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时代公民的国家认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和立场感这五个层面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重构公民的国家认同，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扩大“信息边疆”、进行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建构网络秩序，实现网络的政治社会化。
关键词：互联网；国家认同；国家；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6）06-0060-05
自国家出现以来，国家认同随之产生，国家是公民國家认同的客体，国家认同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国家的存在形式，也使国家认同的内涵发生了改变。
一、互联网时代国家认同内涵的改变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主要包括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和立场感[1]五个层面的涵义。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认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模糊的异同感。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以土地、疆域为界限的存在，公民对于“我国”“他国”界定很大程度上基于地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自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与‘他们’不同。如果不存在与我们相区别的‘他们’，我们就不必称‘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外人就不存在内部人’”[2]。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地理界限在网络中被虚拟化，网络化的世界超越了地缘界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我们”与“他们”“我国”与“他国”的异同开始模糊。国家的边疆成了网络中的“信息边疆”，国家的划分不再依赖传统的地缘，而是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影响力而随之产生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
2.归属感的缺失。作为认同，对外求异的最终目的其实在于对内求同。传统意义上国家是公民的“母亲”，公民与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骨肉亲情”，国家是公民的情感寄托。传统社会，公民通过血缘、地缘和业缘建构起自身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网络状的结构状态，而公民在这种网络结构的社会关系中确认相同的“我们”，在确认了彼此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之后，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亲密或熟悉的感觉[3]。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国家的实体被网络虚拟化，公民对国家情感寄托已经从血缘等传统因素中抽离；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被新的以志趣为基础的虚拟化的网络组织关系所取代，[1]然而这种情感的抽离及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公民对于国家归属感的缺失。
3.批判的忠诚感。国家为公民提供归属感，进而公民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奉献和效忠。这种忠诚感使得公民愿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文明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愿意在国家危难当头的时候奉献生命。在战争年代，这种忠诚感表现在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年代，这种忠诚感表现为在国家发展中的建设性参与；在新世纪，这种忠诚感逐渐转变为对国家的批判，即“批判性忠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批判性忠诚”被网络放大、扩散，尤为表现在对政府的批判上，例如腐败现象以及国家、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应对，在网络这一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公民会对政府持批判的态度，进而影响其对国家的认同。麦金太尔就认为，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忠诚是无条件的，然而对执政的政党、政府、领导人及其维持运作的国家机器的忠诚则是有条件的，执政党、政府、领导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性就必须通过建设和发展国家来换取公民对其的长期支持。
4.理想感的质疑。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所以公民对国家存在期待，或者说公民所期待的国家是“理想化的国家”。然而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冲击，尤其表现在其意识形态的渗透上。以美国为例，自由、平等、民主等信念是美国的执政理念，这些“美国信念的政治理念一直是国民认同的基础”[4]。在互联网时代，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网络的渗透，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开始以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理念为标杆来衡量所属国家的国家建设，公民期待中的“理想化的国家”要实现西方政治理念下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于是，网络中关于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机构设置出现了来自各界的质疑、甚至批判的声音。
5.立场感的混淆。归属并忠诚于所属国家体现着一种选择、代表一种立场。选择的是所属国家背后的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代表的是对于这种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的支持。这种立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看问题的角度、参与国际社会的姿态、寻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盟友和敌人。[5]（P27）正如亨廷顿所说，影响国际舞台上国家之间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在于文化认同，同一文明中的国家因为有相似的文化而彼此认同进而在国际舞台上结为盟友，而不同文明中的国家则因为迥异的文化而容易引发冲突，文明的冲突不可调和进而演变为国际舞台上争锋相对的敌人。[5]（P42）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单一的价值取向受到多元价值取向的冲击，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网络关系的重构削弱了文化传统的凝聚作用，民族文化遭到冲击，存在解体的风险，民族凝聚力下降。公民对于国家背后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的坚持开始动摇，对所属国家的立场感也有所混淆。
二、互联网时代国家认同转变的缘由
1.以领土为中心的主权的虚化，产生了“信息边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是一个包含海陆空领域的概念，侵犯国界就是严重的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国家的安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传统国家的疆域在网络世界中极大的扩展，网络技术的发展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限制，虚拟的网络空间把太平洋此岸的人和太平洋彼岸的人联系在一起，使地域上相隔遥远的人也能同时在一个空间见面、聊天、学习、工作[6]。然而这种没有边界的网络空间，模糊了传统国家之间的界限，使得传统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出现“去国家化”[7]的现象，成为了互联网时代改变公民国家认同的新因素。
国家的划分不再依赖传统的地缘，而是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影响力而随之产生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的。因为各个国家“信息边疆”存在交叉，所以有境外反动势力利用网络制造舆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干涉他国内政，以达到分裂他国的目的等。因为有交叉所以存在冲突，而冲突矛盾又在网络空间中不断激化。网络的全球化、信息的跨国家流动所带来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影响，更涉及到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进而全面影响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斗争，成为现代社会中威胁国家稳定的新因素。
