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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魏时期是隶书的时代，呈现出不同审美趋向的隶书风格，自《鲜于璜碑》始以后形成以方笔为主的隶书风格体系。东汉时期方笔隶书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域，三国时期在魏蜀吴范围内传播，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仍有方笔隶书的遗韵，并与以二王为代表的新体书产生角力，促进书体的演变和发展。本文从对方笔隶书进行阐释切入，以《鲜于璜碑》为例研究方笔隶书的风格体系，考述汉魏方笔隶书的书丹者、刊刻者与方笔书体在地域空间的传播趋势，论述两晋南北朝时期方笔书体的流变形态。
关键词：鲜于璜碑 隶变 刻工 方笔隶书
一、汉魏刻碑和方笔隶书阐述
东汉时期，为逝者树碑立传渐趋成为一种尊尚的风气。墓碑记载了逝者的生平和主要履历，通过碑刻文字我们可以研究其身世、家族等历史问题。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载：“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后汉时期缘何出现大量的碑碣，与当时的政治风气有密切关联。东汉非常注重厚葬，并以此标榜儒家倡导的孝道，往往这也是被举孝廉的评判之一。“东汉墓碑应时代和人们的需要而兴盛。事死如事生，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是汉代石刻的代表，而且其外表形制、铭文内容、书体纹饰都具有典型意义，并对后世墓碑的发展演变起到了垂范作用。”东汉的碑刻文字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其书法艺术是书法史中重要的一环，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汉魏时期是隶书的时代，碑刻文字以隶书记载刊刻，形成的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风格面貌是我们讨论的主体。一般而言，我们将碑刻隶书分为以《曹全碑》的秀丽柔美、《礼器碑》的庄重典雅、《张迁碑》的朴厚刚健为代表的三大类审美风格。“《曹全碑》秀丽，体现出一种柔性美。柔顺如妙龄少女，美如婵娟。《张迁碑》如力士金刚，方笔。从篆书的圆笔走向隶书的方笔，此碑是最典型的，它表现出力量型的刚性美。《石门颂》摩崖石刻，风格遒劲、自由、放纵。《礼器碑》典雅、端庄、瘦劲，是另一种方笔形态。”这是我们对汉隶审美风格基本定位，引起注意的是《张迂碑》从篆书的圆走向隶书的方笔，由此，方笔隶书成为后世推重的典范。方笔隶书，顾名思义用笔要方、结字亦方。在梳理隶书图像资料过程中对方笔隶书产生兴趣，发现《鲜于璜碑》已开方笔隶书之先河，早于《张迂碑》二十余年，期间另有方笔形态的隶书。
汉魏时期，从书法史的角度研究是隶书的时代，也是书法从禁锢走向自由的艺术觉醒的时代；从隶书的艺术风格来看，大致呈现出圆笔、方笔与方圆兼备三种审美形态；从书体演变的角度分析，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即是由圆笔转向方笔，这在“隶变”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蚕头燕尾”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给予隶书的普遍意识形态的定义，然而，隶书的真实面貌确实如此吗？这恐怕只有深入研究和书写过隶书的人才能体会其中三昧。从书体演变史和风格史的角度研究隶书，可得证隶书上承篆书下启魏碑楷法，赵孟頫言“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两晋南北朝的笔法正是由汉魏时期方笔隶书演变而来。因此，汉魏时期的方笔隶书在书法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惜乎当今研究之乏力。
书法史研究中将《张迁碑》定为方笔隶书最重要的代表，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鲜于璜碑》等碑的价值。《鲜于璜碑》开方笔隶书之先河，并与《衡方碑》《张寿碑》《熹平石经》《张迁碑》等以至三国时期的《孔羡碑》《谷朗碑》等共同构成以方笔为主的书体风格体系，是研究“隶变”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鲜于璜碑》书法艺术研究
