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因为转型时期的太背景，就需要在宏观上进行先行架构，确定架构的雏度。首先，在一般的政治价值观念层面，需要一个思维上的重置，就是要以普适意义作为价值切入维度，从人类的共性和政治演进的一般性原则上考察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其次，对于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来说，应该明确，政治是围绕着真实的个体的人而展开的，国家的以人为本理念体现了这种个体本位；最后，在政治价值体系的系统内容上，以和谐为价值统筹，具体化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政治张力。
[关键词]政治价值体系；维度；普适意义；个体本位；和谐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1-0095-04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先导性环节。因为政治发展需要政治价值体系的引导。要构建政治价值体系就必须有恰当的维度来做架构支撑。笔者认为，普适意义、个体本位、社会和谐是构建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三个重要维度。
一、普适意义：政治价值观念的构建
普适意义的维度，就是人的维度，对人类来说具有普遍适用意义。从这个角度界定政治价值，就是把政治价值主体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共同体，作为人这一物种。物种意义上的人的一般属性或称矛盾的共性为人性。从本体论的角度讲，不论是启蒙思想家昭示的理性，功利主义者强调的趋利避害，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出发点的“衣食住行”，实际上都是对人所固有的某种需要的认识。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人的需要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大致可以分为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宿的需要、受人尊重和自我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所谓人性，应该是这些为人所固有的不同层次需要的总和。为了达到这些需求而取得的结果或者对象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一些原则就是相关的价值内容，就是人类的或者人的普遍价值。另外从类的角度来说，人类因为属于共同物种而有共同尺度，如凡涉及普遍的生命条件和生命特征的价值，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空间等，对任何具真正意义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显然，这种共同性来自人们作为同一“类”的自然和社会生命体，其生存、发展、实践的基本方式是相同的。有共同的基本结构和生活方式，就意味着有共同的基本需要、共同适用的基本价值。
事实上存在着人类普遍适用的或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宗教、行业等界限的共同基本价值。如不同民族语言文字，差异很大，但相互之间却都能翻译和交流，这证明人们深层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以及价值欲求是有共同性的。甚至有所谓人类的共同语言之说：“人类具有五种共同的语言，它们是政治、金钱、体育、艺术和情爱。”正因为如此，知识、科学技术、财富、艺术、道德和宗教等才得以普遍流行与交流，也才有整个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和历史进步过程。这也表现了人类对“真善美”共同的价值追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再例如直接的价值准则设定。儒家文化中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思想主张，佛教文化所提倡的“众生平等”主张，伊斯兰文化所提倡的“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互爱”的观念，都包含有许多普适性的价值观念。我国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甚至“出现”在原始社会时期美洲一位著名的“西雅图酋长的信”(据说是画成的不是写成的，当时他们还没文字)中：“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另外，像谋杀、偷盗、乱伦、撒谎等，在很多文化里都是被禁止的，由它们所体现的维护群体共同生存条件、促进群体发展的价值原则，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可见，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存在于普遍的和共同的人性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的历史性进程中。但因为人们具体实践的方式不同，所处的历史传统、自然环境、发展阶段不同，形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所以在实现一些具普适意义价值时，在具体方式和表现形式上可能有很多不同，但这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其普适意义的价值是存在的。因此当我们讨论一些不同时，其实说的是实现方式或者程度不一样，并不是价值本身。而尊重确立多样化、多层次性，肯定其差别、承认特色和不同，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同时承认和尊重这些不同方式的价值理念，本身也具有普适意义。
在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自然也是符合这一普遍性的逻辑。很多看似抽象的价值标准是普适性的，并不因人种、文化形式、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人类有着共同的政治价值，或说政治的发展自有其公理所在。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政治价值的普适观念也体现在中日共同宣言中：“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接受、学习和实践人类普适价值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我们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逐步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并要追求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人权”写入宪法。中共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第一次在最高文件中肯定了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在大会所作的一系列改革决定中，关于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權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政治主张，受到社会的强烈欢迎。这表明按照普适价值准则所作出的改革决断，一定能取得人民信任，取得长足发展。
二、个体本位：政治价值核心的构建
从政治价值的概念本身看，政治自身作为一种现象和力量，作为一种环境、一种公共存在，它朝向的是公众，而不是一个阶级、阶层、集团，它要对每一个人负责，所以个体的人是政治价值的核心因素。从政治价值的范畴来看，政治价值是由政治民主、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秩序、政治权利等多种范畴构成的要素体系。政治主体立基于真切的政治生活实践，在追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人性目标的过程中，催生、确立政治秩序、政治权利、政治民主、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合乎人性以及社会公共善(在本质上体现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基本政治价值。从政治价值的功能看，价值表征的是人们追求的“应然”状态，所以政治主体可以凭借政治价值体系来反思与评判现实政治生活、设计与追求理想政治社会，政治社会也由此获得发展的价值内驱力。正如里普森所言：“政治过程……充斥着
对理想觀念的祈求。人们使他们的政府致力于人的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致力于平等、正义、和平和良好的秩序；致力于根除阶级分化和类似的贵族目标。”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否认政治价值着眼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本原意义和应然意义。马克思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价值言说来批判与反思当时的政治生活现实并肯定普遍政治主体的价值与意义，把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实现当作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信条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还明确地把个性充分解放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包含了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人类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它们具体地体现为各种各样的人的权利。真正的权利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价值和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任何目的的手段。权利就其本质来说是人陛的政治要求，充分发展人性是全人类的永恒价值，这种价值在政治上体现为不断实现人的权利。
