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城市心系故乡
如同众多的读书人一样,我也是一个出生成长在农村,尔后读书工作,进入城市的人。在城市打拼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农村生活的时间,故乡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而遥远。但睡梦中浮现的却常常是儿时的农村,生活中依循的往往是过去的习惯,譬如吃饭穿衣、说话行事。面对五光十色的城市、回望面目沧桑的故乡,怎样理解、评价它们,总是让人困惑不已。读罢郭文斌的小说,却突然使我在困惑的迷雾中看到了一片蓝天,听到了一缕天籁,对置身其中的城市有了新的认知,对淡漠的乡村有了新的感悟。文斌比我小几岁,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部农村,“文革”伴随着他的童年和少年,之后考上大学进入城市,从人民教师到文学编辑,继而成为一名作家。他的人生经历似乎与我类似,养育他的宁夏固原地区与我的故乡晋北农村,同属中国北部,从地图上看距离并不遥远。他的小说拂去了城市眼花缭乱的物质表象,揭示了现代人躁动、空虚、变异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们对心灵彼岸的追寻。他的小说拨开了农村厚厚的政治历史尘埃,以一颗纯净、鲜活的童心,重温和发掘了乡村文明之美、乡民人性之美,表现了作家呼唤真善美的宗教式情怀。这些描写,无不给我以感动、震动和启迪。他是以佛家的慈悲之心和禅宗的“悟性”去写城市和乡村的,我对宗教思想素来隔膜,也不敢说他的解读、领悟有多少真理,但他全新的眼光、鲜活的思辨,却给我们敞开了另一扇窗户,展示了别一样的世界。
评论家对郭文斌的小说,往往看重的是他的乡土小说,而忽略了他的城市小说。我以为,城市小说同样是郭文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一部分由于作家同城市心理上的距离,写得有点清浅、粗放罢了。郭文斌从2000年步入文坛,城市与乡土小说创作始终是并行发展的,有时会出现交错、糅合现象。只是到2004年《大年》的走红、2006年《吉祥如意》的获奖,让文坛给他戴了一顶“乡土作家”的帽子。
在郭文斌的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中,城市题材的有十多篇。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没有过多地去展示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气象,而是突出地描写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他们的生存、精神、情感状态,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婚姻等情状。在作家看来,现代城市、机关生活、商界竞争等等,已耗损、麻木、扭曲了人们的精神和情感,使他们处于一种“非我”之中。他们只有在回到自然、故乡或者学佛修行中才能得到解脱、安详。这种感受和认识,一定是作家的一种切肤体验,代表了一些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心理。而对城市的厌倦、对现代化的隔膜,必然会驱使作家转身回眸、重温故乡。也就是说,身在城市才使他回望故乡,而乡村经验又使他对城市有了深切的洞察。乡村是他心中的绿洲,是他观照世界的一个基点。
郭文斌的城市小说,有多篇是由系列小说构成的。这些篇章有一个较集中的主题,每篇则短小精粹,描写灵动,犹如一幅幅速写,虽说不上精深,却耐人寻味。《小城故事》一组九则短章,描绘了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众生相。譬如机关小干部的无所事事,用说黄段子、打牌、互请吃饭等打发日子,用“预谋”的“计策”调戏女孩子来寻找乐趣。譬如朋友之间搞“恶作剧”,致使感情很好的夫妻之间发生误会,造成了丈夫对妻子的误伤。譬如年轻人中间搞“换妻游戏”,两方和谐的家庭发生解体。在这里,城市的生活、城市的人生,都是虚无的、颓废的、病态的,它表现了当下城市人的一种精神病相。《雪迹》一组三篇系列小说,用荒诞的手法,写了城市中的一些怪诞现象。如做爱导致了人的失明;如在失眠者的眼中,老师和学生都在睡梦中办公上课;如博学的生物教授,居然不认识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这些小说的主题是模糊的,作家似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复杂神秘,人自身的脆弱无奈和不能自主。《恰似你的温柔》是作者为数不多的中篇小说之一,作品描述了一帮城市中的世俗男女,如做医生的夏木荫,散掉家产的企业家唐无可,到寺院精舍拜子莲姐为师傅,学法修行。他们一边做法事读佛经,一边却纠缠在世俗生活和情爱里,最后终因“认定力不够”、“法缘不足具”离开寺院,一失永失。作品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困境,他们既想摆脱世俗、皈依佛门,又六根不净、贪恋现世,他们永远也进入不了佛门。这是作家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一种深刻审视和洞察。
