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持续高涨。南方国民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其取得的外交成果也比较显著，这与南方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民众及时沟通，以期一致对外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南北相互声援的国民外交运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关键词]国民外交运动；北京政府；南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９９－０４
印少云（１９７０—），女，江苏泗阳人，徐州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博士。（江苏徐州２２１００９）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前后只存在了十几年，其绝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着南北政府的对峙。本文主要讨论国共合作以后，南北政府所辖范围内国民外交运动的差异及影响。
国共合作以后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进一步高涨，国民对外交的关注、并试图运用外交运动的方式左右政府对外政策的趋向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时期南北政府所辖区域的国民外交运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造成这一不同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南北国民外交运动的差异
南北方国民外交运动的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运动的规模上。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尤其是在北京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南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都异常活跃。五卅运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民众运动、大沽口事件引发的“反日倒段”运动等等，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什么外交事件能够逃脱公众的视线。但总体上来说，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的规模比较大，而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则规模相对较小。例如，在北方围绕着大沽口事件，所爆发的群众集会虽然非常普遍，但在人数上大都不超过５万人，在人口较多的北京和天津都是如此。而在同一时期的南方政府所辖的广州，在１９２６年４月２日和４月１８日先后爆发了有２０万人参加的民众集会，声援北京的民众大会[１] (Ｐ４４３－４６５) ，再比如在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２６年２月到１９２７年３月期间，仅武汉一地，超过２０万人的民众集会就有７次[１] (Ｐ５５０－５７７) ，这在北方也是没有的。
其次，南北方国民外交运动的区别还体现在参加者的不同上面。南北对峙时期的北方地区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所谓的“各界”集会，理所当然包括工、农、商、学各界民众，但有组织的参与活动则多为城市的学、商两界，至于工人和农民，人数虽不一定很少，但没有组织；在南方政府统治区域的国民外交运动中就不一样了：国共合作以后，工人和农民组织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共两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工人和农民的反帝热情也空前高涨，他们逐渐取代了学商两界成为南方国民外交运动的主力军。
再次，南北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的差异还体现在运动不同的路径和结果。国共合作以后的南方政府对外采取了坚决的反帝政策，并在民众的外交运动的声援下，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喧嚣一时的广州“白鹅潭事件”中，最终以迫使北京公使团决定将粤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告终，宣告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其次，在由沙基惨案引发的对英“杯葛”运动中，最终广州政府以征收特别税的方式结束了“杯葛”运动，帝国主义只得默认；在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以后，在民众支持下，广州政府还成功地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不但“为广东外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为中国外交也开辟了一个新纪元”。[２] (Ｐ５９６) 而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中，由于政府的软弱，使得国民外交运动的路径往往由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为开始，而以转向对内的反对北洋政府为结束，虽然在南北国民外交运动的相互声援中，外交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总体上却很难让人满意。
二、造成南北国民外交运动差异的原因
第一，南方政府以反帝外交为指导思想，对国民外交运动基本上持支持和肯定态度，而北京政府的态度则正好相反。
国共合作以后，南方政府以坚决的反帝政策为宗旨，对广大民众旨在反帝的外交运动基本上持支持和肯定态度，在五卅运动、沙基惨案及省港罢工、汉浔惨案等大大小小的外交运动中，南方政府都能够秉承民众意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绳，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当时的苏联驻华顾问团的翻译曾这样说：“我现在回忆广州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无数集会和游行的场面……那是火热的革命时代，群众乐于参加革命运动。……广州是能够进行这类活动而不必担心遭到镇压的唯一地方。”[３] (Ｐ１８３) 很显然，南方政府对国民外交运动的支持是南方地区国民外交运动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从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来讲，如果一项集体行动成功的希望渺茫，一般人就不会有参加的热情，这个道理反过来也是一样，即运动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运动所吸引的人也就越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于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的不健全，国民外交运动是公众直接的政治表达，它直接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南方政府抓住这一主要矛盾，以坚定的对外立场，赢得民众的信任。北京政府却无视这一主要矛盾，在国民外交运动爆发的时候，它不是将之归结到学生的“无知”，便是将之归结于“某人某党”的煽动，或动辄以“过激”和“赤化”相指责，对国民外交运动进行压制。它一直对一个基本的事实视而不见，那就是即使真的是某人某党的煽动那也至少说明他所找到的这个煽动的理由很得人心。南方政府能够利用对外矛盾的解决，而说服人民对内部各种矛盾（如南方因省港罢工和“杯葛”运动而导致的失业、经济萧条）的容忍，而北京政府则因为对外矛盾的处理不力，使得本来为对外反帝的外交运动转向为反对北洋政府，从而引发了自身全面的危机。