政治的存在首先要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一基本权利首先是政治权利，然后是其他权利的实现，如各种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就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政治生活领域实现人的内在需要的权利。这里包含了对政治权利的两项认定：第一，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以此区别于公民的人身权利、物质权利、精神权利等。由于政治生活在本质上是主体间利益关系的特定形态，因此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影响是涉及利益分配和实现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政治权利作为手段而存在。第二，在最终的意义上，政治权利是使公民在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实现内在需要的权利，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经途径。因此，政治权利还应被认为是利益本身，是人们追求的目的本身，也是政治存在的目的。
政治权利是每个人拥有或者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这里的“每个人”指的是人类社会中所有存在的个体，而称之为“权利”，意指它是每个人对其政府或社会的要求，而不是政府或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个人对国家的这种权利要求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或称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消极权利，是个人要求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得侵犯的权利，国家则对这些个人权利有依法保护和不加侵犯的义务，它包括自由权、平等权等。积极权利是个人要求国家给以积极行为的权利，也就是社会福利权利、参与权等。对这些权利国家不得消极无为，而必须积极地实现或加以保障，是不可推卸的义务。
可见个人权利、个人力量、个人自由状态的最大化实现，个人最全面的发展是政治的最高理想和原则，也是政治的价值核心、中心点、支撑点。
需要指出，集体是个体的集合，个体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作为权利，个体公民权利是一种实在，集体或者国家权力是个体权利的一种派生。没有了个体权利的存在，就无所谓集体权力。但对人类社会来讲，一旦从政治统治机构角度来界定权利，权利就成了社会的权力，社会也就构成了权利的实在形式，一切人和一切个人的权利也就按社会的要求转换成了社会的权力，个人权利也就沦为一种虚假形式。人一旦处于这种虚假的存在状态，就变成了社会工具或政治处置对象，这时个体权利也就不可避免遭受侵犯。这是一种对政治权利的颠倒，也是对政治存在本身的异化，会对人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应时刻提防。
将人作为价值核心，意味着政治力量的最终目标，就是保障每一个具体国民和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得以实现，就是让每个国人的状态得到合理安排，基本权利得到实现，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得到保障等。这里要面对的就是政治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政治价值主体对政治价值客体的选择存在着差异性。由于政治价值主体的需要以及政治价值客体的属性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构建政治价值，要以自由与平等这对范畴为构建政治价值的中轴性理念，以正义与秩序这对范畴为构建政治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以民主与法治这对范畴为构建政治价值的制度性体现，从而使政治价值适应人的多重本质属性，解决人的政治价值的内在矛盾与困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政治价值观取向在人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上，逐渐把重心放在政治的责任上，那就是政治要为人谋利益。在科学的发展道路上，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人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被写入宪法。恰如胡锦涛所言：“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三、社会和谐：政治价值内容的构建
中国政府提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和建设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谐首先是一个价值概念和目标，这个价值目标围绕个人本位展开、具有整体性。和谐社会，首先是社会主体因素在平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状态应该是在有着差异的不同主体之间动态的协调、平衡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由和平等是当今和谐的首要价值内容，也是人类在结束传统专制社会之后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它保证的是现代人的尊严和权利。由此，我国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把民主法治作为首要的建设和谐的价值目标，绝非偶然。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说明，民主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因为它是恰当稳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一种可靠机制。随着政治生活的发展，人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越来越多地把“协商、对话、妥协”方式纳入到民主实践中，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对话协商，在考虑到不同利益要求的条件下，相互妥协，求同存异，对主要问题达成共识，使矛盾得到相对的解决。民主之所以能够使社会在充满活力和生机中和谐发展，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它以制度保障了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这个社会的积极主体，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达到个人所需。可见，民主政治系统的包容性比较强，既能满足各个阶层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实现权利又能广泛吸纳其介入国家的政治，约束个人权力，从而保障了和谐社会的生成。从法治看，在现代社会，法是公共意志的产物，保障着权利，约束着权力，从而有效地调节着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所以，法治应该是安定社会的重要机制，法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民获得自由的历史，是走向社会和谐的历史。
作为价值目标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的实质。国家所提供的平台和环境对公民个体和集体的发展来说是公平的，国家对待公民所需解决的问题是正义的。作为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和实践依托，就是民主与法治这两个重要的国家制度。民主和法治意味着和谐，意味着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意味着公平和正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现代所有公民人权的追求。人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基本面貌，推动人权保障的进程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进程。
需要特别研究的是，实现民主法治，进而实现公平正义与和谐的过程本身并不是单一的和谐，而是需要张力。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国家内部力量之间，甚至公民团体之间是有张力的，需要制约和竞争。由张力实现和谐，这本身也在国家制度的规范之内，是政治价值的重要内容。政治价值体系各要素的多元性以及政治本身的自主性必然引起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冲突与紧张，要承认这种冲突与紧张并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政治价值要素系统维持适度的紧张与总体和谐并使政治主体可以控制政治运作。从政治自身建设看，这也是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在政党与国家、政治机构内部、政府与个人之间形成以责任、制衡、妥协、宽容为特征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组织化结构。既然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诉求背景是权利资源或利益分配不公的现实格局。那么就需要扩大或改进现行政治体系的制度化通道来容纳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否则将会积聚政治怨恨乃至政治对抗；既然人们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如此依赖政治权力的良性运行状态，那么就需要彻底改变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否则将会导致政治腐败扩大以至政治无能，这样的后果不是“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的实现，而是走向了其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