城市人的情感、爱情、婚姻生活,是郭文斌着力表现的领域。《爱情故事》中的四个短章,叙述的都是令人感伤的爱情、婚姻故事。不管是女中学生对军训教官的“单相思”,还是乡村教师同女学生的“师生恋”,抑或两个大学同学整整七年的“苦恋”,最终都没有结果,甚至是一枚苦果。究竟是人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索空间。《忧伤的钥匙》描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语文老师荻和学生莉心灵相通、志趣相投,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的爱是圣洁的、美好的,但又是有悖于常理和现实的,因此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因爱得深而发生误会、互相折磨,最终只能痛苦地分离。这是一首纯净而美艳的爱情诗篇,其中蕴含着作家对现代人爱情的探究与反思。
每个作家都会寻找自己的精神栖息地。既然城市无以安置自己的灵魂,那么回归自然和乡村,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郭文斌有两篇以旅游为题材的小说,《陪木子李到平凉》和《世界上最好看的手》,平凉凝重的震湖和古堡,青海奇丽的可可西里和昆仑雪山,再加上纯朴而美好的爱情故事,使久居城市的年轻人得到一种难得的精神解脱,成为作品意味深长的主调。而在《五谷丰登》里,作家索性把城市的过年和故乡的过年糅合、对比起来去写,城市的年过得是如此草率、虚假、匆忙,而故乡的年过得是那样隆重、虔诚、悠长。城市的年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烦躁、紧迫,乡村的年赐给人们的是一种安详、欢乐。于是作者在文中说:“我打开电脑,开始写这些文字,以一种书写的形式温习大年,我没有想到,它会把我的伤心打碎,把我的泪水带出来。”这是一个深陷城市的乡村游子的典型心态。
永远的民情风俗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或乡村小说有两个生生不息的创作潮流,一个是以鲁迅、赵树理、高晓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另一个是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为标志的抒情主义叙事。很显然,郭文斌承传的是后一种文脉,我还以为,他借鉴了孙犁小说追求“美的极致境界”的思想。他的乡土小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童年视角切入,二是以节日民俗为表现题材。童年视角使作家以一种纯净、轻松、敏感的心态进入故乡世界,而节日民俗更凸显了西部乡村的地域特色、民间文化。
李建军说:“在郭文斌的‘诗意化叙事’的作品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以儿童作叙事对象或从儿童视角展开叙事的小说。”① 我的童年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度过的,一浪一浪的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下的饥饿情景可谓记忆犹新。但童年的快乐、乡村的自由和心灵的成长等等,却被岁月蒙上了厚厚的尘埃。郭文斌小说的重要贡献,就是以作家一颗纯粹的童心,回到曾经的时代,重新体验那时的社会生活、世道人心、民情风俗以及儿童自己的游戏世界,并发掘出民间社会丰饶的思想意义来。当然,世事无常,郭文斌重温的未必是当时的本真状况,他确实是有意淡化了乡村苦难的一面,但也无疑保留了当时的诸多情状和特征,引领我们回到那个朴素而温馨的童年时代。
郭文斌的童年正值“文革”时期。但作家没有把笔墨停滞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变动上,而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却把笔触更多地倾注在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儿童们的自娱自乐上。《学习》写满囤、满年弟兄俩想摘下老院里梨树上仅存的一颗酸梨子,爬上树顶摘不到,挖来新疆杨树苗打不下,偷了生产队葵花秆捅不掉,最后只好强咽口水留到明天再说。弟兄俩的顽劣、机智、大胆、执著等性格写得活灵活现。但从他们的唱歌、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是“文革”年代。特别是满囤从树上摔下来自觉要死,央求弟弟给他从生产队掰一穗玉米吃了再死的情节中,我们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弟兄俩千方百计要弄下这只酸梨子,是因为他们的饥饿。小说的内涵突然间丰盈起来。《玉米》写的是“文革”时候,大人们在没日没夜地搞农田大会战,留下红红、东东、小红等几个孩子在家里玩游戏、写作业。什么“荞面搅团团”“迎新娘”“医生看病”……他们一边念叨着最激进的革命口号,一边玩着最传统的乡村游戏,构成了一幅斑驳而奇妙的反讽图画。小说结尾写已经成大孩子的红红,因饥饿而去偷生产队的玉米,被看田人抓获并强奸,骤然间给这个童话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作家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揭露,对那些可爱孩子的同情,表现得含蓄而深切。