《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1973年5月于天津市武清县高村被发现，饱受学界关注。其价值一方面为补阙东汉历史提供重要的史料，在研究鲜于璜及其家族无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下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此碑书体是典型的汉代方笔隶书风格，且具有开汉代方笔隶书之源流的地位。对于《鲜于璜碑》的书法艺术研究关注度是不够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考古发掘和考证方面：武清县文化馆《武清县发现东汉鲜于璜碑》，对<鲜于璜碑》的形制给予基本介绍；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敖承隆执笔《武清东汉鲜于璜墓》，整体地对鲜于璜墓进行论述，附录《鲜于璜碑>碑文，并进一步梳理出鲜于璜世系表，此表略有遗误；陈直《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考》，考释了鲜于璜的家族史；张传玺《从鲜于璜籍贯说到两汉雍奴故城》，对鲜于璜的籍贯进行详考，《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针对碑阳和碑阴文字进行对比考释。以上研究成果分别从<鲜于璜碑》的形制和文字内容作出详细考证，对于补阙史籍意义重大。然而，对其书法史地位和风格研究尚显缺乏。本文立足于书法史的整体性，以《鲜于璜碑》为发轫，重点研究汉魏时期的方笔隶书的风格体系，继而延伸至魏碑书体得力于方笔隶书的用笔和结体。
对《鲜于璜碑》的关注基于其艺术价值与历史文献资料的补阙，《鲜于璜碑》由于出土时间较晚，未见有历代金石典籍著录，在历史文献中亦未有对鲜于璜的记载。因此，《鲜于璜碑>的发现对于研究历史、文字学、书法史等有着较为宝贵的价值；然而，在书法史上对其艺术性的研究，以及在“隶变…‘惜化”系统中对其地位的考察皆缺乏深入详细的论证研究。在汉魏时期的方笔书体形态中，《鲜干璜碑》作为方笔隶书之源的探究尤为值得关注。
《鲜于璜碑》，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3厘米。碑文分阴阳两面完成，碑阳16行，满行35字，有界格，记述其官职经历；碑阴15行，满行25字，有界格，歌颂其功德及家世，共计827字。字体是典型汉代隶书风格。
1.《鲜于璜碑》——方笔隶书的发轫
汉代的碑刻相对于秦代国家层面的诏令已转化为个人或家族庙堂碑记，这更彰显书体的解放和书写的自由。隶书是汉代的代表书体，大量的碑刻可以证实这一点，无须赘言。
（（鲜于璜碑>是“隶变”成熟的隶书风格。何谓隶变？“‘隶变’应该是篆体到成熟隶书的演变过程。因为‘变’首先强调的是一种过程，过程的两端，一定有起点和终点。起点是古代的篆体，包括小篆及小篆以前的大篆；终点就是成熟的隶书。篆体中有‘隶变’迹象，表明‘隶变’的开始；隶书成熟表明‘隶变’的结束。这样，‘隶变’的范围不仅包括从篆体到古隶的变化，也同时包括从古隶到成熟隶书的变化。”显然“隶变”的成熟期在东汉，《鲜于璜碑》是“隶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对于我们隶书风格的转变以及后世笔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研究《鲜于璜碑》可发现其隶法已相当成熟，笔者为考察《鲜于璜碑》在“隶变”中所处地位，收集汉魏时期重要的隶书碑刻作品汇入下表：
表中见得，现存和出土的隶书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域，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地，所呈现出来的隶书风格是有差异的。陕西地域主要以圆笔为主，以《石门颂》《曹全碑》为代表；浙江地域主要以圆笔为主，《三老碑》《大吉买山地记》为代表，然字形结构更多保留了篆书特性，并未全然演变成成熟的隶书形态；中原地域则是方笔和圆笔兼有，以《鲜于璜碑》发轫以后北方地区方笔隶书占据主导地位。《鲜于璜碑>在隶书风格转变——由圆笔转向方笔具有开拓性的地位，以其为先声以后在中原地域形成以方笔为主的隶书风格体系。
2.《鲜于璜碑》的艺术风格
《鲜于璜碑》在“隶变”过程中最先完成方笔的演变，“隶变”的完成意味着字体的形态由篆书的纵向转变为横向的左右延展，方笔隶书形态是进一步由篆书的圆笔转向隶书的方笔，继而引导隶书走向楷化。《鲜于璜碑》将字形体势横向展开，所带来的必然是空间的变化，由一个平均静止的空间向参差动态转化，横向长线的波磔，点画轻重的交互，燕尾丰富变化，都使得空间自由灵动的架构，其所形成的空间布局、点画形态正是隶书对书写自由艺术的追求。
