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国际合作领域，西方理论界先后出现过霸权合作论、国际机制合作论、文化合作论等三大流派及相应的国际合作模式。中国古代对国际关系采取包容进取的态度，与西方国家基于“性恶论”的“合作”有着本质不同。从建国前后到十九大召开，我国对外交往的方针政策进行过多次调整。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围绕“两个构建”的总目标，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合作不断向前推进，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时代国际合作模式。中外合作模式在性质、目标、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关键词：国际合作理论 国际合作实践 国际合作模式
十九大报告提出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目标，“两个构建”思想的提出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相对于“为国内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的目标而言，这一目标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新气象、新作为和新担当”
王毅.“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N].环球网，2017—12—11.，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合作跨入了新的阶段。梳理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与模式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对外交往的历程，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新时代的国际合作模式有更深入的理解，并采取有效策略来推进这一进程。
一、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与模式的发展历程
（一）新现实主义的“霸权合作论”及英美霸权主导的国际合作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假定“人性恶”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及其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卢梭等人延续了这一传统。摩根索（1948）正式以“性恶论”作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将“性恶论”“均势论”、主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等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中。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学者看来，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要追求权力;国家的本性同人的本性一样，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要追求权力，国际社会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斗争是国际政治常态，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在这一语境下，合作是不可能的。
以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国际体系结构处于无政府状态，但霸权的存在可以促成国际合作，即“霸权合作论”。新现实主义学者将经济学中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秩序、安全、汇率稳定等看作是国际公共物品，并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承担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合作论”的两个中心命题：即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和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正在衰落，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出现各国争夺霸权的情况。
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经历过两次以霸权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模式，分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与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二战后的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些合作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资本主义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当作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合作的结果一方面带动了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差距拉大，并将贫富差距、環境污染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瘟疫”撒播到全世界。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合作论”及美国霸权衰落后的国际合作
针对新现实主义的“霸权合作论”不能为霸权衰落后的国际合作提供理论指导，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以“制度”替代“霸权”促进合作的“制度合作论”，或称“国际机制合作论”。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在现代国际社会，国家之间有很大的“相互依赖”性，所谓“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全球化促使跨越国界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十分频繁，增强了相互依赖性，这为进行合作提供了基本动力。不过，相互依赖并不一定直接促使国家之间走向合作，国家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博弈的结果可能是走向“囚徒困境”，为此，需要寻找合作产生的机制。罗伯特·艾克斯罗德通过计算机重复演算发现，重复博弈时，如果各方选择“一报还一报”策略，可以避免囚徒困境的非合作解。因此，如果具备“重复博弈”和“惩治背叛”两个关键要素，合作是可以出现的。“国际机制”如果能够促使各方在足够多的领域形成利害关系（重复博弈），并且当一次背叛行为发生后，能及时施行有效惩罚，那么，它就能促成合作。“国际机制”的具体涵义指的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汇聚到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具体来说，“国际机制”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惯例。
借助“相互依赖”“博弈合作”“国际机制”等核心概念，“国际机制合作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逻辑体系，是目前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合作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及石油危机的出现，美国失去了其霸权地位，西方七国为了维持合作关系，于1975年举行了首次经济事务高峰会议，对经济事务加强磋商和合作。石油消费国通过国际能源机构，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这样，国际机制开始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取代霸权发挥作用。总体来说，国际机制帮助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维持了在国际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不过这一模式也被新兴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借鉴，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国际机制，推动了国际合作的发展。
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多边机制，大大增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不过，这一趋势也与发达国家借助国际机制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初衷发生了冲突。近年来美国退出TPP、巴黎协议、万国邮政联盟等多边机制，并试图退出WTO的一系列做法，充分表明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国际机制具有为发达国家大资本服务的局限性，原有多边机制对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已经难以为继。
（三）建构主义的“合作文化论”及基于“共同文化”的国际合作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将文化而非经济利益看作推动合作的主要因素，“共有观念或共同文化”是其合作理论的核心要素。
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国际社会不仅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存在不同类型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中，人人视对方为“敌人”，国际社会没有合作，只有冲突;在洛克文化中，大家互为“竞争对手”，有一定的合作，但主要是竞争;在康德文化中，国家间视对方为“朋友”，长期中相互信任、彼此合作。第二，国际社会的各种状态不是天然既定的，而是由主体国家在长期实践中通过共有观念建构形成的。“共有观念和共同文化”的出现有赖于集体身份的形成。导致集体身份形成的主要变量包括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它们能够减弱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洛克文化被充分内化后，反复合作就会促使“自我暂时的新的身份得到加强，导致进一步的合作。假以时日，就会出现双方内化集体身份的现象”，把合作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合作”，并把合作当做习惯，把对方的利益视为自己利益的一部分，最终形成将对方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第三，国际文化结构处于不断进化之中。国际体系结构经历了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当前正处于洛克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部分区域（如欧盟）向康德文化过渡。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转化可以看成是一个塑造新的国际文化结构的过程。总之，建构主义借助集体身份、共有观念、文化结构等概念，为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副令人乐观的图景。