2.国家机构的暴力强制手段滞后于网络发展，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实体虚化，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力被消解。网络改变了政治组织、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影响力。政治组织层面，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网络分散了权力，打破了单向的自上而下垂直的官僚监控的中央集权的结构[8]（P333）。科层制是传统社会主要的组织结构，然而网络下的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特征。在这种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成员的自主性得到更好的发挥，各层级之间不再依靠传统的岗位来运作，主要依靠在组织运转中发挥的作用来维持和发展。政治制度层面，网络虽然是一种新型媒介，但是网络化逐渐促进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网络没有中心，没有类似科层制的各个层级，也就意味着它没有中央权威[8]（P159）。现实社会中政治法律制度直接以公民和组织实体作为约束对象的现实环境在网络中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虚拟性是网络最根本的特征，现实中无论是公民实体还是组织实体在网络中都变成了虚拟的存在，然而政治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以现实中的实体作为对象的基础上，网络瓦解了这种实体基础，那么政治法律制度在网络世界的约束力必然会被降低甚至被消解。思想观念层面，传统社会中信息的阻隔与不对称传递以及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引导是主要的思想控制手段，这种“单向性”传播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呈现爆炸式的传播。这就使得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引导在网络中遭遇滑铁卢。网络中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多元价值观同时出现在公民的选择判断范围之内，因此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力被消解。
3.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坍塌，传统文化解体、民族凝聚力下降、价值多元、信仰瓦解。网络对共同政治文化的冲击表现在：第一，传统文化解体的可能性加大。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迅速将各个民族的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中，这种加速的交流、融合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但同时对于文化本身所特有的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增加了各个民族传统文化解体的可能性。第二，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下降。特定的政治动员和社会舆论氛围促成了凝聚力的形成。在传统社会中，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中得以实现。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封闭的文化系统被打破，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被破坏，凝聚力效果也随之降低。第三，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意识形态已经无法实现在网络中的单向传输，网络中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和交流成为常态，公民在比较中获得多元价值观的优劣，从而打破了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霸权统治。第四，信仰的瓦解。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信仰是共同政治文化的核心。因为存在信仰，共同政治文化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但信仰的社会关系基础已经逐渐被网络瓦解，信仰所依赖的比较稳定的以血缘、地缘、学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被以志趣为基础的网络社会关系所代替，信仰的纯粹性在网络中遭遇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甚至是对抗，尤其“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體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几乎崩溃”[9]。
三、 互联网时代国家认同的重构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世界政治秩序开始向全球政治迈进，而全球政治拒斥国家中心主义，否定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国家认同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家认同面临多种因素而遭到消解的情况下，怎样通过互联网重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是关系到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1.通过网络“信息边疆”，建构网络世界的国家主权。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对领土主权的维护已经转换为对“信息边疆”的维护。国家能否有效地维护“信息边疆”，处理好网络时代的国际关系将直接涉及到公民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服从、对国家权威的尊重以及对国家的认同。网络的发展和深入缩小了国家间的距离，使整个世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网络外交来扩大本国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增强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也要积极打造安全、和谐的国际网络平台，通过扩大“信息边疆”来提高我国的国际认同。国际认同与公民的国家认同虽然在认同的主体上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在对同一国家的认同问题上密切相关。国家认同是被建构的产物，公民需要通过“他们”“他国”来区分异同，进而确定自己是谁，处于何种位置，因此公民对所属国家的认同程度受他国公民对该国认同的影响。由此，重构公民的国家认同既要国内建设，还应致力于国际认同建设，尤其是在网络时代，要充分地利用网络平台，扩大国家的国际认同，进而促进公民对所属国家的认同。
首先，致力于打造安全、和谐的国际网络环境。网络中也存在暴力和犯罪，其影响可能比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犯罪更为严重。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充分利用网络，寻求多边合作，积极完善国际网络的制度建设，创造安全的国家网络环境，积极维护国际网络安全。其次，加强网络外交，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也在逐渐加强。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局面，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主动地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平发展的政治理念推向国际，力求在多种意识形态、多元价值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三，致力于掌握话语权，引导舆论的方向。在现代以网络为主体的社会中，掌握了话语权就等于掌握了舆论的方向。所以政府要致力于话语权的掌握，引导舆论走向。在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同时要有效地利用网络平台，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际的和平、安全，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家的国际认同，进而促进公民的国家认同。
