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等地深入开展统战工作实践，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党合作思想。抗战时期的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开展政治合作、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周恩来；统一战线；多党合作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5-0073-04
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等地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同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并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党合作思想。抗战时期的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的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的研究较少，只是在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研究成果中略有涉及，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抗战时期周恩来的统战工作实践
（一）在武汉的统战工作实践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虽已建立合作关系并在一段时间内有较融洽的合作气氛，但还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国共合作主要“采取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办法，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1]。 由于蒋介石对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采取拖延的态度，国共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1938年初，国民党右派掀起宣传风波，周恩来巧妙运用宣传阵地与其进行坚决斗争，通过发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文章的方式予以回击。周恩来在文中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就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2]同年，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1]486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把政治部第三厅建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机构。除进行正常的抗战宣传工作外，第三厅借助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和儿童团等不断扩大宣传的对象和范围，推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冯玉祥、白崇禧及滇川军将领重叙旧情、开诚合作，极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与文化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积极汇聚、团结文化精英；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保持密切交往，通过共商国是、讨论形势等方式增进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此外，他通过国民参政会和其他组织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广泛结交新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
（二）在重庆的统战工作实践
周恩来到达重庆工作后，汲取了在武汉工作时“太重视国民党，冷落了小党派的经验教训”[3]，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加强沟通，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当局“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4]。不仅取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抗战初期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而且限制关于抗战的言论出版自由。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满。“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5]周恩来指出：“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悟，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和胜利。”[6]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周恩来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斗争，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在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周恩来指出，我们抗战建国，所要建立的应该是“抗日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家”，“这种新的民主制度，虽然是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同时又是替社会主义的生长创造前提”[7]。为实现这一制度，周恩来长期坚持对各抗日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做深入细致的团结帮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44年，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护。对联合政府的组成及意义，周恩来指出：“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8]不久，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9]
二、抗战时期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的内涵
（一）多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是要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如此巨大的任务，非集合全国人民的努力，各抗日党派的才智，通过合作，不能达到。”[10]“党派的团结是全民族团结的杠杆”[11]，必须加强党派团结以促进阶级合作和民族团结，争取抗战胜利。1938年，周恩来在《论目前抗战形势》中提出了“长期合作”的概念，论述了长期合作的意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特别是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是回答敌人及其汉奸走狗分裂中国破坏团结的最好办法。”[12]
（二）团结民主党派的力量
周恩来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下的某些可以争取的分子与中共之间发生了桥梁的作用”[13]。1941年周恩来在《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中写道：“方命事小，国家事大，惟求诸先生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办法早得结果，斯真国家民族之福。”[7]153他明确指出：“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11]248 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民主党派的力量，坚持走前一条路线。
（三）支持民主党派的发展
周恩来格外支持民主党派的发展。他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14]1939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8]43。 抗战胜利不久，周恩来明确要求“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8]116 。
（四）坚持多党合作的原则
1.独立自主的原则。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是受其他阶级的影响”[11]215。周恩来曾明确向蒋介石表达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意愿。他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独立的组织。”[11]197 他指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15]
2.抗日民主的原则。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础。周恩来说：“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11]141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是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要求抗战中的民主，人民的合法权利，各党派的公开存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秘密的捕杀。”[16]
3.支持帮助的原则。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的建立与发展都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与帮助。周恩来指出：“民盟的历史就是在各位领导人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之下，在全国人民拥护和我们党支持下发展的历史。” [8]153
4.共同协商的原则。周恩来指出：“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8]112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周恩来每周都与民主党派人士见面，协商有关参政会的提案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许多政策，周恩来都会与民主党派人士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三、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的基础
（一）对当时国情的深刻认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不但有本国封建势力，而且有力量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因此，周恩来认为只有走联合的道路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早在留法期间，他就指出：“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合作。”[17]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周恩来致信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倡导并力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对中间势力的正确认识
周恩来认为：“旧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这个‘肺病’是先天不足遗传下来的，一开始就没有力量，没有形成强大的政党。”[8]179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而且可以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革命的胜利。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愿与任何具有抗战意愿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党派等广大中间势力进行合作，争取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间势力问题上采取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合作态度，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 [8]347。
（三）对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
周恩来在总结左倾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多党合作。在重庆，周恩来明确提出：“对接近中共的党派及个人，应扶助其发展；对其它党派应加强影响，善意批评，以促其进步或分化；帮助他们增强团结，联合起来共同抗战。”[18] 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
（四）对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精华的吸收
1937年5月，毛泽东提出：“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5]2571938年9月，他进一步指出：“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发展的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19]毛泽东对多党合作的方式、目的、组织形式和党派范围等内容的阐释，在无形中影响着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
（五）对“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的总结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从1940年起，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里的中间分子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践重视吸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7]679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正是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实践的环境中产生并丰富、发展的。
四、抗战时期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武汉和重庆等地的统战工作实践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的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是指导周恩来开展统一战线具体实践活动的理论，是面向实践、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上做出了探索。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7.
[2] 新华日报，1938-03-12.
[3] 刘焱.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229.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7.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6.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4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0.
[8]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8.
[9]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32.
[10] 新华日报，1941-07-20.
[11]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8.
[12]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30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17.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13.
[15]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10.
[16] 新华日报，1941-07-07.
[17]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79.
[18] 彭承福.周恩来在重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0（2）：7-12.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内部参考资料）[M].1979：194.
责任编辑：孙德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