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家群体逐步壮大，成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其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上升。党和国家对这一新兴群体进行了政治吸纳，而私营企业家群体也利用政治安排的机会，通过党和国家提供的政治参与平台追求自身的政治与经济目标。私营企业家群体在与体制内力量的互动中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变迁。
[关键词]私营企业家；政治影响；制度化渠道
[作者简介]葛涵，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4-0046-0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私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本文以修宪为例，考察私营企业家群体介入国家政策过程的制度化渠道，探究私营企业家群体如何与体制内力量互动，从中寻找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机理。
一、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私营企业家群体
(一)新的社会力量
1978年市场经济改革以来，随着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再生与发展，私营企业家群体逐步发展壮大，开始成长为新的社会阶层，冲击着传统社会结构。他们所积累的资本规模和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逐渐由改革之初的社会边缘群体成长为新经济精英，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1990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约9.6万户，私营企业主22万人；2002年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243.5万户，企业主人数622.8万人；2005年户数达430.1万户，私营企业主总数达到1109.9万人；2007年，登记注册的全国私营企业达到538.7万户。2000到2005年我国私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42.8％上升到49.7％，雇工总量从2011.1万人增至4714.1万人，私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65％增加到75％以上。十五期间，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额从13307.9亿元增至61331.1亿元，5年增长3.6倍，年均增长35.7％；户均注册资本金额由75.5万元增加到142.6万元，5年增长89.9％，年均增长13.6％。
(二)党国体制下的政治行动者
在改革之前单一化的精英结构下，中国政治变迁的过程是由政治精英特别是高层政治精英主导的，随着私营企业家这一新经济精英的崛起，中国政治格局中出现了新兴力量。私营企业家群体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劳动就业、提高财政税收等方面起着战略性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社会力量，党和国家对其进行了精英吸纳，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中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代表性的先进人士授予劳动模范、群众团体成员、各级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民主党派以及中国共产党党代会代表等政治荣誉，使这些人士进入到体制内，以此削减新兴社会力量对体制的冲击和对抗。
随着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私营企业家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据统计，1990年当选县以上人大代表的企业主有5114人，县以上政协委员有7238人；到了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23143人和48359人，分别增长了近4倍和7倍。1993年私营企业主当中的党员比例为13.1％；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9.8％，接近私营企业主总数的五分之一；到了2004年，超过三成的企业主具有党员身份，达到33.9％。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思荣、沈文荣、孙甚林等7位非公经济人士作为党代表参加了会议。
国家在新经济精英还没有机会独立代表他们自身利益之前，通过建立体制内的国家一社会互动渠道吸纳了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私营企业家群体选择了一种“嵌入性战略”，即利用政治安排的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追求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目标。
二、从修宪看私营企业家群体影响政治的制度化渠道
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入宪这是私营企业家通过制度化渠道争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整个修宪过程中，私营企业家群体主要通过三种制度化渠道介入了政策过程：一是通过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二是通过党代表影响执政党的决策；三是通过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建议。
(一)通过工商联参与政治协商。
中国工商联是有中国特色的商会组织，在社会团体中，私营企业主加入最多的是工商联，2002年加入工商联的私营企业主达总数的79％。截至2006年，工商联会员总数已达到197.3万人。在中国的政治协商体制中，工商联成为私营企业家群体的正式代表，有组织、有秩序地把私营企业家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作为私营企业家群体的代表，具有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参政议政的职能。
工商联在争取保护私产人宪过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早在1997年底，工商联就有了“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的动议。1998年，全国工商联在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将题为“关于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财产的合法权益”的建议案作为提案递交全国政协。提案建议修订《宪法》中有关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明确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合法的私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2002年全国九届政协五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再次提出了保护私产的提案，要求修订宪法中有关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2003年3月在全国十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第三次提交《关于修改宪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法律制度的建议案》。
(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会议介入立法进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制定、修改宪法及国家各项法律并监督宪法及法律的实施、选举国家领导人、讨论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的权利。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是私营企业家介入国家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式，私营企业家代表在人大会议表达私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发挥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参与政治的直接方式。2004私营企业主中进入人大、政协的比例分别为18.9％和33.6％。
在修宪过程中，私营企业家代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平台提出议案。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广东私营企业家代表李林楷提出《关于要求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议案，要求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等条文写入宪法，该议案总共得到了39名代表的附议，对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通过党员代表影响执政党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资源的最大配置者。通过参与执政党的活动，成为私营企业家阶层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进行调整。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下海经商，由此带来私营企业家内部的党员人数的增加。2001年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重新评价了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兴阶层的重要地位，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允许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确认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再次确认了这一内容，为私营企业主得到党内安排提供了可能。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后，大量中共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私营企业家中中共党员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9％、16.9％、19.O％、19.9％、26.2％、33.3％和32.2％。随着私营企业家党员人数比例的增长，私营企业家们出席党代会也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21134名代表中，有刘思荣、沈文荣、孙甚林、咎圣达、蒋锡培、邱继宝、朱湘桂7名私营企业家代表。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修宪过程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决定着是否将修宪议案纳入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03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着手进行宪法修改工作。2003年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修改宪法工作，成立了以吴邦国同志为组长的中央宪法修改小组。4月中央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上报中央。同年5月～6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先后召开六次座谈会，听取地方、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拟订出中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征求意见稿，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根据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对中央《建议》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形成中央《建议》草案。其中“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条赫然入目。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决定提交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2003年12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央《建议》列入议程，最后顺利通过。
三、结论
随着中国私营企业家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上升。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私营企业家采取了一种融入体制而非在外部对抗的嵌入型战略，借助制度内途径如人大、政协、工商联中的企业家代表实现体制内的政策输入。私营企业家群体等社会力量与体制内力量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治的变迁。
首先，私营企业家群体这一新兴的社会力量进入到政治体制之中，增加了体制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减少了社会力量对体制的冲击，扩大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发展。其次，私营企业家进入政治体制，利用制度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介入政策过程，促进了民主的发展。从工商联到人民政协，从人大代表到党代表，私营企业家代表人数不断增加，他们通过这些体制途径介入到涉及私营经济的政策过程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使得各种政治代议机构的实质意义有所体现，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