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贡献，是在于他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相通之处。他认定儒家政治思想可以开出现代民主，并吸纳、融合了现代民主，补充了儒家政治思想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他努力致力于发掘、建构现代儒家民主精神，对我国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徐复观 儒家 政治哲学 民主
一、政治的本质
民主政治观是徐复观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思想中最大的闪光点，是研究徐复观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何谓民主政治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民主政治是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寡头制和独裁制相对立。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最初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民主政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民主政治反映国家的阶级本质，不同阶级统治的国家，民主政治的性质是不同的，并由此表现出特殊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又有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实现其阶级统治时必须遵循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多数原则、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原则、代议制原则、有限权力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民主政治，从其允许不同的政治主张而言，它是使每一个人皆能过其自己的政治生活而又不致互相伤害的政治生活方式；从其限定政府的权力，不让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滥用来损害个人的生活和非政治的社会生活而言，它又是使每一个人皆能过其自己的个人生活和非政治的社会生活而不致互相妨害的社会生活方式。因此徐复观总结说：“人类因为发现了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个性与群性得以融合、肯定与否定得以统一，能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
（二）建立民主政治需要建立两个层次
徐复观认为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首先要区分政治的两个层次，即“把政治的内容和政治的形式，划出一个清楚的分际。”认为民主政治是通过政治的形式而成为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的.所谓政治的内容，是指对于国家各种政治问题所作的主张。所谓政治的形式，是对于政治主张采取的方法。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作这两个层次的区分，也必须作这两个层次的努力：“首先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政治形式，其次是在此一政治形式下，发发挥个人的政治主张。”
政治主张是受政治形式有效约束的东西，它们作为变量而存在，和政治内容并无必然的关联;民主政治作为政治的形式，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数常道，才是决定政治本质的东西。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分别的标准，并不在于政治的内容，而在于政治的形式，在于是否真正建立了民主政治这一政治形式。民主政治，如果用中国的“体”和“用”来说明政治形式和政治内容的关系的话，那么，政治形式就是“体”，政治内容就是“用”。我们在政治的形式上必求其同，而在政治的内容上则不妨其异。因此民主政治，从其允许不同的政治主张而言，它是使每一个人皆能过其自己的政治生活而又不致互相伤害的政治生活方式；从其限定政府的权力，不让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滥用来损害个人的生活和非政治的社会生活而言，它又是使每一个人皆能过其自己的个人生活和非政治的社会生活而不致互相妨害的社会生活方式。因此徐复观总结说：“人类因为发现了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个性与群性得以融合、肯定与否定得以统一，能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
二、政治的核心问题
打通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这是徐复观在认可民主政治后进一步着重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无疑，这个问题是徐复观的政治之道的归结点，是徐复观的政治之道的核心问题。正如他在晚年回顾自己学问生涯时所说：“中国兴亡绝续的关键，在于民主政治的能否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后有无意义，其决定点之一，也在于它能否开出民主政治，不仅是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民主化的力量，我三十年来在文化上所倾注的努力，主要是指向这一点。”在徐复观看来，对于中国政治问题，必须把它分作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历史上的儒家政治思想，另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政治问题作出深刻透彻的了解，解开其间的历史纠结，在两难中作出合理的选择。那些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在民主政治和中国文化之间陷于两难，从思想方法上说，就在于他们看问题的片面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徐复观阐述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在徐复观看来，儒家思想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历史上，由于儒家思想的特点，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特性：修己与治人、伦理与政治的结合。这种修己与治人、伦理与政治的结合，使儒家政治思想，从其最高原则来说，可以称之为“德治主义”；从其基本努力的对象来说，可以称之为“民本主义”。“德治主义”落实到“民本主义”上，是以“礼”贯穿于其间的。正是这些基本观念隐含着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徐复观点进行了极富特色的观念疏导与阐发。徐复观明确指出，儒家“德治主义”的出发，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性的信赖。“德乃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依据。人人能各尽其德，即系人人相与相忘于人类的共同根据之中，以养生而遂性，这正是政治的目的，也正是政治的极致。”而要实现政治的这一目的，达到政治的这一极致，最为关键的，在于统治者能先修己，能先尽其德。只要统治者自己能修己，天下就能得到大治。从这种“德治主义”与“民本主义”出发，必然导出否定专制主义的结论。徐复观指出：“由德治思想，而否定了政治是一种权力的观点，更否定了国家纯是压迫工具的谰言，由民本思想，而否定了统治者字镇有何特殊权益的观点，更否定了统治与被统治乃严格的阶级对立的谰言。因为德治是一种内发的政治，于是人与人之间，不重在从外面的相互关系上去加以限制，而重在因人自性之所固有而加以诱导熏陶，使其能自反自觉，以尽人的义务。法重在外制，而礼则来自内法；因此，德治所凭籍以为治的工具，当然重礼而不重法。”
