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的图书编纂活动极为繁荣,不仅拯救了先秦文化典籍,奠定了中国书籍的基本形态和编校方法,并且产生了《史记》和《汉书》两部历史巨著和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我国第一批辞书,开创了新的文体模式,镌刻了中国第一版大学教材《熹平石经》,开拓了新的媒体模式。汉代编辑家的突出贡献,对后世图书的编辑工作和图书形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图书;编辑工作;文体模式;媒体模式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1—0153—04
收稿日期:2008-08-12
作者简介:陈国剑(1964—),男,河南平顶山人,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编辑活动,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应用种种符号来建造各种文体模式与媒体模式的活动。”文体模式即是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章的体裁,媒体模式则是文字符号所依托的物质载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创立了多种文体模式,如诰、谟、记、诗等,开发了多种媒体模式,如甲骨、青铜、石头、竹木、布帛等,它们以其不同的质和量构筑着文化大厦,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事实上,各种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的形成与确定,均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图书编撰活动的繁荣程度相关,其中编辑之功不可埋没。然而,在编辑出版学研究中,人们总是片面地强调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的发展对编辑出版活动的积极影响,而忽视了古代编辑家对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从而忽略了编辑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作用一～肯定新的文体模式、开拓新的媒体模式。当今社会,知识信息的传播方式已超越了文字和纸张,声音、图像及承载它们的光、电、磁介质已成为新宠,编辑工作者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性地建立和更新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满足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文化交流需要,已成为编辑出版学研究和编辑实践工作必须面对的课题。在此方面,汉代(前206—220)的编辑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不仅拯救了大量的先秦文化典籍,奠定了中国古代编辑学理论和编辑方法,而且开创了新的文体模式、发展了新的媒体模式,为中国书籍形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综述汉代编辑家的成就,以期对现代编辑工作者有所启发。
一、拯救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书籍的基本形态
经过秦的统一战争、秦始皇的焚书、楚汉战争,先秦典籍大量遭毁。汉立国之后,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始活跃,登上政治舞台的汉武帝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开始了意义深远的文化复兴,图书编纂活动由此进入一段较长的繁荣时期。天朔五年(前124),汉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隋书·经籍志》)所征集民间遗书,汇集于长安,百年后便堆积如山。“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成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汉书·艺文志》)刘向父子校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图书编订活动,其组织形式、编校程序等为后世朝代所效仿,所创立的编校方法甚至被沿用至现代,由此形成了中国书籍的基本形态,并开创了目录文体模式。
汉以前的书籍内容丛杂,文字混乱,编辑简陋,无统一的书籍形制可循。或名目不一或没有书名,或不分章节或无篇名,或篇题位置、编次前后不一,同一书有几种出人较大的版本,异体字、假借字、错别字较多,且不著录作者姓名和文章的时代背景等。面对这样的书籍,刘向领命调集了许多专家和助手,组成了一个能力较强的编辑机构,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图书编校程序。后人将刘向校书的过程总结为23步:一日备众本,二日订脱误,三日删重复,四日条篇目,五日定书名,六日谨编次,七日析内外,八曰待刊改,九日分部类,十日辨异同,十一日通学术,十二日叙源流,十三日究得失,十四日撮指意,十五日撰叙录,十六日述疑似,十七日准经义,十八日征史传,十九曰辟旧说,二十曰增佚文,二十一日考师承,二十二日纪图卷,二十三日存别义。“中国的古籍经过刘向等人的校订和编次,每部书都有了明确的书名、篇名、作者、目录、叙录、正文和附件,全书次序井然、字句标准化,已明显地不同于初创时期的书籍了。中国书籍的基本形态,在刘向校书时才大致奠定了基础。刘向父子所编校的图书,从数量和范围来看,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古籍,从质量上看,无论是体例的科学性或校勘的精确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刘向父子无愧为中国编辑工作的奠基人。”
