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虽几经磨难，忠贞不渝，带领致公党充分发挥联系海外华侨的桥梁作用，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始终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前进
1901年8月13日，黄鼎臣出生在广东海丰县黄羌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八人，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黄超在回忆叔父曾说：“在我孩提时，常听祖母说起叔叔：年纪小时聪敏顽皮，7岁放风筝时摔倒体克。在汕头读書时，常到海边游泳，一游就一两个钟头，非游到对面一个来回，约十华里的海程不可。”
黄鼎臣哥哥黄禹谋早年加入同盟会，他家的书房也成了秘密活动的一个据点，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豪情和行动，给黄鼎臣巨大的震撼以及心灵的洗礼。少年时代的黄鼎臣成了反帝反封进步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1岁那年，黄鼎臣进入海丰惟一一所新式高等小学学习，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并与陈其尤、彭湃等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学医救国革命路
黄鼎臣小学毕业后，因家庭拮据，便到当地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尽管十分清苦，但这段生涯对他日后走上从医的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1918年家境稍好后，黄鼎臣又考入海丰中学当插班生继续求学。就读期间，他曾参加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革命活动。后来彭湃留学回国，任海丰县教育局长，招考留日学生出国，黄鼎臣立即报考，在众多考生中名列榜首，并于1921年底到达东京，进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
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黄鼎臣目睹社会处处饥馑、疾病、灾难，特别是在中药店当学徒期间，更看到疾病给乡亲们带来的痛苦，很多贫苦大众被疾病夺去生命，为此，他志愿学医制药，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1923年，黄鼎臣考取日本医科专门学校（后改称日本医科大学），1928年1月毕业并获医学学士学位，后又到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东京市立养育院进修深造，研究结核病。苦读5年毕业后，取得了在日本挂牌行医的资格。
日本留学期间，作为一个胸怀正义的热血青年，黄鼎臣广泛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从中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发，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继而从立志学医转向从事革命，并多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行动。且每次游行，他都走在最前面，多次因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遭逮捕，仅被关押在神田区三畸町派出所就有四五次。
1927年，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留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社，分析国内的革命情况，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革命活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东京的秘密组织，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该支部发动、团结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斗争。
作为研究社成员，黄鼎臣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革命事业越是艰难受挫之时，就越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奋斗。”1927年12月，经李谷珍、郑道之介绍，黄鼎臣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负中共中央与东京特别支部的联系工作，他的住处就是秘密联络点之一。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北伐军队北上，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占领济南，枪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举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消息很快传到日本，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立即组织留学生召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大会，为推动整个日本的反帝运动，会议决定成立反帝大同盟，声讨日本侵略军的暴行，黄鼎臣被任命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注意，派侦探到处监视大同盟成员。黄鼎臣也于1928年秋被日本警视厅便衣秘密逮捕。虽然在狱中遭到警察的审问和毒打，但黄鼎臣却毫不畏惧并义正严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它侵略了我们的国士，屠杀了我们的同胞。爱国之心迫使我们留学生组织起来，共同斗争。”最终日本当局一无所获。关押一个多月后，日本只好无可奈何地遣送他回国。
牢狱艰苦勇斗争
1928年夏，黄鼎臣被遣送回国到达上海后立即投入了党的地下斗争。在江苏省委的安排下，黄鼎臣临危受命领导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的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开展合法斗争。不久，黄鼎臣遵照江苏省委指示，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建立后，黄鼎臣等人到上海各租界散发了传单、书写革命标语。他们的行动惊动了敌人，9月3日，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巡捕，突然搜查了反帝大同盟的办公驻地，发现会议记录、粉笔以及大量反帝宣传单，黄鼎臣不幸被捕。
为了获取反帝大同盟内部情报，敌人对黄鼎臣严刑逼供使尽各种手段，致使他遍体鳞伤，但敌人每次都徒劳而返。随后，黄鼎臣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反革命嫌疑犯”罪名，判刑六年两个月，并于1928年10月关进上海漕河泾监狱。
狱方得知黄鼎臣是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生，便允许他为难友治病。黄鼎臣高超的医术也得到狱方的认可，医务所每次购买药品之前都请黄鼎臣列出药品清单，更甚者狱卒及其家属也来找他看病。
1930年初夏，黄鼎臣被转移到苏州军人监狱，他的医术依然被狱方所看重，并依旧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担负着狱中的秘密联络工作。苏州军人监狱牢房狭小，阴暗潮湿不通风，卫生条件很差，再加上监狱管理人员中饱私囊，经常克扣狱中犯人的伙食费，难友们除了面临饥饿之外，还饱受各种疾病折磨，伤寒、痢疾等疾病时有发生。黄鼎臣刚到苏州军人监狱不久，就救治了几名因极度营养不良导致水肿奄奄一息的同志。经过黄鼎臣再三要求及难友们的积极配合，狱方最终被迫做出让步，采纳了黄鼎臣的建议，改善伙食，在白天和夜间的12点以前打开牢门自由放风。在国民党反动派暗无天日的监狱里，黄鼎臣既是囚徒，又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同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斗争。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攻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狱中秘密党支部考虑到时局变化，敌人可能因苏州战事吃紧，把政治犯枪毙或是交给日本人，于是制定了越狱计划。由于黄鼎臣熟悉监狱地形环境，他秘密绘制了一幅监狱草图，以备情况紧急时越狱使用。不过，因情况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实施——“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运动，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高涨。1932年底，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及国际时局变化，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个政治犯减刑的折衷方案。由此，黄鼎臣提前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狱中党支部给他作了“艰苦斗争，表现很好”的评价。许多当年的难友也回忆说：“我们没有死在狱中，就是得救于黄鼎臣同志。”
