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以来，每当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就循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场总理记者招待会。从那时起，媒体就将总理记者招待会视为观察中国总理个性和工作风格的绝好机会。2003年，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场合时，第一个提问的记者要求他评价前任的工作，而第二个问题就直白地要求他评价自己的个性，并拿他和前任做了比较。2012年，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场合时，记者再次要求他评价自己。①这种将国家政策与总理个性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方式，在其他新闻发布会上很少会发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特定时间和特点场所里发生的特定事件，总理记者招待会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可以观察到中国政治传播的一些重要特点：其中既包含着传统的控制舆论的意图和手段，也包含有新的塑造舆论的动向，可以揭示出中国政治与媒体和民众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对问答的“审阅与控制”
2012年，700多名记者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记者招待会——这也是历年记者招待会的平均规模。很多记者都想得到提问的机会，但大多数问题注定没有机会提出来。据公开报道统计，在9年来的10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问机会共计130个。②
由于提问的机会稀缺，供职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记者是否有提问的机会。9年来，每年都能得到提问机会的媒体，只有中央电视台一家。这证明了电视媒体的强势地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得到了9次提问机会，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各自得到7次发问机会。这些“中央级”媒体的身份，保证它们仍然是发布重要官方信息的主要渠道。
在与会的外国媒体中，英国的金融时报是获得提问机会最多的媒体，他们得到6次发问机会，仅次于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有线新闻网各发问5次，路透社、法新社、联合早报和俄通-塔斯社各发问4次，美联社和布隆伯格通讯社各发问3次。相比之下，香港媒体和台湾媒体的提问机会多，但提问者代表的机构更加分散。分别有11家香港媒体和11家台湾媒体得到了发问机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最先或最后提出的问题，并不见得最重要，但2012年的最后一个问题的确超级重磅。路透社记者最后一个站起来，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将如何处理地方债——这是个复杂而令人头痛的技术问题。就在无数中国观众为这场发布会没能满足最主要的期待而感到遗憾时，他在最后时刻抛出了每个记者都想问的那个问题：中共中央将如何处置王立军事件？
由于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此前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这一事件引发的各种猜想已经在两会之前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成为公众最热切关注的话题之一。和新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信息相比，在温总理回答路透社提问之前，北京几乎没有透露关于此事件的任何细节。吊诡之处在于，重庆市政府负责人在两会之初接受了凤凰网采访，曾谈到事件的一些细节。
温总理对路透社记者的问题早有准备。实际上，他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回答。回答完这个问题后，他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对传播学研究者来说，这场令人大开眼界的记者招待会，可以观察出媒介生态在几个方面的变化。此前在王立军事件的传播中大出风头的是微博这类有社交媒体功能的新媒体，传统媒体的失语则凸显了它们在媒体竞争中的被动处境。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如果无法在传统媒体上得到印证，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始终无法让读者放心，这说明传统媒体仍然是舆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说明权威信息的传播仍然遵循着传统的路径：一个合适的政治场合，经过精细挑选的媒体，以及可控的发问和回答。
鉴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大众媒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传播学者科恩有一句名言：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方面并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则异常成功。但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通过描述“议程设置的拓展”，也即“新闻媒体通过设置属性议程影响公众议程”的过程，证明大众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方面同样可以发挥作用。③如今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的研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信息的可及性和传播速度均有很大的提升，通过微博和人人网这类新媒体产品，受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而不仅是媒体垄断的信息），所以传统媒体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的作用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方面却有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有关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大都是在传统媒体的环境下进行的，其更着眼于媒介内容对公众认知的影响，而非受众对不同媒体形态的选择——这也只是在信息量骤增的新媒体环境中，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在2006年评估新媒体时说：“大多数公众不仅不阅读博客文章，而且他们甚至不知道博客是什么”。这种局面在6年之后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即便如此，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对网络信息的批评仍然有效：“他们的大多数内容只是对于媒介机构传播的内容的一种反应。原创的报道很少”，相比之下，传统媒体更注重“审阅和质量控制”，而这“在大众传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④“审阅和质量控制”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一个重要的体现在于：对于被信息“过载”困扰的受众而言，速度更慢、更注重信息来源和阐释角度的传统媒体，提供了一种解读信息的权威有力的框架。这种框架将简化受众在处理信息时的难度，并给他们指明认知的方向，而议程设置也是在这个框架中完成的。
如果说早期的议程设置依赖对多数媒体内容的控制，那在一个媒体数量非常多的舆论环境中，媒体间议程设置就变得更加重要。温总理从改革与“文革”的关系来理解王立军事件，毫无疑问是为了给公众理解此事件提供一个历史框架和认知方向。