其次，我们来看看徐复观所阐述的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徐复观承认中国儒学没有产生民主政治，但他反对因此认定专制政治是儒学自身的结果，且儒学与专制政治并非一事。“中国的政治思想除法家外，都可说是民本主义，即认定民是政治的主体，但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君而非来自民，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之所以专制政治大行其道，徐复观说，原因是民作为政治主体始终没有立起来，儒家的基本精神没有得到贯彻。当然，他也能认识到，儒家政治思想对于政治主体没有立起来，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它“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因而，民众方面人性不显，君相道德难以坚持，知识分子无法发挥出独立功能。但将儒学混同于专制政治是不对的，儒学不仅不会赞成专制政治，而且极富有自由民主的根本精神，逻辑上完全可以经过现代转进而开出民主制度。但是，究竟为什么儒家政治思想并没有开出民主政治呢？他是这样解释的：“但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这一方面来看，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这便与近代政治民主由下向上去争的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明显的对照。正因为这样，所以虽然是尊重人性、以民为本、以民为贵的政治思想，并且由仁心而仁政，也曾不断考虑到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切，其德是一种被覆之德，是一种风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尽管以民为本，而终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于是政治问题，总是在君相中打转，以致真正政治的主体，没有建立起来。”他将儒家的政治思想的构造归结为三位一体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和礼治主义，而“德治系基于人性的尊重，民本与民主相去只隔一间，”而礼治的礼，乃“制定法的规范，此三者，皆以深人民主主义的堂奥。且德治礼治中的均平与中庸的观念，亦为民主主义的重大精神因素”。
他认为需要把这种中国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疏导出来，用以支持民主政治，同时吸收西方的权利观念，使人民的主体性确立起来，使儒家思想与民主政体内在地融合为一，儒家思想就能开出现代民主来。
三、政治方法论
徐复观在政治的方法论问题上主张和平操作，他主张中国在政治上的出路，必须以民主政治为方向。他强调中国在政治上的出路，在于彻底改变历史上的专制政治，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克服儒家政治思想的局限性，就不能使中国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悲剧。由此出发，他反复强调，要在当今世界保存维护中国文化，寻找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的道路，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努力的方向。他说，民主政治固然是西方化的产物，但却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由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他明确指出“人类的理想，不论最先启发于何地，但一经启发出来以后，即是属于人类底，而不问其为‘东’或‘西’。近代民主自由，虽启发自西方，但一定要在人类中开花结果，这和科学的成就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具体实现的方式或不尽相同，但这只是极小的不同，与大原则并无关系。”
他还说：“而近代的民主政治，则是从制度上，从法制上解除了此一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中的政治矛盾，及由此矛盾所形成的历史悲剧，只有落在民主政治上才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决。”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徐复观出自内心的希望。
四、政治的功能
徐复观认为民主政治的功能主要是防止权利的滥用，限制统治者的权利。徐复观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一）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对于防止权力的滥用作用的不同
专制政治因为皇帝即是权力的直接来源者，所掌握的权力是无限的，因而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靠皇帝下面的大臣的进谏。民主政治由于把权力的来源放在人民的身上，使统治者的权力受到民众和社会的限制，因而能够最大限度的防止权力的滥用。徐复观说“作皇帝最难的莫过于不能有自己的好恶，因为人君是‘权原’。人君的好恶与其"权原"相结合，便冲垮了天下人的好恶。但一个人要格去其好恶，真是一件难事。在民主政治之下，政治领导者的好恶，与‘权原’是分不开的，其好恶自然有一客观的限制而不敢闯下乱子，于是其心之"非"不格而自格了。其次，则把虚己、改过、纳谏等等的君德，客观化为议会政治、结社言论自由等的客观制度。一个政治领袖人物，尽可以不是圣人，但不能不做圣人之事，他不能不服从选举的结果，他不能不听议会的论难，凡客观上不能不做之事，也就是主观上极容易去做的事。”
（二）民主政治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
在徐复观看来，民主政治对权力的制约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权力机关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第二，是法律规则的制约。通过法律规则划定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各自范围，有利于确保公民个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他认为“因为有了法的精神与制度，可使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政府之间，皆在一种明确的规限之下，保持各自的立足点，而不致受到不正当的侵害，这便使个人对社会及政府的关涉，有一种坚确的基础。”第三，是社会力量的制约。其具体途径：“一为舆论，一为选举。有真正的舆论，乃有真正的选举，故舆论又为选举的先决条件。而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
五、政治的价值
（一）政治和人生的关系
徐复观认为：一方面，从政治与人生的关系看，人离不开政治。因为人的生活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均离不开政治，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他在《政治与人生》一文的开头就感慨的写道：“人一生下来，就糊里糊涂的被投入在政治关系中。写《鲁滨逊漂流记》的人，其动机或者原在想逃出政治，然而他为了说明孤岛上的生存，便不能不假设一位‘礼拜五’的伙伴。他和礼拜五的关系，依然可以称之为政治关系。因此，‘人是社会动物’，便也不能不是‘政治动物’。”有意识地逃避政治，就是有意识地逃避人间，而人间对于人来说，是无法逃避的。人如果有意识地去逃避人间，结果只会在一种畸形的人间来安顿自己，反而使人生受到更大的贬损。