促使改组致公党
黄鼎臣出狱后不久，听从党组织安排准备留在上海，利用行医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3年1月，他前往广东去取日本医专毕业文凭。
1933年5月初，黄鼎臣准备启程再次返回上海，由于當时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当时地下党的关系是单线联系。因为联系人叛变，黄鼎臣从广东回来后，与党组织的联系一下子中断了。黄鼎臣被捕入狱的四年中，曾经担任监狱政治犯中共支部书记徐迈进（建国后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在世时曾证实这一段历史，给黄鼎臣同志在狱中的政治表现以很好的评价，并证实在当时曾介绍黄鼎臣同志出狱后接上组织关系。但是，黄鼎臣同志没有能接上关系，从此失掉了组织联系。尽管在很长时间里黄鼎臣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并没有彷徨气馁，仍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要求，自觉地为党服务。
从1933年10月开始，黄鼎臣在澳门行医期间，一面四处行医积极寻找党组织，一面向广大群众、进步人士宣传党的主张、路线和方针，宣传红军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勇斗争事迹，帮助进步人士办学授课，建立反蒋组织，印刷反蒋刊物。
在澳门行医，发现澳门一带船民很多人因贫苦，看不起病，而求神问卡，受巫术欺骗。黄鼎臣便主动深入下去，下船看病，很受当地船民的爱戴。1937年初，国际联盟在医药卫生方面给中国以很大的支援。当时，广州市流行霍乱病，广州市医院成立传染病室，聘他为诊室主任。
“那年广州流行霍乱，穷苦人瘦得皮包骨头，特别容易受到传染，死的很多，我非常难受。医生就是要救死扶伤嘛！我精心地为穷人们治疗，有时不仅不收一分钱，还自己掏腰包，让他们住院医治，把许多病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他利用对前去就医的穷苦人有权准免收医药费的规定，对一般劳动人民进行免费治疗，对有钱人则全费治疗，致使贪得无厌的院长大为恼火。这个院长竟用食盐兑水代替生理盐水给病人注射，结果致使接受注射的病人中毒。黄鼎臣对这种无耻行径再三阻止无效，便愤然辞职而去。
“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为了参加抗战，也为了寻找党组织，1937年10月起，黄鼎臣辗转桂林、昆明等地，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1940年底，黄鼎臣在重庆偶然遇见时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这次偶遇，使黄鼎臣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此后，黄鼎臣被党组织任命为《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为王若飞、吴玉章、许涤新、廖承志等看过病。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是黄鼎臣的同乡，曾给黄鼎臣许多支持，交情很好。1938年，陈其尤因揭发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通过军火交易大肆收取回扣一事获罪于蒋介石，蒋将其囚禁于贵州息烽监狱，1941年后又软禁于重庆。1942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其尤与黄鼎臣在重庆相逢。
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在黄鼎臣的影响之下，在政治方向上痛苦思索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更深的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
1946年4月下旬，黄鼎臣应陈其尤的邀请，到香港出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他指出：“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爱国华侨政党，应该充分发挥华侨政党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声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帮助改组中国致公党。
此后，黄鼎臣除给同志们看病外，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奔波于广州、香港之间，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致公党之间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于1947年中国致公党的改组和历史方向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决议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致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使致公党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奋斗的政党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政党。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中，黄鼎臣起了重要作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常委兼组训部长。
仰慕结识周恩来
1945年，以实业界、知识界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黄鼎臣参加了民建，也参加了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我就是从那时起公开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在周恩来领导下做联系民主人士工作的许涤新同志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讲到与致公党上层人士有接触，许涤新同志说将来可以考虑做联系致公党的工作。”
后来，黄鼎臣在香港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推动致公党于1947年召开“三大”进行改组，发表声明反对美蒋统治，支持中共的主张，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
“我从1925年就仰慕周恩来的英名。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曾率领黄埔学生军两次东征，打得反动军阀丢盔弃甲。那时他还兼任过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从建立政权、革新政治到组织群众团体，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我的家乡广东东江一带大名鼎鼎。”
黄鼎臣在担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期间，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给同志们看病，有机会见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还身兼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团长，公务极为繁忙。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与各方面人士接触，与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的联系尤为密切。
当时，陪都各界人士常到天官府郭沫若家去聚会，讨论抗战形势，寻找民族前途，黄鼎臣也是座上客。聚会中，只要周恩来到场，气氛就异常活跃，他对各界人士一视同仁，推心置腹。给黄鼎臣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对不同意见从不强词夺理，而是通过透彻的分析讲清道理，使大家心悦诚服。他的精辟阐述，给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各界进步人士指明了方向。
1942年五月，美洲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先生从香港经广东东江、韶关和桂林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即到饭店看望，代表中共向司徒美堂表示亲切问候。5天后，中共办事处为司徒美堂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周恩来在致词中盛赞美老的爱国热忱，并向他介绍了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周恩来还向司徒美堂详细讲述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和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并邀请他访问延安。