写农村孩子性意识的萌芽、生长,可以说是郭文斌的一个“绝活”。我们似乎再没有看到比之写得更微妙、传神的了。《门》里的小男孩如意,穿着母亲给他做的新棉衣去找隔壁的小伙伴杏花玩儿,大门关着,他们隔着街门说话、在门上画画猜谜。如意说的“天比张寡妇的尻蛋子还冷”的话,来自他的父亲之口;如意在门上画一个奶让杏花猜,最后说“我想在你的奶上暖一下手”,同样来自他的父亲的“启示”。乡村的风俗、大人的“暗示”,使他们自然而然得到了性的启蒙。《快乐的指头与幸福的纸》写农村女孩子青春期对性的恐慌和想象,“指头”与“纸”就是性行为的暗喻。《雨水》写心无芥蒂的男女孩子们,在玩耍、游戏中,年龄较大的女孩子的成熟,对小伙伴朦胧的感情和性爱,而到真正出嫁时候的惆怅和悲伤,写得如歌如诉。郭文斌笔下的性,写得微妙、明净、优美。它是人的一种自然生长,是生命的一种勃发。乡村社会为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情风俗中的渗透,大人们的身教言传,自然环境的便利与多样,无不在培育着一种朴素、健康的性意识和性能力。与城市人那种隐晦、造作的性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情风俗是乡土小说的重要元素。汪曾祺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破坏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古老的民情风俗,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但在偏远的中国北部、西部农村,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小传统”,依然顽强地保留、延续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农村的婚丧嫁娶、农历节日等,就集中地体现了一方土地的民风民俗。郭文斌以一颗赤诚的童心,以一副灵动温润的笔调,逼真地再现了西部乡村的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展现了西部乡民的生存和精神状态。
死与生在西部农村是一件重要的、神圣的事情,体现了中国民间“重生”和“厚葬”的文化传统。郭文斌写死的小说有好几篇。《开花的牙》透过孩子牧牧的眼睛,全景式地展现了爷爷死后全家乃至全村人操办丧事的宏大场面,描写了他对爷爷的感情、想念以及对死亡的混沌无知。《一片荞地》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精雕细刻了母亲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我”对母亲的深情回忆,读来感人肺腑。《三年》以孩子明明、阳阳的视角,写家里为去世的爷爷过三周年,仪式的严格、繁杂、隆重,使懵懵懂懂的孩子受到了民间风俗的熏陶。郭文斌写生的小说有《大生产》,作品以弟弟正月、姐姐腊月为视角人物,写了一个男孩子的诞生,给全家以及每个人带来的紧张、期盼和惊喜。姐弟俩也在这场“大生产”中,渐渐懂得了结婚、生育这些人生大事。
郭文斌最出色的是那些写乡村节日风俗的短篇小说。一年中的四个重要节日他都写了。《大年》以明明、亮亮为主人公,用纪实的手法描述了从腊月三十到大年初一的情景,写对联、蒸花馍、上祖坟、分糖果、拜大年……真实而完整地保留了西部农村过年的内容和程序,不仅具有审美意义,同时富有民俗价值。《点灯时分》写的是乡村的元宵节,姐姐五月、弟弟六月为视角人物。一个普通农家怎样精心地做灯(荞面灯),为守孝的人家送灯,晚上给月亮神献灯。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寄托了人们对天地、神灵、人生的美好祈愿,幼年的孩子们也在美妙的节日中长大成人。这种做灯、点灯的风俗,是西部农村特有的。《吉祥如意》还是以五月、六月姐弟俩为主角,中心情节是过端午节。爹娘、姐弟全家四口人早早就为过节做着买香料、缝香包的准备,节日这天更是忙着做甜醅、插柳条、采艾草等事务。全家、全村弥漫在浓浓的香气里,每个人都沉浸在“吉祥”和“如意”中。作者把节日变成了一首诗。《中秋》自然写的是民间的八月十五,视角人物依旧,小说侧重写了这一天的下梨、吃长面、赏月亮等情景,把天上嫦娥、吴刚的起舞与地上的供拜融为一体,人神同庆,天地合一,把民间的节日写得出神入化。民情风俗是一个民族、一方土地的魂魄,它是美丽的,也是永恒的。
对生活的哲理感悟
