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并将其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此形成的党的侨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侨务政策、侨务机构的设立和发展、对著名华侨领袖的统战工作以及保护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侨务思想对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第一代领导集体； 侨务思想；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3-0022-03
一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内外爱国抗日运动蓬勃高涨的局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建立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和“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强烈的民族意识为基础，对面临生存危机的全体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获得了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认同和拥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应该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加紧动员千百万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将侨务工作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即明确将华侨视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扩大了对海外华侨统战工作的范围。
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战争创伤，实现和平民主，建设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包括广大华侨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谋求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发表的《论联合政府》高度评价了广大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积极贡献，将海外侨胞视为联合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力量之一。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统一战线策略，继续将海外华侨视为全国各界各阶层反对国民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明确指出：“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2]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向海外华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呼吁海外华侨“一致努力，以实现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团结起来，拥护祖国革命”。这种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立场获得海外华侨的普遍共鸣和广泛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反对美蒋的第三条战线的形成和展开。1949年9月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任务是团结各个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及国外华侨“所拥护和赞助的”。
新中国建立后，党的侨务工作揭开了新的篇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侨务工作高度重视，把“考虑和制订有关华侨的各种政策，作为国家总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共中央继续强调针对海外华侨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策略，谋求进一步团结海外华侨的进步力量，打击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基础。1950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向海外华侨发表广播讲话，明确指出：“华侨中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必然广泛地开展和巩固地建立起来。”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该指示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各侨居国的情况及华侨的反应，明确指出当前“对海外华侨，则以工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争取资产阶级，来结成广泛的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全面体现了建国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新中国侨务工作的政策构想。
1962年3月，周恩来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包括爱国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发挥、并且将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3]不但如此，周恩来还认为华侨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他们将“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4]
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十分重视从组织上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对侨务工作的领导。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即领导成立了广泛的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不仅在国内的三十余个大中城市，而且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东南亚各地建立起了分支机构，有力地推动了包括华侨青年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在香港设立华南委员会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稍后又在东南亚设立了秘密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部”。1938年3月，又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9月，为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侨务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海外工作团，朱德任团长，成仿吾负责具体工作，从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陕北公学等校选拔二十余名学生，以华侨青年为骨干，准备派往东南亚各国，向广大海外华侨宣传中共抗日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发动广大海外华侨支援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194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委”)。新成立的“海委”以朱德为书记，成员包括叶剑英、黄华等，主要任务是研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战术方针、与英美盟军联合作战、南洋华侨抗日武装的战略战术和归国难侨的安置救济等问题。同年春，“海委”从中共中央各党政机关和延安各学校抽调了三十余名华侨干部，在王家坪设立了海外工作学习班，计划培训侨务干部派往各侨居地开展华侨统战工作。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亲自领导学习班的工作和学习。此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还设立了以朱德为组长的海外工作研究小组，进一步拓展了海外工作。
最能体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关心和重视华侨工作的事例，是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建立。1937年7月，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延安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安办事处(简称“华侨留延办事处”)正式成立，从宣传、组织、募捐等方面开展华侨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华侨留延办事处”为基础建立更广泛的华侨群众组织。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侨青年较多的陕北公学设立“华侨救国联合会”。1940年9月，来自新加坡、英国、法国、美国、印尼、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的170余名华侨代表以及留在延安学习、工作的300多名归侨在延安召开了延安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建立的第一个归国华侨团体，延安侨联自成立开始，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和华侨统战工作，它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对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对敌斗争、宣传、文教、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归国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随着边区各机关团体侨联分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归国华侨组织系统应运而生，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在1956年发展扩大为统一的全国性归国华侨组织团体——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中国侨联”)，推举陈嘉庚为第一任主席。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即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前身，简称“中侨委”），何香凝任中侨委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中侨委一建立便开展了国内外的侨务工作。接着全国绝大多数省也成立了华侨事务委员会，县一级成立华侨科，专门负责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的工作。各级侨务部门的设立，从组织上有利地保障了党的侨务思想和侨务政策的贯彻执行。