从欧盟的实践来看，这种基于“共同文化”的合作确实得到了发展，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如东盟、非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在地区整合中的作用也日益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共同文化”的影响。不过，当深谙和平演变之道的美欧战略家们将他们眼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借助市场的力量嫁接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试图借助“共同文化”拓展他们的势力范围时，往往给对象国带去的不是和平繁荣，而是灾难和混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战乱等等事件背后，都是美欧投入大量资金在对象国培植对自己有利的文化，制造对立而不顾文化本身演进逻辑的结果。这些灾难带来的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城市贫民区等问题正在不断侵蚀所谓的“共同文化”基础。2016年英国因难民等问题公投退出欧盟，2017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试图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涌入，这些举措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共同文化”及基于“共同文化”的国际合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讽刺。
从目前西方国家国际合作的实际运行来看，各国通常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结合自身实力，将这三种模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混合。
二、中国对外交往理念与模式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理念与模式
与西方国家只有罗马帝国时期出现了短暂统一，其它时间长期处于国家之间的对立情况不同，我国历史从夏商周到两汉再到唐宋元明清，“统一”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也是目标。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周书·召诰》“用于天下，越王显”，将“天下”看成是一个由“王”来执行政道的世界。老子认为“道生一”、“天人合一”，因此，“一”是宇宙的本源和基本法则，“《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国家统一顺应天道，是趋势;国家分裂是暂时的，终将回归统一。
根据周人的观念，“天下”分为三个层次，由“王”直接施政的“王畿”之地是第一个层次，王畿之外的四方诸侯是第二个层次，诸侯之外的四方夷狄则是第三个层次，周天子以不同的“礼”来与这些不同的主体进行互动，实现“王者无外”的政治理想。一般来说，中国“天子”要对四夷君长实行册封;四夷君长则对中国“天子”履行“朝贡”等义务，体现“外臣”之礼。因此，“礼”是维系天下秩序的基础。孔子的看法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这里，“和”即恰到好处，和谐的意思，代表了“礼”应达到的效果。《尚书·尧典》将“协和万邦”，即和谐的“国”际关系作为王道施行的标志之一。
与西方国家将“性恶论”作为研究国家关系的哲学基础不同，我国古代思想家尽管在人之初性本善或是性本恶上有不同看法，但总体来说认为人性是可以转化的。管子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人们经济生活的改善能够促使人性朝“善”的方向转变。儒家则强调自我修炼和教化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国际关系普遍采取了一种包容进取的态度，与西方国家基于“性恶论”所采取的敌对态度有本质的区别。这些理论及其精神内涵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使得我国当前的对外交往体现出一种“中国气质”。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交往的理念与模式的发展
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交往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浪潮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与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不同，它“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8—5—04;它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一宗旨和目标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对外交往必然“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坚决维护本国人民和国家整体利益、尊重他国人民的利益、实现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我国对外交往的对象、国际合作的内容、形式等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对外交往的理念却是始终一致的。
2.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对外交往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包围、封锁、围攻，“战争与革命”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在大国外交上，我国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政策。50年代末，随着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与我国“独立自主”原则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到60年代末，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由于美国急于摆脱越战泥潭，有意向我国靠拢，而我国也需要摆脱国家安全上“夹肉面包”的不利局面，在外交战略上出现了“两霸中重点反苏霸”的调整，与美国改善了关系。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美国是中国要争取“一条线”上的关键国家之一，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
新中国外交还致力于加强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建国初期，我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支持越南抗法。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完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挫败了美国分裂会议的图谋。在60年代末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团结的力量。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标志着我国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最重要的力量。
总的来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对外交往模式可以概括为从国家安全出发，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原则开展大国外交;团结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合作形式主要以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带动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
3.改革开放后的对外交往模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对外开放是这一战略的重要一环。1984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随着全球政治格局逐渐从两极向多极发展。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由对抗霸权转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尽可能长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背景下，邓小平做出了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提出中国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大国关系方面经受住了考验，逐渐恢复和提升了与欧、日、美等国家的友好交往，同时扩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交往，对外交往与合作取得了全方位进展。合作内容逐渐由政治、军事领域的合作转移到以经济合作为主上来。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并提出“各国人民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展现出我国对于参与多边机制进行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更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外交层面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我国外交在维护自我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他者的利益。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根据这一思想，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参与国际事务，参与打击恐怖主义，不断开创对外关系新局面，逐渐形成了“大国为关键、周边国家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基本格局。
三、中国新时代开展国际合作的模式
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我国独特的对外工作理念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7年10月18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拿出解决各种全球性难题的方案，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王毅.“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N].环球网，2017—12—11.
