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中是否应西方化激起了学界的激烈讨论。本文从刘国光教授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这一问题出发，综述现有的学者观点，并从方法论视角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
1 研究背景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当中，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对于这一过程，刘永佶曾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的结语中提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观点，揭示并论证其中的客观规律、指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建设，充实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实质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揭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虽然这一观点在随后的研究中被否定并进一步明确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这一现实情况是不可否认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被引入中国前就已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其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学的来源不尽相同。其后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进行集合与发展，从而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在引入我国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其二是列宁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进入中国后，经历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萌芽期、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的探索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一段时期的再次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多位国家领导人的继承与发展后的蓬勃期。纵观这些阶段，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经济高度发展，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但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开始日趋明显，如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带来的暂时数字增长、生产活动与环境保护矛盾加大等。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进一步进行了新的理论创新，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提出了新的理论政策。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这一观念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经历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除此之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等都是在适应我国当代国情与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也分别被融入了新的内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系列新的观念：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等。[3]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西方经济学思想内容大量涌入的情况，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来西化中国政治经济学似乎成为了一种要求。在这一情况下，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否应该西化这一问题引发了学界的激烈探讨。
3 中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化
3.1问题提出
针对中国经济学是否应西化这一问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刘国光教授于2005年发表了“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重要谈话，探讨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关于这两者的关系，刘教授在谈话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5]
3.2学界观点
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何去何从这一困惑，刘国光并不是第一人。当历史的年轮走到今天，我国经济发展日渐繁荣，与国际联系更为频繁，用以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固有缺陷已经有所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一困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我国经济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谢丽霜认为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人们大体上曾提出两条思路，即无限西化和有限西化。[1]无限西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用的，因为它已经明显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而有限西化论者则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需要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融合，使之适应中国国情。
谷书堂将现有的讨论分为三种思路。即一是没有必要创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中国只能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中国问题；三是承认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找一个中间环节来衔接。[2]相较于谢丽霜的分类，以上这三种思路的支持者表态更加明确。王立胜也表达了对第三种观点的支持，他从分析理论来源这个角度入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3]而于金富则坚决表示支持第二种观点。在他看来，从社会性质上来说，当代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应致力于解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4]程长羽也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想要摆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翻版这一命运，需要的是科学的方法论，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般方法，将系统抽象法作为特殊方法，将数学方法作为具体方法，将电脑及信息手段作为辅助方法。
4 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西方化的个人看法
4.1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应该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一些学者看来，西方的主流經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而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这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这些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别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不可避免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性、阶级性与历史性。中国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对中国基本经济矛盾的分析之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矛盾演化的要求，是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表现。而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因此，将反映了不同社会形态、国家形态、阶级利益的学说拿来应用于我国，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4.2从“四主”角度深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建构也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学研究是否西化这个争议。这个研究建构包含主体、主义、主题、主张这四个必要的构件。这四部分是任何具有国度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必需的。首先要明确主体，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主体是劳动者，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据，也是“四主”中的基础。其次，要正确认识主义。明确主义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不能混淆不同主义，同时要坚定自己的主义，明确立场。第三，要准确把握主题。主题是主义的展开与具体化，体现在研究中，就意味着要根据主义从现实经济矛盾中有目的地选取某一层面或范围，并遵循主义展开系统的研究。最后，要通过主张来亮明观点，提出研究者对待所研究矛盾提出的见解。明确了这四个部分，显然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不言而喻。西方经济学的部分观点虽然表面上实用性很强，但深究其内在并不适合我国实际的情况。
4.3在实践中明确主义、革新方法
目前，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会引发排斥，是因为从某些角度来看其主义尚需明确，方法还未革新。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情况下的实践中把握经济矛盾，明确主义，革新方法，从而达到对经济矛盾的多层次分析，进而解决矛盾。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革新方法，需要从研究经济矛盾的需要入手，运用劳动社会主义经济观，在辩证的思考过程中规定矛盾，分析矛盾的不同层次，将中国政治经济学具体化于矛盾的各个层次的研究，由此形成内在统一的辩证思考进程。
参考文献
[1]谢丽霜.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探析[J].学术交流，2010（07）：87-90.
[2]谷书堂.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我们需要一部《中国转型经济学》[J].南开学报，2004（02）：25-29.
[3]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J].经济学动态，2016（05）：4-13.
[4]于金富.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J].当代经济研究，2016（10）：37-42.
作者简介：
高玉航，1994.7，女，汉族，辽宁大连人，硕士，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