三
爱国华侨领袖是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言行举止对广大海外华侨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惟其如此，争取爱国侨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是中共侨务统战工作的重点。1940年3月，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抵达重庆。同年5月，陈嘉庚一行应毛泽东的邀请到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分别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在陈嘉庚访问期间，毛泽东多次会晤陈嘉庚，与他真诚地探讨抗战问题和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勤俭诚朴，公忠耐劳，以身作则”；延安边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一切与国统区及国民党官吏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等侨领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各界欢送陈嘉庚一行的晚会上，毛泽东亲率朱德、洛甫等中共中央领导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参加，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返回重庆后，周恩来专门登门拜访，向陈嘉庚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主张，分析了国内抗战的胜利形势，指出了团结抗战的光明前途并对海外侨胞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周恩来精辟的政治见解，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的胸襟，使陈嘉庚深为折服。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安全返回新加坡。1945年11月，重庆各界发起“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赠“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贺轴，周恩来的祝词称赞陈嘉庚“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无限辛苦”。[5]
1942年，著名侨领司徒美堂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华侨参政员到达重庆，周恩来亲自到司徒美堂下榻处看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还专门为他举行欢迎大会，中共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及社会各界１００多人出席。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事迹。司徒美堂深受感动，返回美国后，就在美洲各地华侨中积极宣传国内抗日真相，并动员华侨支援国内抗战。
由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卓有成效的侨务统战活动，不仅像陈嘉庚、司徒美堂等曾对国民党怀有幻想，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的华侨领袖逐渐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分道扬镳，走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而且许多海外华侨社团也“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认为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必须跟着共产党一起前进才是出路”在争取团结抗战等方面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主动地与中共站在同一立场。
全国解放前夕，广大海外华侨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中共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1月，毛泽东分别致电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表明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诚邀他们代表华侨回国参加新政协。作为广大海外华侨的代表，陈嘉庚和司徒美堂欣然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9月，新政协在北京召开，在45个单位代表中，海外侨胞荣居其一，代表名额有15人，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参加了大会主席团，代表广大海外华侨共同见证了新中国建立的喜庆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那些为国家民族利益作出过贡献的爱国侨领没有忘记，给他们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在任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时，对华侨人士也作了周密充分的考虑。在海外华侨中声誉卓著的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何香凝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均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中共对爱国侨领礼遇有加。政治上尊敬信任，生活上关怀备至。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逝世后，党和政府都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对他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四
争取广大海外华侨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还必须切实保障和维护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中共中央不仅在《八一宣言》中将保护华侨权益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明确宣告“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6]而且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称赞海外华侨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指出“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为奴隶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业。”[7]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也是不足为怪的。”[8]惟其如此，对于在相当程度上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为主的华侨及华侨资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积极的吸引和保护政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施政纲领和经济建设计划大纲等明确提出欢迎边区以外及华侨等实业家、商业家来边区投资，兴办实业，郑重承诺华侨投资必定能够享受边区政府的特殊优待和切实保护。
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主张新中国政府在法理上继承旧中国政府对华侨的权力与义务，即以血统主义为原则，重申所有海外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国民，首先必须为中国尽义务；同时承诺中国政府为海外侨民服务，保护华侨的权益。1949年10月新政协通过的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和利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着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进行处理。”1950年10月新加坡《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和“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提出“鼓励国外华侨在可能条件下自愿地、稳步地、逐渐地将其产业转回国内”的侨务工作方针。1951年政务院召开了辅导华侨投资的座谈会，强调华侨投资应当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国家对投资资金采取保本保息的办法。据此，华侨集中的广东、福建两地又详细规定了照顾华侨投资人利益的若干具体规定。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两国代表就侨民问题进行初步谈判。周恩来指示我方谈判的首要方针是提出“保护我国在美侨民、留学生的权益问题”。[9]195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严厉打击侵吞侨汇的不法分子，制止各种侵犯侨汇的不法行为。
由于实行了正确的侨务政策，使海外华侨感到祖国的温暖，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参加建设。不少人把子女送回祖国深造，报效祖国。同时，一大批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他们中有许多是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和一定专长的人才。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回国的科学家李四光、茅以升、华罗庚、钱伟长、汪德昭、钱学森等，为我国的尖端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归国华侨中不少人在教育、卫生、科研和工程技术等部门工作在各个学科领域都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对华侨问题尤其是华侨与统一战线乃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且为新时期党的侨务工作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6][7]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2]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4]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蔡仁龙，郭梁.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M].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7.
[8]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王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