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时空观念涉及历史学的时间、历史学的空间和历史学的时空观三组概念。教学中时空观念的培养可以从“客观时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社会时空”四个维度来进行。
关键词：时空观念;客观时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社会时空
如何准确理解时空观念的内涵？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涵养学生的时空观念？我们尝试从历史学的时间、历史学的空间和历史学的时空观三个方面来解读时空观念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从“客观时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社会时空”四个维度培养学生时空观念的教学路径，与广大历史教师分享。
一、立足客观时间 认识历史的时序性及其内在逻辑
历史学的时间概念有客观时间和历史时间之分。客观时间是历史活动赖以发生和演变的客观存在，表现为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长河。历史时间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和需要，基于自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而对客观时间所做的单元划分，是史学家拟构出来的时间观[1]，其表现形式是各种历史分期。客观时间具有时序性和延续性的特点，而历史时间具有阶段性、时代性的特征。
时序性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教师培养学生的时序意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构建时间框架，如编制时间轴、大事年表、时间示意图等;二是宏观把握历史发展线索。这些做法能让学生很好地理解历史进程，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历史不是由一系列毫不相关的事件堆积而成的“素材”，而是有着自身演进和发展规律的，若要获得对历史的深层认识，就不能仅仅呈现历史的表面时序，而应该以时序为载体，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挖掘其内在逻辑，实现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和全貌理解。所以，培养学生的时序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建构历史事物的逻辑关联，帮助学生理解历史的嬗变与延续，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实现从时序意识到时序思维的跨越。以“辛亥革命”一课为例，我们通过编制历史大事时间轴寻找相近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并对其进行一定意义的关联，便可以发现：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既有革命党人的民主革命风潮，立宪派的立宪运动，也有清政府的新政自救，出现了革命派、立宪派、清政府三方角逐的社会政治格局。清政府在革命与改良的夹击中进行着王朝的自我挽救，但从“预备立宪”的发布到“皇族内阁”的出笼，清楚地表明“立宪”只不过是清政府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在满族贵族与汉族官僚、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等各种势力围绕权力再分配的激烈争夺和矛盾冲突中，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宗贵胄唯恐大权旁落，不愿意做出妥协和让步，使得原本支持清政府的立宪派大失所望，最后与之分道扬镳，从而加剧了清王朝的解体。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有三个层面：一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未被加工的史事;二是通过选择、发现、鉴别或揭示等方式，将历史编辑成有意义的故事;三是对历史的理解、解释和认识，让历史与现实对话。据此，我们叙述历史的进程就不能仅停留于历史客观性的单一层面上，而应该有意识地选择代表性历史事件，并将它们加以逻辑衔接，赋予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主题。比如，关于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现行各版高中历史教材主要叙述的是早期殖民扩张、西欧的崛起和世界市场的雏形初现，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突出了新航路开辟所引发的人口、物种、商品的全球性流动和人类认识世界视野与能力的改变。它们虽然都反映了新航路开辟是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的重要节点，但后者隐含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二、立足自然空间 认识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
历史学的空间不同于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历史事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这是历史活动的自然空间;另一是与历史活动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即社会空间。历史学完整意义上的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
人们对历史事物的分析考察，往往只运用社会空间的视角而忽视了自然空间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然而，自然空间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自然空间是指历史事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以及气候、自然资源等，黑格尔将其称为“历史发展的地理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活动场所和生产生活资料，还决定经济发展形态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重大影响，加速或延缓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类型多样，气候、水资源、地形、土壤等成为决定我国传统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研究表明，受此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与进程并非统一的模式和同步的轨迹，其社会形态的演进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动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存在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和沙漠绿洲道路五种不同的区域性发展模式，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2]。
在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秦岭—淮河线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是冬季0摄氏度等温线，其南北两边的土壤、植被存在較大差异，因而成为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在此基础上，南方和北方发展出不一样的农业生产格局，进而形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在南北对立格局下，秦岭—淮河线又往往是历史上南北分立政权的天然分界，说明它对南北的统治方式也带来差异。中国古代的长城大致与贺兰山、阴山、燕山一线重合，也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吻合。降水量的多少决定了古代农业生产的效益，因此从战国时期开始，长城一线就成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致分界线。在广袤的北方草原地带，由于气候、土壤条件不适合农业生产，人们逐水草而居，没有城郭，分散、平等、自主是普遍的生存法则，频繁的迁徙使得人们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疏离，很难形成“国家”。除元朝、清朝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外，中原王朝的疆域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包括北方草原游牧畜牧经济带，长城往往是草原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分界线。
种种历史现象表明，大自然的伟力及其对历史发展进程与发展道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起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演进之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就密切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历史越久远，生产水平愈低，其影响程度愈深。
三、立足社会空间 把握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
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某个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所呈现的突出特点，是某一历史阶段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的独特之处。这显然具有历史学的社会空间意义。
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特征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方法，只有抓住了时代特征，才能深刻了解历史的发展进程。《新课标》规定的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要”改变了以往专题叙事的编写方式，按通史体例叙述中外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共24个学习单元，每个单元即一个历史时期。这种编写体例就是为了突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特征，以便于学生感知社会空间的结构及其要素，形成社会空间意识和思维习惯。