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大国关系方面，习近平主席先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总统进行多轮会晤等。中美贸易战开始后，我国积极与美方斡旋，努力化解危机，截止2019年9月，双方谈判已重回轨道。在中俄关系上，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2019年，中俄双方将以建交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王毅2019年3月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将中俄关系称为“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中欧关系上，我国对欧政策始终如一，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乐见欧盟的团结和发展，推动中欧和平、增长、改革和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利益交汇不断加深，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和处理分歧。2019年3月21日至26日，习近平出访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将友好合作的愿望继续在欧洲大陆传播。
在推动周边关系健康发展方面，按照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在持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9年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加的成员国由29个上升至37个，“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在发展中不断前进。
在参与多边机制和公共外交方面，我国深入参与和引领多边外交进程及国际公共事务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讲坛、G20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博鳌亚洲论坛等积极与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友好对话。中国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履行索马里护航、尼泊尔地震救援等国际责任和义务;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及其他环境保护协定。另外，发展更紧密、更广泛、更全面的金砖国家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具有全球影响的南南合作新平台;积极参与各种区域性的合作组织。
总体来说，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合作正在不断推进，同两个构建的总目标一道，構成了中国新时代独具特色的国际合作模式。这一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国际合作模式的区别在于：
第一，出发点不同。西方国家的国际合作，主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或者从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推进合作，当各国利益存在冲突时，这种合作就很难推进下去。我国的国际合作既从本国人民利益出发，又从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出发，更从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主张求同存异，必然能够将合作不断推向深入。
第二，合作目标不同。西方国家推动合作的目标是希望扩大自身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在霸权衰落后能继续维持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从而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我国从古代社会就将“世界大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近代经历了分裂、耻辱和磨难后，对人人平等的社会充满了渴望。当我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后，更将“全人类的解放”作为奋斗的目标，国际合作将在每一个具体目标的实现的基础上，推动人类走向全面的解放。
第三，合作内容不同。西方国家的政府本质上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其国际合作的内容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合作，谋求最大的利润并努力使自己在合作生产的经济蛋糕中瓜分到最大的一块。为了保证这一目标，辅以政治、军事领域的“合作”。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合作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公共事务等全面的合作，它们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四，合作对象不同。西方国家的主要合作对象同为发达国家，借助这种发达国家集团内的合作，来实现对集团外的国家的压榨，保持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整体优势。我国的国际合作对象是全方位的，既以發展中国家为基石，也包含周边国家、发达国家。
第五，合作形式不同。西方国家目前主要采用霸权、国际机制、文化渗透等方式，或者这些方式的混合来推进国际合作，由于利益的差别，文化的不同，这一合作形式目前已达到它的瓶颈，难以继续往前推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反对霸权主义的最核心的力量。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承诺，因此，也不会借助霸权来推进合作。当然，随着我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必然要求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在多边机制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这与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我国也会利用国际机制来推动国际合作常态化，并加强合作各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在国际机制中对对方利益予以关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尊重对方文化，绝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积极行动，代表十三亿中国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国际交流不断增多，达成的共识不断扩大。各国人民一道努力，世界必将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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