第二，南方国民政府还对国民外交运动进行了有力的领导，而同样的运动在北洋政府所辖范围内则受到了政府的压制和打击。
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国民党组织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对运动进行领导，同时还定期由政府向罢工工人发放津贴。由于广州政府坚持“赔偿、逞凶、道歉”的正义要求，而英方拒不答应，结果，罢工坚持了１６个月，后因北伐，才决定在自设税务司，开征特别税基础上解除了对香港的经济封锁。这种坚决的反帝态度和北洋政府在沪案对外交涉中“信件之往返”的“毫无作用”的交涉[４] (Ｐ１４９) 相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人民对南方国民政府的信心。
一个强大的政府，不但能够动员群众参与运动也应该能够领导群众运动，就如同它不但能够发动舆论支持政府，也应该能够形成舆论一样。在汉浔事件以后刚刚开始的中英谈判中，英方代表态度强硬，公然要求国民政府退还租界，恢复以前的状态。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去处理，必然会引起民众的罢工和拒货，使英租界根本无法生存；而国民政府也将因此而丧失声誉甚至垮台，那么也就没有威信来控制民众的情绪，当然也就谈不上保护英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了。[５] (Ｐ１３１)
正是由于这种成功的领导，使得南方政府统治区域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群众的热情高，而且紧张有序，有条不紊。苏联在华顾问的翻译在回忆中曾这样说：“我于无意中亲身参加了一次集会……我害怕会出现难以想象的拥挤，但没有发生。各路游行队伍有条不紊地在一些竹竿和芦席搭的讲台前各就各位。……广州的群众在集会时特别遵守纪律，我一直为之惊奇。”[３] (Ｐ１８４) 即使是在夺取英租界的时候，愤怒的群众仍“秩序井然，令人惊异。未见有任何抢劫、杀人、放火之类的事。没有违反政府关于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规定。”[３] (Ｐ２３０)
外交运动作为直接的政治参与的手段，它可以满足国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增强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国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有利于形成政治服从与政治权威方面的平衡与一致，是强化政治权威的政治地位所不可缺少的。当代欧美国家的许多事实表明，这种直接的政治参与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政治稳定。这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中，再次得到了体现。而北方正好相反，对于民众的对外要求，既无力领导，又懒于疏导，使民众的对外要求一再受到挫折，在这种挫折中，产生对政府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三，南方外交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还得益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作为群众运动，国民的外交运动不可避免地容易带有各种缺点，容易造成市面的混乱、各种突发性的集体行为等等。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群众运动往往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这样的事情，即看似激进的民众的要求，其实并不代表国家的真正利益，在一些民主国家，有的当局者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去换取民众的支持。对于南方政府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考验，如何使民众的外交运动成为政府对外交涉的后援而不是政府瞻前顾后的累赘，是一件颇令人费心的事情，注意与民众就共同关心的外交问题进行及时的沟通，就显得非常重要。
正如前面我们所说，南方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与民众是一致的，但谈到立场，在理论上是可以说明南北政府统治下的国民外交运动的差异的，但在事实上，似乎又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没有一个政府生来就是为了妥协卖国而存在的，而民众也往往期待着与政府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另外，即使南方政府在对外问题上能够与民众有共同的方向，但是，群众运动中难以预料的不确定的因素使政府也不可能对群众运动亦步亦趋。及时的沟通是南方保持对外交运动的领导的有力保证。
汉口惨案发生后，为防止群众情绪过激，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及事态的扩大化，第二天早上（１月４日），国民党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就在汉口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公告，公告称，要为人民报仇雪耻，并保证在２４小时之内确定解决办法，但在政府未决定解决办法以前，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一旦政府决定解决办法立即通知人民。为了进一步缓和民众的情绪，当晚７点，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人立即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并表示在此次对英交涉中，政府与人民的意见完全一致。紧接着，１月５日，国民政府再次召集各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报告交涉经过和派兵驻防英租界情况。[５] (Ｐ１２４－１２５)
而已经岌岌可危的北京政府面对国民的外交运动态度又如何呢？它不但不能对日益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事前有所引导，在运动爆发以后，又不注意与民众的及时沟通。大沽口事件以后，各地民众反帝声浪再起。软弱的北京政府面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竟也援引不平等条约，软弱地对“大沽口事件”“不能认为适当”，而对帝国主义提出的无理要求，竟然让其与地方官协商。另一方面，对民众的反帝声浪不但不支持，反而百般压制，并在３月１７日指使卫队打伤各团体请愿代表。[６] (２０４－３２１)
