陷，但毕竟不像鲁迅《阿Q正传》所谓的“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
二、故作参差的“变帐簿以作文章”
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史书常常被当做评价小说叙事水平高低的参照系。人们基本公认小说“如史又胜史”：说某部小说“如史”，是为了通过傍史来提高其身价；说某部小说“胜史”，则意在借强调小说叙事多变而突出其独立品格。人们有时不满足于“帐簿式”叙述的史书笔法，而呼唤时间错综的“文章”性的小说笔法。于是，“变帐簿以作文章”之说应运而生。
大致说来，小说“详”而史书“简”， 形成这种差别的历史原因有多重。针对有些论者超越时空地苛责《春秋》等史书过于简约的现象，柳诒徵曾经指出：“记事尚简，实缘限于工具，故必扼要而言，或为综述之语……至诋《春秋》为帐簿式不足称史者，皆未就古人用竹简之时代着想。”［13］（P3）的确，刻在竹简上的文字自然尽量求简约，《春秋》的书写受到了那个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此，我们应当“就时论事”，即面向那个时代立论，而不能按照现在的标准挑剔前人。关于小说叙事对史书叙事的超越，金圣叹曾论及，如他评第二十七回武松受施恩款待说：“凡此等事，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绘。尝言太史公酒肉帐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若韩昌黎《画记》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小说应讲究叙事时间的速度和密度，不能仅仅靠粗陈梗概把故事讲清即可，绘声绘色的“酒肉帐簿”之细是必要的。然而，对于生活细节的写真式描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买账的。明代题名“张誉无咎父”（或谓“冯梦龙托名”）写的《平妖传叙》便曾对其“琐碎”“繁杂”进行过批评：“《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帐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 ［14］（P482-483）在此，作序者称赞《水浒传》章法谨严如《西厢记》，而贬低细致描摹市井生活的《金瓶梅》为“只会记日用帐簿”。如果人们普遍承认小说“胜史”、“优于史”，那么，把小说单单比做“帐簿”就出问题了。
在强调小说运笔之技要高于史书的背景下，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之说：
[夫现今通行发卖，原未禁示。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15］（P64）]
面对社会和人生的多重压迫和深深感触，张竹坡反复申明他的评点是“我自作我的《金瓶梅》”。结合张竹坡《读法》四十的“假捏一人，幻造一事”、“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等言论，我们可以推断出其所谓“帐簿”与“文章”的大意。单就时间观念而言，“帐簿”必须一五一十地按照日期记录，而“文章”则可以凭空捏造地“错乱其年谱”。其所谓“变帐簿以作文章”，包含着改变人们对《金瓶梅》的“帐簿”印象的意图。《金瓶梅读法》三十七指出：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云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月某日请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捱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帐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15］（P76）]
张竹坡列举了书中种种时日错乱的叙事现象，不仅没有指疵批漏，反而认为这是“作者故为参差”，毕竟写小说不是“记帐簿”，应当别具匠心地“特特错乱其年谱”，从而避免“死板一串铃”式的机械记录。借助“我注”、“注我”式的评点，张竹坡多次指责关于《金瓶梅》叙事的“帐簿说”，这段文字最有代表性。事实上，陈继儒、褚人获等人把《列国志传》、《隋唐演义》等小说说成是“帐簿”，意在拔高其价值；而张竹坡则认为，把《金瓶梅》等小说视为“帐簿”，则是对它们的贬损，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和旨归不同。随之，林钝翁评《姑妄言》第八卷《贾文物借富丈人力竟得甲科邬帮闲迎宦公子意走邀宝贵》卷首对《金瓶梅》突破“用年月表”叙事也予以大加称赞：
[《金瓶梅》一书可称小说之祖，有等一窍不通之辈，谓是西门家一本大帐簿。又指摘内中有年月不合，事有相左者为谬，诚为可笑，真所谓目中无珠者，何足与言看书也。［16］（P388）]
显然，林钝翁之评与张竹坡一脉相承，同样不满于把《金瓶梅》比喻为“帐簿”，并强调了史书与小说之别，突出了作为“文章”的小说可以不拘泥于历史叙述系之年月的特点。