资深的媒体人对此心领神会。财新传媒主编胡舒立，罕见地在一天之内两次发表评论，阐释温总理对“决议”的强调所包含的政治指向。⑤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很多媒体也就改革与“文革”的关系，对王立军事件及其背景做了报道和评论。⑥
温总理的个性与形象
在201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引人注目。9年来，温总理在此场合被问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次数，统计下来不少于20次，这给他充分的机会去阐述自己的主张——正如他在2012年回答联合早报的问题时所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这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答，几乎冲淡了温总理作为总理所回答的其他问题——最多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和外交问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如果回顾一下9年来关于政治改革的问答，不难发现中国媒体偏好比较笼统的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曾在2004年问道：“在今年和本届政府任期内，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具体的目标？能不能告诉我们，在您的构想中，符合我们国情和广大老百姓利益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怎样的？”几乎所有中国媒体在问及政治体制改革时，都采取了这种宽泛的提法，以便总理自由发挥。
当然，笼统的问题也会出自西方媒体之口。同样在2004年，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曾问温总理：“您觉得将来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让法律凌驾于共产党之上，而不是相反的？”到了2011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索性重温了200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问题：“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
指向较为笼统的提问有利有弊。记者多少能够得到一些回答，尽管未必每次都很切实。而那些非常具体和直接的提问，一般都会考验回答者是否足够坦率。同样是在2011年的提问中，美国有线电视网记者问温总理：“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重提了这个问题。而温总理几乎是一字不漏地重复了前一年的回答：“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
我们已经看到总理记者招待会如何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温总理和少数专业地位突出的媒体将关于王立军事件的提问与中国改革的命运联系起来。在这一属性议程设置的经典场景之上，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理记者招待会还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受众能够获得一个认识总理个性与形象的框架。
在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的提示下，我们注意到属性议程设置与框架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属性议程设置关注媒介在塑造人民心中的客体图画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框架要求我们注意这些图像的主导角度，这些主导角度不仅暗示我们什么是相关的以及什么不是，而且主动地‘针对所描述事项提倡对问题的某种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或处理意见’”。⑦前述联合早报记者的提问其实是对温总理以往言行的回顾和评价，这是通过重复来凸显温总理致力于推动改革形象的重要形式。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重复的提问，以及温总理对类似问题不断重复的回答，一同塑造了一个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家形象。随着这个形象同时传递给观众的，还有中国政治改革的局面和温总理的焦虑心情。这个理解温总理的框架，是媒体和温总理本人共同塑造的，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温总理的政治需求和自我期许。特别是2012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后，温总理将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者而被人们记住，而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也证明了这一点。⑧
必须指出的是，媒体乐于参与这类塑造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报道和评论温总理关于政治改革的谈话，是公开谈论政治改革问题的良机。实际上，在媒体上以尖锐的言辞谈论政治改革的机会，和向温总理提问的机会一样稀缺。
注释：
①2003年，第一个向温总理提问的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他“对上届政府的工作，以及对朱总理本人的工作有何评价”。接着提问的德新社记者则问道：“朱镕基开始当总理的时候，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他比起来，你觉得你的工作风格会怎么样？”2012年的招待会上，第一个提问的新华社记者则问温总理：“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②回答问题数量最多的一次是温家宝出任总理的第一年，他一共回答了15个记者的提问，而最少的一次是他第一个任期届满的2007年，回答的问题总数减少为11个。2012年的记者招待会持续3个小时，创下历史纪录，但温总理仅仅回答了14个记者的提问。这次记者招待会后，据清华大学副教授周庆安统计，温总理每分钟说出的字数不超过130个，这远低于普通人每分钟200个字左右的语速。参见周庆安：《从平淡走向精彩》，《新京报》，2012年3月17日
③⑦【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第107页
④蔡雯 戴佳：《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与麦库姆斯教授的对话》[J]，《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2期，第17页
⑤胡舒立：《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https://hushuli.blog.caixin.com/archives/38299；《再谈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https://opinion.caixin.com/2012-03-15/100368664.html
⑥以分别位于广州和北京的两家标志性媒体为例，南方都市报在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也即3月16日发表了社论《改革再启动，“时间开始了”》；3月19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报道是《思变》，社论标题为《政改莫畏难》。3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新民周刊》的封面报道为《改革：人民的呼声》，一周之后，这家杂志再次发表社论《基层创造与顶层设计》，以呼应温总理进行政治改革的讲话
⑧与所有党报的头版头条新闻留给全国人大闭幕会，而在头版的下半部分以较小的标题字体和篇幅来处理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手法相比，全国很多都市报的头版头条留给了温总理，大量重复的标题集中在他对政治改革的呼吁上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新民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