《鲜于璜碑》的艺术风格当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通篇碑刻的章法，二是字的结体，三是点画的形态。从整体章法来看，刊刻比较谨细，字与字之间均用纵横的细线平均分成方格，碑阳与碑阴整体章法文字排列整饬；书法风格是为典型的隶书，格凋高古、气象万千，质朴刚健之气浑然扑面；笔画方折宽厚，转折处尤见浑厚之意，结体方整灵活，随字形而成大小轻重且不逾矩，运用复杂的空间变化和多变的点线交互，使得整体和局部充满力量感，点画之间更具抒情写意特征。结字的方整引导用笔趋向于方笔，形成内外统一之势。“《鲜于璜碑》通篇雄浑浩然，静穆大度，是由其特有的结构凝成的。书法有不同的风格，而形成这种风格的可视因素，只有线条和线条的组合——结构。不同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结构也可给人不同的感受。”
东汉中期，《鲜于璜碑》所形成的方笔隶书风格开创了隶书新的审美体系，其风格兼具“雄浑、沉着、高古、劲健、豪放”等审美意象，脱离碑文内容给人带来纪念性的感受，仅从碑刻书法艺术的审美角度来看，《鲜于璜碑》呈现出的审美意象使人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思想意识，鼓舞观赏者的艺术审美追求，引发出丰富的联想与美感。
三、汉魏方笔隶书书刻者考
汉魏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轴心时代”，其上承秦汉篆隶书法，下开魏晋楷法之先河，中国书法的演变主要在这一时期完成，从“篆引”到“隶变”形成“自觉”的书写形式。一个轴心时代的完成是由一批学者的涓滴贡献而成。“书法教育的普及和书法取士的制度促使东汉晚期形成了一支由官方书家、专业书家、民间书家、职业书家构成的庞大的书法创作队伍，这些书家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书艺阶层。”蔡邕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朝官书家，我们由其主导书刻的《熹平石经》可发现其中方正的隶书风格取向，字体皆为1：1的正方形比例，从而促成官方体隶书的形式为方笔隶书，成为官方隶书的代表。我们寻着官方隶书和民间隶书两大风格体系发现，方笔隶书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书法风格走向。
汉魏时期的碑刻大都是子嗣、门生、故吏所立，聘请有名望的人撰写碑记、歌功颂德，然后请书家书丹卜石，最后由石工刊刻而成，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的树碑立传体制。我们研究方笔隶书所要关注的是书丹者和刊刻者，书丹和刊刻的分工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隶书风格。杨守敬《平碑记》云：“大抵书手有工拙，镌刻有高下，石质有佳恶，未可一概而论。”沙孟海指出：“有书刻俱佳者，有书佳刻不佳者，亦有书刻具劣者。”看来书丹者与刊刻者不能同一而论，在一定程度上书手与刻手影响着书法风格的走向。
自《鲜于璜碑》以后的方笔隶书体系里，《华山碑》记：“遗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修、苏张”；《衡方碑》记：“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白石神君碑》记：“史解微，石师王明”；《张迁碑》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樊敏碑》记：“石工刘盛息懆书”，等等，有职业书家和民间书家，但经过他们的书丹和刊刻呈现出的隶书风格都趋向方笔。
汉魏时期的隶书刻石均是直接书丹上石而刻，“汉碑因直接书丹于石上，避免了摹勒失真的缺陷，加之东汉时期工师刻手多挟书法、绘画、雕塑的技艺与其综合艺术的造型能力，故奏刀爽利而能笔笔传真，表现毛笔的韵味。刻工又能忠实于原作的神貌，不以主观意识来左右刀笔，不允许丝毫脱离原作任意奏刀的自由。”汉碑的书丹和刊刻保证隶书风格的毛笔书写的真实性，从而我们认为自《鲜于璜碑》后以方笔为主的隶书风格逐渐成为汉魏时期隶书的主导风格，这一风格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中原地带，从时间上看主要始自《鲜于璜碑》之后。