既然小说无须拘泥于哪朝哪代，时间可以虚拟，那么，以往“系之年月”的写作方式就可以突破，这是小说创作观念的突破，影响深远。《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探讨了故事叙述“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及其因由：“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史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强调了不受历史朝代约束等时间设置的自在性。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写至元春“才选凤藻宫”、贾府修建大观园，叙述者用“又不知历几何时”提示时间。即使对屈指可数的五六个月，作者也不愿直白地告诉你具体日期，而是用了“不知历几何时” 、“日日忙乱”等如此飘忽的字眼。说明这正是作者对时间的有意为之。不料，不明此番事理的姚夑竟然花费工夫，一五一十地指出《红楼梦》叙事中年、月、日上存在的“漏洞”，结果不仅费力不讨好，反而被人们讥笑为“簿录家”。
大致说来，人们关于“帐簿”叙述利弊得失的探讨尽管看似复杂，但其大旨主要有二：其一，在时间安排上，“帐簿”叙述的井然有序等头绪特征一度受到人们的追奉；其二，在时间速度控制上，“帐簿”叙述的繁缛末节等细屑特征则招来人们的不满。于是，张竹坡提出“变帐簿以作文章”。
三、小说构架尚有赖“帐簿”叙述
在中国文化中，“帐”有时还借指“债”，如欠账、还账、放账、赖账等。在中国人看来，“欠账还钱”天经地义，即使拖欠久了，也不能一笔勾销，而要做到“久假当还”、“父债子还”，否则便会出现“人不算天算”的后果。中国人不仅讲究“算账”，而且还坚信“新账旧账一起算”。这种文化背景有利于中国古代小说落实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叙述理念，并有利于形成带有时间循环性质的叙事圆圈。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算账”观念又有利于将故事时间与情节作充分延宕。
首先，佛教因果性的孽债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在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下，话本小说创作的“帐簿”意识特别突出。《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谭前因后果》结尾写道：
[只因丘伯皋是个善人，故来与他家生下一孙，衍着后代，天道也不为差。但只是如此忠厚长者，明受人寄顿，又不曾贪谋了他的，还要填还本人，还得尽了方休，何况实负欠了人，强要人的打点受用，天岂容得你过？所以冤债相偿，因果的事，说他一年也说不了。小子而今说一个没天理的，与看官们听一听。钱财本有定数，莫要欺心胡做。试看古往今来，只是一本帐簿。]
事实上，除了话本小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创作的“久假当还”意识也常常赫然在目。如，《三国志演义》第一〇九回写道：“阿瞒当年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至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清代褚人获为《隋唐演义》一书作序探讨道：
[乃或者曰：“再世因缘之说，似属不根。”予曰：“事虽荒唐，然亦非无因，安知冥冥之中不亦有帐簿，登记此类以待销算也？”然则斯集业，殆亦古今大帐簿之外、小帐簿之中所不可少之一帙与（欤）！［6］（P959）]
《隋唐演义》这部小说叙述了自隋文帝起兵伐陈开始，到唐明皇从四川还都去世而终，共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其结构“大框架”是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的“两世姻缘”。因此，褚人获之论就是把某种报应不爽的“因果”当做“帐簿”。题名钟惺的《混唐后传序》内容几乎相同，被疑为后人伪托［6］（P965-966）。这种观念不仅影响到历史小说，而且还渗透到世情小说中去，如《歧路灯》第十九回写道：“孤儿寡妇被人欺，识暗情危共悯之。岂意家缘该败日，要欺寡妇即孤儿。”而《红楼梦》第五回所写《飞鸟各投林》曲更是说：“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可见，这部小说创作的孽债观念很突出。所谓“欠命的，命已还”大约指凤姐之流，而“欠泪的，泪已尽”则分明指黛玉。小说第一零九回直接以“候芳魂五儿承错爱，还孽债迎女返真元”为题，创作的孽债意识明显，从而使小说带有“帐簿”性质。