北京政府既不可能对运动本身有所引导，事发后又不识时务地一味强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使民众与北京政府的矛盾完全激化。不但使政府外交失去了民意，而且最终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将自己淹没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之中。
三、南北相互声援中的国民外交运动及其影响
对于南北方国民外交运动，仅仅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别和不同恐怕还是不够的。南北方相互声援、共同发展也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民外交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南北互相声援的情景，也表现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民族主义的强大社会动员力量，他们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
在国民外交运动的推动下，北京政府也做了相应的外交努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巴黎和会上，北京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修约要求，接着在华盛顿会议上，就部分列强在华特权的取消得到了一些原则上的许诺。虽然，在华盛顿会议以后，除山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以外，其他诸如关于租界地问题（如威海卫英租界地、旅大日租界地）、治外法权问题、关税自主问题一直被拖延不决。五卅运动以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发起了“修约”运动。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４日，北京政府向各国驻华公使团发出了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希望各国“重念中国人民正当之愿望，对于中国政府依公平主义修正条约之提议，予以满足之答复”[７] (Ｐ２３０) 。在人民的反帝声浪中，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也得以召开。由于政局混乱和列强的阻碍，直到北京政府倒台，这两个关键问题也未有任何结果。
但此时南方政府坚决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及行动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带来了新的生机。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南方政府以开征特别税而宣告对英的“杯葛”运动的结束，而北京政府也于１９２７年１月宣布，从当年的２月１日开征附加税，这一行动引起了列强的反对，害怕“此举将被中国人视为明确的预示，即列强认可中国单方面废除条约中有关关税和治外法权的规定”[８] (Ｐ１７０) ，但是在全国人民沸腾的外交运动的声浪中，列强对北京政府这一举动最终只得默认。
同期，国民政府北伐使英国在长江地区的利益全面受到威胁，英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北伐百般干涉，先派军舰封锁珠江口，进行威胁，后又制造了万县惨案、汉口惨案、九江惨案，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在民众外交运动的声援下，一举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北京政府也抓住时机，利用南方反英国民外交运动的浪潮，罢免了英国在中国的、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的海关总税务司司长安革联；同一时期，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成立，上海的会审公廨也宣告正式收回。不仅如此，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２日，中外报纸都登载了北方当局受汉口党军行动之刺激，将收回天津租界之消息。虽然北京政府对此加以否认，但是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宣布从次月起征收附加税，同月又宣布废除中比条约、中西条约，也是在这一个月，修改中日商约会议也在北京开幕。从这一系列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决不是空穴来风。
正如王建朗所评价的那样：“北京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作为与其在政治上腐败、军事上的衰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写下了北京政府外交史上有意义的最后一笔，全然不像一个行将崩溃的政府的所作所为。”[８] (Ｐ２０３) 应该说，北京政府的对外态度是软弱的，但在南北国民外交运动的相互声援中，其外交上所作所为，又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欣慰，虽然这一成果还很难让人满意。
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以往少有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北京政府开征附加税一项，因被北京政府用作对国民政府战争的军费，不但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全面否定，也受到现代很多史学家的批评。国民政府以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相号召，反对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历史证明也不过是政治策略，国民政府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修约”仍是解决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的主要手段。应该看到，不论是北京政府以“修约”相标榜的所取得的点滴的外交成果，还是南方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相号召，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开辟的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纪元，都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此起彼伏的国民外交运动的产物。这种外交努力的结果，不论在南北相争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它必定对中国从不平等条约的泥淖中逐步走出有所益助，这与国民政府以后在此基础上继续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
南北方国民外交运动在相互声援中，使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国民外交运动在规模、声势、水平上都令人倒步跌镜。纵然军阀分裂割据，中央政府派系林立，但在反帝的国民外交运动中，中国人民逐渐团结成一个整体。即使南北方规模有所不同，但南北方国民外交运动相互声援，使民初外交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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