“审定语句,厘正文字”是刘向父子校书的重要环节。汉以前的古籍错简、错字、衍字、夺字、借假字很多,语言古拙不畅,并且极易被不严肃的抄书者窜改文句、伪托原作,十分不利于传播。刘向等人参照众多版本,采用“校雠”的方法将中国古籍作了全面校订,对所有诘屈聱牙的语句和讹误衍夺的文字进行了纠正,定出了一个较为可靠的版本,并开创了科学的古籍校勘方法。按照刘向《别录》的解释:“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文选·魏都赋注》);“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日雠也。”(《太平御览》)这即是现今之“本校法”和“对校法”的由来。由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是建立文体模式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校对是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环节,所以,刘向父子的工作对后世汉语、汉字的规范化和编辑校对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经过大量复本的细心校理,刘向等人编定的新本质量很高,很快流行全国,被历代尊为范本。”另一方面,后世编辑家在刘向父子“校雠”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了图书编校程序,如本校法、对校法和宋代建立的三校制度仍是今天编辑工作者在审读和编订稿件时所运用的方法。
叙录是用简练的文字将学术源流、作者情况、文章内容、校勘情况所作的概括,类同于现今之图书内容提要或出版说明等。刘向所作叙录后来汇抄成书,谓之《别录》。该书在唐末已佚失,但从鲜少的遗存和后人的引文中可多少看到刘向在校雠学、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刘向死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总群书而奏《七略》,将图书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相对于《别录》,“《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的图书编辑分类目录。”在编目方法上有所创新。其一是采用“互著”的办法,将一部性质复杂的书分别放入两种以上的类目之中,如《孙卿子》、《陆贾》等书既入诸子略的儒家类,又入兵书略的兵权谋。其二是采用“别裁”的方法将一部整体归人某一类目的书中的某一篇归入另一类目中。例如,《墨子》归诸子略的墨家类,其中的《备高临》、《备梯》等篇另归兵书略的兵技巧类。刘歆的这些创新性编目方法,能够清晰地揭示书籍的基本性质,很好地解决了性质复
杂的图书的分类问题,所编综合性书目能更好地指导读者充分利用图书。《别录》和《七略》这两部产生于汉代拯救先秦文化典籍运动中的著作中提出的编辑思想、编辑原则、编辑方法等,对后世编辑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对后世的编辑实践活动更有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尽管古今编辑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仍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如书籍的编辑体例,一本书有书名、凡例、序跋、目录、正文、插图、注释、附录等,均由刘向校书开始。
二、编撰史学巨著,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程序来看,世界文明古国的情况大致相仿,最古的史籍几乎都是单篇历史文献和帝王世系表,而后出现大事记和编年史。”在我国,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实际上是一部大事记,《左传》则是一部内容比较详实的编年史,成书于汉代的《史记》和《汉书》则开创了新的史书文体模式。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由司马迁(前145—前89)含垢忍辱数十载独自编撰而成。该书不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首开纪传体史书编纂体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但规模宏大、体系完备,而且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至深,其后历朝正史都基本沿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共130篇,分为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表10篇、书8篇,记载着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晚期,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其中,“本纪”即帝王的传记,“世家”记载诸侯王国之事,“列传”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三者都属于传记性质的文体;“表”即年表,是按年代或时期将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用表格形式列出,以备检索;“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该书具有鲜明的编纂思想和特点:其一是今古相间注重当代,130篇中有66篇是汉史;其二是以史论政,不拘一格,继承了孔子的遗风;其三是直抒已见,注重文采,以训古代今文。因此,《史记》无论是在编辑体例上,还是在编辑内容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划时代的,为后世历史著作的编纂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约成书于公元82年至公元89年,由班固(32—92)历时二十余年编撰而成,一部分“志”、“表”则是在班固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续成。《汉书》首创专叙汉事的断代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是将“本纪”、“列传”省称为“纪”、“传”,将“书”改日“志”,将“世家”并人“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成为史书编纂之通例。《汉书》共100篇,分为纪12篇、传70篇、志10篇、表8篇,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从纪、传两方面来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从其中的志10篇来讲,又是贯通古今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的通史,成为后世人编修通典、通志、通考的良好开端。特别是班固打破了史书只记政治事件的局限性,首创的《地理志》和《艺文志》,使读者得以概见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风貌,有着更高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地理志》详尽地记述了夏、商、周、战国、秦汉以来的疆域封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实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文献掌故的历史地理专志。《艺文志》罗致群籍,分门别类,汇成一篇,既是图书目录,又是学术史略,给后人研究古代学问架起了桥梁。