即如读《金瓶梅》而言，我们也分明能感受到其中蕴涵的“久假当还”的宿命思想，即抢了人家的，盗了人家的，冥冥之中都要归还，大有“冤冤相报，了此帐簿”的动势。《金瓶梅》第一回在“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等语之后，进行了这样的干预式预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体布局如此，细微之处的叙述也是这样。张竹坡于第六回总评说：“何处做玉楼？观金瓶骂‘负心的贼，如何撇闪了奴，又往那家另续上心甜的了。’此是玉楼的过文，人自不知也。不然，谓是写金莲，然则此言却是写金莲甚么事也？要知作者自是以行文为乐，非是雇与西门庆家写帐簿也。”［17］（P90）第七回总评说得更具体：“总是为一百回内,第一回中色空财空下一顶门针。而或谓如《梼杌》之意，是皆欲强作者为西门开帐簿之人，乌知所谓《金瓶梅》者哉。”［17］（P101）的确，小说第七十九回叙西门庆吃药死、第八十回叙李娇儿盗财归院、第八十一回叙韩道国拐财远遁、第八十一回叙来保欺主，分别完结了武大、花子虚、苗青、来旺四桩公案。西门庆之死对于西门这一富户而言，无疑是大厦顶梁柱的一次倾覆。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偌大家业顷刻间面临崩溃的危机，家庭所有成员的命运也刹那间发生了逆转。号称“四泉”的西门庆虽然谐音“四贪俱全”，但此时此刻一切的欲望却都将归于一个“空”字，一切都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与此同时，古往今来，社会上既有“各人造孽，各人承担”、“自作自受”之说，又有“父债子偿”、“一人犯错，株连后代”、“男人犯错，女人还债”、“天子作孽，人民受灾”之论。这种错位性的果报虽然不合现代法理，但这笔“糊涂账”中所寓含的人生哲理和机关却有利于生发出许多小说故事。如《西游记》第八十七回写天竺国凤仙郡三年大旱，原因是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当地郡守献供斋天时失范，而玉皇大帝设下三件似乎根本无法完成的难题，使百姓遭殃。孙悟空得知事情的起因缘由后，只好劝当地郡侯归善，使披香殿的米、面立即皆无，锁梃断。三事成，玉皇大帝才肯下旨降雨。这种看似荒唐的故事背后拥有一根弯曲的“还账”观念支柱。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久假当还”意识来自元代傅按察所作《钱唐怀古》一词：“……陈桥驿，孤儿寡妇，久假当还……去国三千，游仙一梦，依然天淡夕阳间。昨宵也，一轮明月，还照临安。”［18］（P186）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夺取了后周的孤儿寡母，宋亡后宋室的孤儿寡母又沦为他人之手，故而傅按察有如此慨叹。这种“久假当还”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古代小说的时间操纵及其圆转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其次，道教的功过观念也催生了一批“帐簿式”叙述的小说。值得重视的是，受到道教的影响，16—17世纪，中国民间社会流行的一种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对古代小说“帐簿”叙述产生了很大影响。所谓“功过格”，本来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这种簿册列功过二格编写，故名。据《太微仙君功过格·序》载，“功过格”的记录采取的是日积月累的“量化”形式，将善言善行记在“功格”，而将恶言恶行记在“过格”，按月、年作阶段性汇总决算，“功”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19］（P449）。后来，这种按时间记录功过的方式流行于民间，成为一种具体指导人们行善戒恶的善书。清初，江苏宜兴史洁珵（玉涵）所辑《德育古鉴》之“原序”引用上文提到的陈继儒所说“史者，古今之大帐簿也”这句名言，并进而指出：
[夫作善作恶，小德小过，总之皆上帐簿之人也。二部童子，日游夜游，并世所称台彭司命，皆记帐簿之人也。上而天帝，下而阎罗，算帐簿之人也。阳报阴报，降殃降祥，结帐簿之时也。而予则间录其帐簿所传一二宗，以为天下后世一称述者也。戒之戒之！［20］（P1）]
在此，作者借助“帐簿”之喻，分别从“上帐簿”、“记帐簿”、“算帐簿”、“结帐簿”、“录帐簿”等层面，形象化地阐释了善恶因果原理。如此日积月累的“功过格”记录如同店主在账簿上记账。在话本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功过格”叙述的范例，如《型世言》第二十八回写张秀才夫妻为求子：“遂立了一个行善簿，上边逐日写去，今日饶某人租几斗，今日让某人利几钱……一千善立完，腹中已发芽了……不期立愿将半年。已是生下一个儿子。”由此可见，民间“功过格”观念已经渗透到小说文本，并影响到其结构。在古代，“行善”是人们改变“财运”的一套秘诀。中国古人思想深处的这种“财运由命，富贵在天，积德生财”的通行律，更是经常被贯彻到话本小说的叙事体例中。如《喻世明言》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将古代“裴度还带”一则故事纳入到“行善改运”的叙事框架中展开叙述，写年轻时相面师告诉裴度，他日后注定死于饥饿。后游香山寺中，于井亭栏杆上拾得三条宝带，坐等失主认领。自然，他的诚实改变了命运，后来发迹变泰，官至宰相，安享天年。本来，“还带”与“高官厚禄”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为着贯彻“行善改运”，作者杜撰了“相面”故事作为预设，将裴度的好运纳入到“积德”的因果链条中。《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故事叙述基于几句破题的意念。