历史是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标准去观察，可以把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深入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社会环境变化，又可以把它细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这种细分的价值在于能帮助我们洞察社会空间的变化趋向，获得深刻的历史认识。例如关于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人们习惯把它概括为：一方面思想高度专制，程朱理学走向极端并日益僵化，三纲五常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出现了反教条、反君主专制、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很显然，这是就整个明清时期的思想特征而言的，然而这种概述无法体现王阳明心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历史地位，所以阳明心学通常又被归于“宋明理学”阶段中。如果深入比较明朝前期、中期和后期的社会状况，就可以看出其社会环境其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明朝前期，统治者“以重典治天下”，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贪官、功臣和部分文人遭受打击，政治气氛严峻冷酷;到明朝中期，随着经济恢复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严峻的政治氛围开始松弛，社会价值标准由单一的官本位向仕途、财富和精神文化多元标准演变，思想逐渐自由开放，多元化社会开始形成，出现了一批追求个性自由的学者和艺术家[3]。王阳明作为政府官员之所以能在北京大兴隆寺公开授徒讲学，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够向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发起冲击并得到广泛传播，与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的宽松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到来，此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却成了读书人叩开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官场腐败、士风不端的社会风气在明朝中叶盛行，因此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命题是为救治人心痼疾、改善社会风气而开出的药方。
任何事件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其背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事件有着紧密联系。学习历史就是要善于把握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的关系，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分析社会的大环境，在社会大背景下审察具体的历史事件，从而认识历史事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所处位置，把握它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联系。
四、立足社会时空 合理评判历史与现实
《新课标》对历史“时空观念”水平四提出的要求是“在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独立探究的过程中，能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框架下;能够选择恰当的时空尺度对其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论述”。这表明，时空观念包含着对历史的认识、对现实的审视和对未来的判断。基于此，我们认为运用时空观念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认识历史事物;二是能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史事作出合理的解释;三是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联结在一起，洞察历史趋势，认清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这些都是在社会时空的视角下认识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即在不同的时间框架下运用历史空间思维（综合自然场所和社会关系要素）观察问题，并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合理的分析评判。下面以“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为例作具体说明。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认识历史事物”，要求我们分析历史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过去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革命果实被篡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因而失败了。目前很多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基本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充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相对于封建势力、立宪派、旧官僚和帝国主义势力而言是非常弱小的，在面临北洋军阀镇压、帝国主义干涉的双重威胁和同盟会分裂、南方革命军溃败的形势下，苛求革命派继续进行暴力斗争，是“革命史观”影响下不切实际的非理性思维。立宪派、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深为疑虑，广大民众对民主共和不甚了了也漠不关心，他们希望尽快恢复因政权转换造成动荡的社会秩序。历史期待着一个能稳定局面的强势人物出现。从政治履历、经济军事实力、外交经验和社会威望来看，袁世凯显然要比当时的孙中山更胜一筹，是各派势力都能接受的人物，他的上台是形势所然。至于袁世凯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则超出了革命派和社会各阶层所能预见的目力。我们不能用看到历史结果的“后见之明”来评判历史。
“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史事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联结在一起，洞察历史趋势”，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用联系的观点把局部的历史现象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另一方面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进程中理解其变化与延续，去考察它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4]。历史事实是具体而零散的，但当我们从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两个维度去观察历史事物时，就不是把历史孤立在某个固定的时空范围里，而是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上关注历史现象的沿革演绎和中外历史的交汇融通，有助于形成宏阔的历史视野。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辛亥革命“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社会政治目标，是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工业化和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思潮推动的结果，也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民族主义的历史潮流，与印度反英运动、伊朗资产阶级革命和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彼此呼应，是“亚洲觉醒”的最重要标志。它影响了朝鲜的义兵运动，使处于革命低潮的越南革命者深受鼓舞，唤醒了印尼华侨的民族精神，激发了菲律宾、缅甸等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进程来看，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求民主、图富强的标志性事件。著名学者章开沅主张用“三个一百年”来对辛亥革命进行纵横考察[5]，就是把辛亥革命融入更大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它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其深远意义和历史价值。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改革开放三次历史性巨变，这三次巨变前后相承、不断前进。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6]。只有洞察历史趋势，顺应历史潮流，发扬革命先驱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求索精神，接续奋斗，才能站在时代前列，与时俱进。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铭记历史伟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许序雅.历史学中的“时间”探究[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9）：9.
[2]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
[3]方志远.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7-8.
[4]姚晓岚.时空观念的价值及其实现[J].中学历史教学，2018（8）：28.
[5]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思[J].近代史研究，2011（4）：5.
[6]習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