2.通过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实现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网络媒体崛起，以“第四媒体”为标志的新媒体时代到来，传统大众传媒“单向性”传播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媒体的发展更加深入，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是否“把好了关”？或者说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所导致的舆论导向是否存在消极作用？当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有意扩大和渲染社会的阴暗面，是否会在更高程度上加深公众对整个社会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呢？“议程设置”虽然无法决定公众将如何思考，但是它却可以左右公众看些什么，关注些什么，并告诉公众什么议题是重要的。在网络社会化的今天，网络媒体似乎已经成为了引导社会风气的风向标，网络媒体在“把关”上的失控所带来的消极的舆论导向，很可能会弱化公民的国家认同。因此，做好网络媒体的“把关”工作，推动主流媒体的积极影响，同时加强网络媒体中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进而提高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这将对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的文明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推动主流媒体对网络媒体的积极影响。互联网已然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舆论的放大器。因为网络的便捷性、自主性和交互性，民众对网络信息更易接近。网络媒体创造了交往新领域，为民众提供了讨论和交流意见的空间。网络媒体在发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隐患，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各种价值取向可能会导致网络社会的无序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能否实现渗透和教导培育作用呢？要实现主流媒体对网络媒体的引导作用必须依赖于外部条件的创设和内在精神的传输。外部条件的创设包括新闻审查制度建设及新闻传播平台的构建等，如新闻媒体市场化程度、媒体自主和开放的程度，尤其是利用网络技术条件实现媒体传输方式的改革和优化。在内在精神的传输上，网络已经弱化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影响力，要实现主流媒体的积极影响，需要适应新闻价值观的改变，从受众本位走向传播者本位，将直接灌输的方式逐渐转变为潜移默化的渗透。
其次，加强网络媒体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针对网络的便捷性、自主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为了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应该构建四个平台。（1）信息公开平台。虽然网络信息量大，信息传播快速、便捷。但是网络信息存在真假优劣，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相互公开信息的平台，可以让民众更好地了解国家。（2） 意见表达与反馈平台。建立意见表达与反馈平台，可以使国家与公民之间进行互动表达，也使得意见表达的方式、途径更加合理化，避免冲突矛盾能更好地解决相互协调的问题。（3） 矛盾调解平台。现实中的矛盾开始转化为网络矛盾，因为网络传播的迅速与广泛，所以更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网络安全已然成为国家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要把网络中的矛盾冲突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中。（4） 共识教育平台。网络系统与现实截然不同，但为了实现网络的有序发展，减少网络暴力和犯罪，网络也需要规则共识。通过共识教育平台，能够整合个体与国家在网络中的关系。这种规则共识需要对公民进行教育才能达成，并使其在网络系统中形成一定的规范意识。
3.构建网络秩序，实现网络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指“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10]。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是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塑造公民意识的过程，也是个体通过政治实践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与结果会影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稳定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更加复杂和多元，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社会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重塑政治信仰。网络使公民拥有多元价值选择，同时也使公民的信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由于多元价值选择，公民自身的政治信仰受到冲击，所以需要在网络中重塑政治信仰。网络中政治信仰的塑造需要现实中的政治制度体系作为外部支持力量，同时也需要将政治信仰的導向潜移默化到网络媒体传播中，从而有效地建构政治信仰传播渠道。第二，重聚民族传统文化。国家要强调其政治属性，所以国家需要发展或者说培育一种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不是执政党的自身的意志，这种政治文化的培育需要依托民族传统文化，只有根植于本土文化，公民才能对这种政治文化产生共鸣，进而接受它、认同它。民族传统文化是建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根基，每一个国家都全方位的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卡特尔·曼指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起民主或市场价值等抽象诉求，更能够被人们的个人经验所汲取和消化，更能够在人们心中引起共鸣。[8]（P43）在网络中重构公民的国家认同，需要重聚民族传统文化，并加以发扬光大，只有重新建构起民族传统文化才能在虚拟的价值多元的网络环境中坚定公民对祖国的信仰和信念。互联网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化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中相互交织、互相渗透，文化多样性与排他性使各种文化在网络中相互冲击、相互碰撞，然而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需发扬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抵挡多种文化的冲击和渗透，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保持自身特色，获得其他文化的尊重和承认。只有重聚民族传统文化，才能在此基础上培养公民的政治文化，而建设网络中政治文化的目标是建设“公民文化”，进而实现政治社会化进程，提高公民的国家认同。第三，建构网络中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保证规范共识得以实现的保障，政治制度是保证政治思想得以落实的基础。网络中的政治制度与现实中的政治制度不同，所以网络政治制度设计不能完全照搬现实中的政治制度，它必须结合网络的特点才能真正实现网络政治制度设计。网络中的政治制度设计要遵循“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10]的四种衡量尺度，政治制度的建构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提升和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重构公民国家认同有着重要作用。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公民的国家认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异同感模糊，归属感缺失，忠诚感遭遇批判，理想感遭遇质疑，立场感开始混淆。只有继续对网络时代国家认同的重构进行深入研究，扩大国家“信息边疆”的影响力，设置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和网络系统建设，才能实现互联网时代公民国家认同的重构，进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晓龙.当代中国国际意识的变迁与国家认同的重构[D].济南：山东大学，2009.
[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同政治与左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02）.
[3]田作高.信息革命与世界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7.
[4]陈联俊.网络社会中国家意识的消解与重构[J].学习与探索，2012（03）.
[5][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6]肖佳灵.国家主权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307.
[7]马升翼.网络社会背景下公民国家认同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4.
[8]卡斯特·曼.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袁峰，顾铮铮，孙珏.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3.[ZK）]
[10]亨廷顿·塞.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