其中，“还带曾消纵理纹”就是唐朝晋公裴度还带得福之事。正文写施复拾金不昧，勤劳致富，买了一处房产，在挖织机机坑时，挖到一坛千金私藏。后来，他“愈加好善”，很快又买了一所房产，再次掘得更多的藏银。施复屡发外财这个故事，演绎的是“行善好运”观念。《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通常被解读为一个歌颂海外历险的故事。实际上，作者的出发点是将其写成一个“时运”故事。小说写金老的八大锭银子变成八条穿白衣的壮汉跑到王老家，以神秘的“失财”故事强调钱财这东西该有当有，该无当无。正文写文若虚由“倒运汉”变成“转运汉”，达到了“子孙繁衍，家道殷富”的层次。在这个故事中，作者除了突出文若虚“心思惠巧”的素质之外，还借众人之口，道出了“存心忠厚”是文若虚由“倒运汉”变成“转运汉”的因果前提。由此看来，一切果报故事似乎均依托于某种宿命性的“帐簿”观念支撑起来，从而形成圆转的整体结构。
从接受史书“系之年月”的“帐簿”叙述，到编年纪月、井然有序的小说文本生成；再由相对简单幼稚的编年纪月的“史书”性小说文本，转化为时空错乱、烟云模糊的“文章”性小说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生成的探索历程。同时，“帐簿”叙述还凭借其久假当还、恩怨了结之“道”，一度承担起不断生成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的重要使命。当然，“帐簿”叙述也容易生出今天所谓的只注重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依次登记帐目而忽略轻重缓急的行文“流水账”，导致小说审美的“寡味”。这是“帐簿”叙述之于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建构的功过得失之大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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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Book” Style of Narrative and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LI Gui-ku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22,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novels are usually narrated chronically like history book and this is similar to the narrative style of account book,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name of “account book” style of narrative. It is firstly a quasi-history narration. Due to the rigid chronic order of narration, ZHANG Zhu-po and others are reluctant to defin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s this kind of novel, which purposefully confuses narrative time. They advocate the pursuit of “narrating the story instead of keeping account book”, which shows the aspiration of “surpassing history” instead of “quasi-history”. In fact, “account book” style contributes to the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novels due to its culture details. On the one hand, Buddhist cause-and-effect concept propels the emergence of “account book” style of novels concerning borrowing and lending; on the other hand, Taoist merit and demerit concept leads to this kind of novel concerning good and evil and retribution.
Key words: “account book” style of narrative; history narration; Buddhist cause-and-effect concept; textual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