方笔隶书的风格之间存在一定联动关系，除了在艺术风格方面所存在的相类性，对于其书丹和刊刻者也应引起重视。李象润认为《鲜于璜碑》的书丹者与《张迁碑》当为一人或有师承关系。在没有任何其他资料可以证明两者关系前以风格断定的方法考证两者之间关系是可以参照的。《张迂碑》的刻工是孙兴，碑上刊刻“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两个载有立碑人和刻碑人姓名，尤其是刻碑人的姓名为我们解读达一艺术风格至关重要。“赁师”表明孙兴是特地被请来的，是否是当地人氏也是值得商榷的。关于石工或者刻工研究，在墓碑和画像石、砖中经常可见到其姓名，如《白石神君碑》《芗他君祠堂题记》《嘉祥宋山安国祠堂题记》《武氏祠石阙题记》等，均有刻画者的题名，并可发现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群体。“汉碑不列书撰人姓名，而市石募工、石师石工，必谨书之。《樊敏碑》建安十年造，石工刘盛、息懆书。书人居石工下。”《安国祠堂题记》有“募使明工高平王叔、王坚、江湖、栾石”，《芗他君石祠堂题记》有“使师操口、山阳瑕丘荣宝、画师高平代盛、邵强生等十余人”等例，汉代聘请石工、刻工、画师为逝者制作墓碑等纪念性的事物是非常流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画师是高平人氏，而其服务的对象是在东阿县内，“从高平到东阿约一百四十公里，约等于三百余至三百三十余里，六七天的步行f了程”，无独有偶，“北京石景山和帝兴元元年秦君墓阙刻石中提到‘鲁地工巨宜造’，鲁地石工竟然被请到今天的北京造阙，并在墓阙上留名，可见鲁地石工之名播远近，甚受欢迎”。在画像石、砖中，我们可以根据风格、时代、出土地等因素总结出具有共性的艺术风格群体或工匠集团，亦或可为我们研究方笔隶书风格体系提供参考。
运用以上方法考察《鲜于璜碑》等以方笔为主的隶书风格更能有的放矢，首先，从艺术特色来看，方笔隶书审美风格从用笔和结字上都以方为主，均有方整的长线构成，起收笔方硬，转折处寓方干圆；其次，从时间上来看方笔隶书自《鲜于璜碑》始以后占据隶书风格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甚至全面呈现出方笔的特征，形成了以时间序为主的艺术风格传承；最后，从碑刻的地域来看，方笔隶书在东汉后期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域，至三国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方笔隶书风格。同属于中原地域说明书法风格的传承在同一地域形成的风格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性，即风格的传承在同一单位时间内更容易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
不可否认，方笔隶书在保持整体统一的风格特征外尚存细微的差异，从传统与变化的角度来看，自《鲜于璜碑》至三国时期的隶书跨越一百余年的风格嬗变，同一地域内的风格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经济、政治、军事的变革向外扩张，影响着方笔隶书风格的传播。如果我们将其置于一个工匠创作生涯亦或一个工匠群体整体风格嬗变、流传，或许更容易理解方笔隶书之间存在的风格差异。一个书家或者刻手的艺术创作风格是渐趋成熟的，或者是同一个工匠创作集团内其创作风格也是在保持整体风格的基础上略施带有自我个性的发挥，亦或工匠集团的群体由于离乱等因素的迁徙过程带来风格的流传和变迁。那么，方笔隶书风格演变，所体现出的正是一个工匠或者工匠集团创作日益精迸、走向成熟与继续演变的过程，在传统与变化之间始终相互交替，但总的不离方正厚重、沉稳劲健的艺术审美风格。
四、方笔隶书风格体系的延续
方笔隶书以《鲜干璜碑》为开端到《衡方碑》《张迂碑》至三国时期《樊敏碑》《孔羡碑》《谷朗碑》形成的新的艺术审美风格，在时间上已延续一百余年、空间上已遍布魏蜀吴三国地域，其方笔隶书风格已相当稳定和固守。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变对书法风格的转向产生巨大的影响，世变引起的文化思想转变导致书法风格的不断演绎，“隶变”的完成产生“新体”书风，行草书的飘逸流畅、楷书的温雅敦厚，足以使后世潜心追摹。然而，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所呈现的风格特征仍有方笔隶书风格的延续。