“美老在我家里对我和陈其尤先生感慨地说：‘这次受到周恩来的言传身教，感受至深。’”来他又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
黄鼎臣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从不放过任何同党外人士接近的机会。有什么事情，他都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正因为如此，党外民主人士对周恩来都敬佩有加，言听计从。
有一次周恩来在郭沫若家里召开座谈会，用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甜粥款待大家，大家都感到带来的不仅是红枣和小米，而且是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阅历资历都很深，但他对各界人士一向平等相待，谦虚诚恳，推心置腹，支持各界人士民主、进步的愿望和要求。他对不同意见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通过透彻地分析讲清道理，真正做到与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使人心悦诚服。在周恩来的教育帮助下，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艰难共济，促进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1949年3月，黄鼎臣奉命北上，进入解放区，同先期到达东北的陈其尤等人汇合，一道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黄鼎臣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代表出席筹备会，参加了周恩来负责的起草《共同纲领》组。并于9月21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筹建做出了贡献。
当时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常到饭店看望大家，有时召开座谈会。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有道理则采纳，不恰当的就加以引导，使会议文件为各方面所接受。黄鼎臣认为，“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致力为公一楷模
黄鼎臣作为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为民主管理国家做贡献。“文革”中虽然遭受残酷的迫害，但他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1977年12月24日，致公党中央成立以黄鼎臣为组长的临时领导小组，开始恢复工作。
1979年，黄鼎臣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作为致公党卓越的领导人，致公黨在他的带领下充分发挥了联系海外华侨的桥梁作用，协助政府落实有关侨务政策，邀请海外华侨团体回国参观访问，在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动员华侨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引进外资、技术等方面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对于黄鼎臣为中国前途呕心沥血的一生，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宋堃曾给予高度评价：“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虽几经磨难，忠贞不渝，始终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前进。”
1984年，黄鼎臣以80岁高龄率团出访菲律宾、加拿大、美国。所到之处，受到洪门组织、华侨社团的热烈欢迎。这是建国后我国民主党派首次组团正式出国访问，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评。此后黄鼎臣以致公党中央名义邀请华侨社团和各地洪门组织回国参观访问，在动员华侨参加祖国建设，以及引进资金、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致公党在黄鼎臣的带领下充分发挥了联系海外华侨的桥梁作用，协助政府落实有关侨务政策，邀请海外华侨团体回国参观访问，在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大力宣传祖国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政策，积极动员华侨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引进外资、技术等方面都做出了不懈努力，赢得了海外人士的赞誉。
1988年，在中国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鼎臣率先垂范，提出辞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职务，推进了中国致公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合作与交替。他从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被推举为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一直为多党合作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
医学专家献遗体
新中国成立后，黄鼎臣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完善和发展呕心沥血。他担任卫生部医政局第一任局长，当时的医政局既管医又管药，还要负责医药干部的培养，一时间千头万绪，工作极为繁重，但黄鼎臣以时不我待的满腔热忱扑到工作上，领导研究制订了医事管理、农村医疗、干部培养等工作条例和管理办法，为健全完善医疗机构体制，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状况做了大量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致公党组织还发动党员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黄鼎臣还亲自组织并率领医疗队赴朝鲜前线，救护伤病员。1953年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赴朝慰问团，黄鼎臣又和其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一道，参加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
“大家都知道，解放前我国结核病非常严重，曾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建国初期，我国没有专业防治结核病的队伍，除了民间团体中国防痨协会之外，缺少专业防治机构。为此，黄鼎臣积极支持中国防痨协会充分发挥作用。
黄鼎臣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听取专家意见，研究如何开展防治工作，并多次带队到全国各地考察，最后拟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痨医疗系统方案，经过短短几年实践，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控制了结核病蔓延趋势，大大降低了结核病发病率和患病率。1953年，黄鼎臣当选为中国防痨协会理事长。
1957年1月，黄鼎臣率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防痨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防痨协会作了报告，大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痨协会为正式会员。在大会召开期间，有个别国家为了刁难我国代表团，在一次宴会的餐桌上故意插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表象。此举激起了代表团的强烈抗议，黄鼎臣坚决据理力争，迫使对方不得不把旗帜撤下。
作为医学专家，黄鼎臣还兼任科普协会的医药卫生普及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推动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出版了大量医药科普读物，为提高人民的卫生科学意识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1984年3月，在黄鼎臣等人的倡议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终于成立，为残疾人事业开创了新的一页。
1995年1月7日，黄鼎臣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临终前他还留下遗嘱，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之用，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最后一份贡献。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