既然人难以脱离政治，总要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发生关系，那么关键的问题，就不是如何逃避政治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一般地说，若某个时代，许多人都意识的想离开政治，这必定是一个不幸的时代;若一个人是意识的想离开政治，这必定是一个不幸的人生。历史上，当战争和所谓革命的时代，一定会驱谴多数人去直接参加政治；不论战争与革命的性质如何，身当其冲突，一定会有很多人投身政治，也有很多人为了革命而牺牲。牺牲有是固然可以代表人生的伟大价值，但是很难说它就可以代表人生的最大幸福。徐复观主张这样来看待政治：“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以一部分而掩盖了整个人生;并且政治在人生中，是紧连着权力支配欲的，这是人生中最坏的一部分，是与禽兽一鼻孔出气的一部分。我们之不能不要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出于人生之不得已。我们要使人生的这一部分，作人生其他部分的工具，为人生其他的部分开路，因而也就把这一部分转化为其他的部分，万不可把人生其他的部分作为这一部分的工具，为了这一部分而堵塞整个的人生，把人生其他的部分转化为这一部分，这样人便完全兽化了。所以我们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哲学而哲学，为宗教而宗教，甚至可以为财富而财富，但千万不要为政治而政治，不可使政治在人生中居于主要的地位，以至淹没了人生。”在这里，他认为政治只是人生的一种工具，主张人不要被政治主宰，变成政治的工具。人要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保持一种真正的人生，而不要被权力欲望所支配，成为一个纯粹为政治而活着的人。
（二）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
基于上述政治与人生的思考，徐复观主张对于中国政治进行深刻的反省，使中国人，特别是使中国知识分子，走出长期以来的政治与人生的痛苦纠结。他沉重的说：“中国文化，本是人文主义的文化，本是显发人生的文化。但中国的智识分子，主要精力，下蔫者科举八股，上蔫者圣贤君相，把整个人生都束缚于政治的一条窄路之中;而政治的努力，又仅在缓和专制之毒，未能发现近代的民主政治，以致人生不能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以从事于多方面的发展。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漏洞，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哀。”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是打开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传统的政治化的人生困境，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作出创造。
结语
在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上，徐复观可以说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诞生于湖北巴东河流域的农家弟子，早年求学于浠水、武昌和日本，后来投身于军旅，参加抗战，再进入政界，参与机要，而且有机缘成为现代新儒家开启者熊十力的弟子，终于走上学问的道路；自1949年来到台港地区以后，他断然放弃政权，创办《民主自由》这个刊物，任教于东海大学，求索于文、史、哲、画之间，写出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学术名著。他与同出巴河的殷海光既相呼应，又相论争，推动了台湾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又与同出师门的唐君毅、牟中山一起复兴儒学，促成了台湾地区新儒家思潮的开展；他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写文章放对极“左”思想的泛滥和封建主义的复活。又对粉碎四人帮欢欣鼓舞，赞扬以“事实求是”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进入80年代后，廖承志和他在香港会面，代表邓小平邀请他访问大陆，在北京会面，尽管他由于身体的状况没有返回故里，但是却把骨灰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他的学术思想影响源远流长，又经历了许多政治事件，作为这样一个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流连的人物，他的很多思想给我们的后人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他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真阐述和深入解析，把儒家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把现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以建设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中国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不仅写下了数百篇的时政杂文，表达了他对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且还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对于中国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他对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专制主义问题，都作出了独具慧眼、敏锐深刻的论说。他在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上，有着重要创见，他主张建立民主政治，吸纳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并认为儒家文化和民主政治不仅不互相抵触，儒家传统文化相反还可以开出民主政治来。他的这些政治思想，为我们的现代化民主建设，提供了信念上的支持和方法上的帮助，给我们后人很大的启发。
参考文献：
［1］［2］徐复观.（新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31，33-34页.
［3］徐复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说与民主政治》，《徐复观最后杂文集》.第140页.
［4］《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李维武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徐复观.（新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
［6］《徐复观集》.黄克剑，林少敏.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550页.
［7］《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李维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作者系江西南昌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05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