以《鲜于璜碑》为方笔隶书的起点，到《衡方碑》《张迁碑》所延续不断发展的方笔隶书风格，并未止步于隶变的完成，反而加速了两晋魏碑风格的形成，经历三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一条不断演化的艺术风格史。三国时期，《孔羡碑》刻于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年），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隶书，杨守敬在《平碑记》载“此碑以方正板实胜……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方正板实”突出的正是方笔为主，字形方正；“分楷宗此”更说明对后世书法影响。作为隶书向魏碑转化的过程，《孔羡碑》应当为一节点，值得重视。《谷朗碑》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年）立，用笔和结体方整，隶书余韵犹存，体势近楷书，是开后世楷法的重要碑刻。此二碑可谓方笔隶书的延续。由此，自《鲜于璜碑》以下有《衡方碑》《张迁碑》至三国有《孔羡碑》《谷朗碑》，形成以方笔为主的隶书风格体系，进而论述后世魏碑楷法均与方笔隶书有着联动关系。
我们在两晋南北朝的碑刻可以发现：方阔的起笔、含而不漏露燕尾以及方正古朴的结字正是方笔隶书的遗韵。西晋《菅氏夫人墓碑》，东晋《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及王氏家族墓志、南朝《爨宝子碑》，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中岳嵩高灵庙碑》《姚伯多造像记》《龙门二十品》《张梦龙碑》，前秦《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碑》，等等。涵盖了墓志、墓碑、造像等多种类型的碑刻，碑刻等级上至帝王下到世族，空间分布于举国范围，在书法风格上有共同的特征，即方笔隶书的遗韵。在新书体演变的同时，我们仍然可以得见方笔隶书对这一时期书法风格的影响，这些刻石铭书正是前代方笔隶书风格的传承和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风是多元化的，究其根本得益于“隶变”。在这一时期受到方笔隶书的影响形成的碑刻书风或许正是在与以二王等人为代表的形成新体书进行角力，但也正是这些所谓的旧体书激发书法风格的转变，促生新书体的诞生。
五、结语
综上所述，汉代是隶书时代，东汉是“隶变”完成期，“隶变”由篆书的圆笔转向隶书的方笔，自《鲜于璜碑》始形成汉魏以降的方笔隶书，并对两晋南北朝的碑刻继续产生影响。汉魏时期方笔隶书的形成现能见到最早的资料为《鲜于璜碑》，无论是在“隶变”过程中，还是方笔隶书体系中其重要性可见一斑。《鲜于璜碑》首开方笔隶书之源，与《衡方碑》《张迁碑》以至《孔羡碑》《谷朗碑》等共同建构了方正沉重、浑厚朴茂的方笔隶书审美风格体系。两晋南北朝的碑刻继续受到方笔隶书风格的影响，方阔的起笔、含而不露的燕尾和方正古朴的结字尽显方笔隶书遗韵，与这一时期以二王为代笔的新体书形成一个角力的过程。
方笔隶书体系中在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传播代表不同群体的书家和刊刻者，在很大程度上书丹者和刊刻者是汉魏时期书法风格的引导者，并在同一单位时间内呈现出书法风格的差异由空间因素决定，使得在同一地域内书风保持相对稳定性的传承。东汉晚期的方笔隶书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带至三国时代传播到魏蜀吴三国地域内，时间跨度一百余年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由此而讨论书手和刻手从社会世变的角度显得更有意义，即是书法风格与世变的关系；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也呈现出方笔隶书的遗韵，使我们更加确信从“篆引”到“隶变”以至“楷化”三个阶段的书体演变的内在联动关系。
3.作业点评
这个练习作业要求写出四种不同线形和线质，这就要求有较强的控笔能力。控笔能力来自于对行笔过程中的速度和力度的敏感。如果用一种速度和力度去做这个练习，其结果是，无论结构写得多准，给人的感觉不同的字帖还是一个基调。如作业和作业就属于这种结果。
不同的形和质，必须要用不同的技法来表现。如唐楷的形质，起笔藏锋、行笔流畅、收笔回锋是运笔的基本动作；质感温和滋润是速度和力度均匀的结果。如《瘗鹤铭》的形质，在线形和字形上比唐楷自然天真，但在质感上和唐楷较为接近。如《郑文公碑>的线条已和唐楷拉开距离，无论是形还是质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方、硬、瘦；《石门铭》是摩崖书法学习的重点，在下一阶段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两组练习首先要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线条变速概念，只要能写出不同的形质，这个作业就算是一个符合要求的作业。如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