司马迁和班固在开创纪传体历史学的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史记》不仅选材精审、史实可靠、论断卓越,而且文笔生动、叙事形象,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书》的语言严密工整,向排偶,喜古字,重词藻,尚典雅,与《史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文学价值上讲,《汉书》不及《史记》,但《汉书》中也有许多成功的传记作品,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等。两部历史巨著,在以新的文体模式详细记述历史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被作为范文编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
三、《说文解字》,首创辞书部首分类编纂体例
实践证明,语文应用的实践必须依靠工具书引导,辞书在语文规范化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辞书不仅是供读者“备用备查”,而且也是编辑工作者的必备工具。中国古代将辞书分为训诂书、字书和韵书,《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在汉代产生的中国第一批辞书中,《尔雅》是一部以训释字义为主要内容的训诂书,《方言》是一部解释方言土语的字书,《说文解字》则是一部分析字形、探讨字体结构源流的字书,它们对中国辞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尤以《说文解字》对后世辞书的编写影响最大。
《尔雅》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是一部历经先秦成于汉代的集体著作,是解释字义和分类编排事物名称的字书。《方言》成书于公元1世纪初,由扬雄花了27年的时间编撰而成,该书着重介绍各地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记录了包括西汉帝国各地区以及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在内的语汇,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辞书,按意义排列方言字汇。这两部辞书都是按词类性质笼统地分篇章编排,虽便于阅读,但不便于查检。
《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由许慎(30—124)编撰。“说文解字”既是书名,又是许慎研究文字学的基本方法。许慎发现汉字有一套独特的构字原则,在《说文解字·叙》中称为“六书”:“一日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按照“六书”分析汉字,将汉字分为540部,各部建立一个首字,使文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这种按部首编排并解释字的形、声、义的字典,为我国的辞书和索引的编辑提供了一种方便、合理的分类方法,成为辞书编纂的主要体例。直到1937年,黎锦熙主编的《国语词典》方首次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词条,但部首检字法仍被我国辞典所采用。
四、镌刻石经,开拓了大学教材新模式
如上所述,刘向校书,司马迁、班固撰史书,许慎编辞书,可以说是文体模式上的创新,而《熹平石经》的问世则是汉代在媒体模式上的创新。
东汉时,著名学者蔡邕发现流行的儒学经文因系传抄,错误不少,以讹传讹,贻误后学,建议把经文加以校正后,刻于石碑之上,给大家提供一个正确的经文版本。从灵帝熹平四年(175)开始,蔡邕用丹笔
把经文亲手抄在石碑上由刻工陈兴等镌刻,到光和六年(183),历时8年,共刻《易》、《书》、《诗》、《仪礼》、《春秋》、《论语》六经,立于洛阳太学堂前,史称“熹平石经”。这些经书分刻在46块石碑上,每块碑高1丈、宽4尺,两面刻字,每面35行,每行70—78字不等,均用隶书镌刻。“熹平石经”的刻成,为民间提供了标准的六经文本,避免了传抄的失误,受到了学者文人的极大欢迎,前来观看摹写的不计其数。
在“熹平石经”之前,已有石鼓文、摩崖石刻等,但在大小一致的石碑上用同一体例雕刻儒家经典却是首创,其镌刻过程颇有现代图书出版之味,“体现了广泛而正确地传播同一文本的功利意识。”因此,也可以说“熹平石经”是我国最早的儒学经书印版,“它的勒石上版,实质上就是由国家编定颁布的第一部版本书。”因为有了石刻,接着便产生了捶拓的方法,使经书的复制成为可能。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皇家书藏中早就有拓印的熹平石经残文34卷。
继“熹平石经”之后,石头便成为我国古代经籍的物质载体,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厂为运用,儒、释、道各家之经卷均有石刻版本。著名的石经,如“正始石经”、“房山石经”、“开成石经”等,继承了“熹平石经”的优点,编辑严谨、书写规范、刻工精良,对经书的传播和保存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在南北朝时期,墨拓石碑得到了发展,“六朝的石刻除了通常的阴文反字,还出现了与后来印刷用的雕版一样、刻成阳文反字……预示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已为期不远了。”
另外,东汉时期已有纸、墨,且有“刊章”之说。虽未发现汉代雕版图书,但也无法完全否定雕版印刷始于汉。至少可以肯定,汉代为印版书籍奠定了物质基础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为雕版印刷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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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