郭文斌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得过一种“怪病”——想来是神经衰弱之类,遍访良医而不得治。后来邂逅一位“高人”,开了一副药方,名曰:安详。药剂竟是一个书单:《论语》、《老子》、《庄子》、《六祖坛经》及《了凡四训》等。对这些古代经典,他说“再熟悉不过”,后来更是潜心研读,“感觉到心里有一扇扇窗户打开了”,身体心灵都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详”③。“高人”开列的和郭文斌阅读的四五部典籍,正是儒、道、佛的代表性经典。三种宗教哲学,净化、升华了他的精神和思想,使他有了一种看待社会人生的慧眼,正如一些论者所说:“郭文斌显然属于近于佛而讷于言的仁者,属于那种很有慧根但通过‘渐悟’得道的人。”④ 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譬如看到园丁手中的花苗、水龙头流泻出的清水、天上洒下的阳光乃至一个个无言的汉字,会有一种“悟性”产生;而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面对要写的故事、画面、人物等,也会灵感闪现、直抵堂奥,融入他独特的思想、感情和体验,从而使他的小说摇曳多姿、意蕴丰沛。
在郭文斌的城市生活小说中,更多表现的是一种佛教和禅宗思想。在作家看来,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名利诱惑的“染缸”,每个人都被“污染”了,变成了“非我”。城市人要摆脱“烦恼”,就要学佛修行、克服欲望,回到“无我”的境界。《寻找丢失的眼睛》和《瑜伽》里的谢具善、谢子长,都是城市中的成功人士,拥有令人艳羡的地位和财富,但他们却自觉地放弃名利,去过简朴的生活,不近女色,甚至深入到社会底层去体验艰苦,追求一种清静安详的佛家境界。正如谢子长对瑜伽的理解:“是和上帝同在。是和自己的本质同在。”学习瑜伽就是要回到人的“无我”、“大我”境界。《睡在我们杯里的茶》中的年轻女子徐小帆,历经二次婚爱变故,依然“神态十分安详,并且还带着淡淡的微笑”。因为她从佛教中获得了思想和力量,具有一种淡定、超然、宽厚的精神人格。《上岛》里的白领男子程荷锄,面对红颜知己李小鹏以及她的关怀体贴、一往情深,虽然心有所动、相谈甚欢,但仍能“抱元守一”、从容自若。因为他的心中与佛同在,已洞彻世事人生,变得无欲无求,面对喜爱的女人,心中涌出的是一种做“父亲”的感觉。这些皈依宗教的男女,在当下的城市中自然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是作家创造的一种“理想化”形象,但他们确实代表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探索和追求。
在郭文斌的乡土生活小说中,则蕴含了作家儒道佛兼容并蓄的思想观念。作家如是说:“生活就是禅。更多的时候,禅在制造矛盾,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恰恰相反,这正是禅家的伟大之处。他就是要通过矛盾来摧毁人们前生今世习惯并板结的意识沉积岩,让人的意识永远保持在‘鲜’的程度,保持在一种激越状态,最终回到意识的原初形态。”⑤ 郭文斌谙熟儒道佛思想,但他的思想基点和思维方法却是佛禅,因此他常常用佛禅理念领悟儒和道,这就使他的思想形成一种诸家并存、互证互补的状态。中国的农村,特别是北部和西部,蕴含着丰富而驳杂的儒道佛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三教合一”的文化渊源创造了民间的生活形态和民风民俗。因此当郭文斌用他的思想眼光观照农村和农民生活时,就看得格外深入,保持着一种本真而鲜活的状态。如在《五谷丰登》、《点灯时分》小说里,“我”模仿故乡的年俗,在书房里安神位,以《论语》代孔子,摆在书柜上方,再找来茶杯装上米当香炉,就算是文圣的牌位了。“我”不仅把孔子当做知识分子的宗师,也当做一尊神了。而年幼的六月从给守孝的人家送灯盏一事,与娘探讨孝的规矩和禁忌,同爹谈论孔子“慎终追远”一语中包含的感恩、行善等意思,虽然半懂不懂,但觉得“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懂’发生”。诸如这些描写,都体现出一种浓郁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如《大年》、《中秋》作品中,写腊月三十晚上村民到庙院里烧香磕头,这里供着观音、太上老君、关圣、白马大王、土地、龙王、牛王、马祖等众多神仙。香烟袅袅,炮声隆隆,众生虔诚,行礼如仪。而中秋供月亮神,秋高气爽,明月高悬,供品如山,一片祥和。崇拜众神是道教的重要思想,在中国农村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即使在“文革”时期也难以禁止,郭文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一传统风俗。在郭文斌的乡土小说中,多次写到爹娘和奶奶对儿孙的教育,他们的口中不时冒出“慈悲”、“行善”、“缘分”、“轮回”等词语,他们也许不是佛教教徒,但佛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佛禅思想在郭文斌那里,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一种观察社会人生的思维方法。凭借佛禅他摆脱了各种各样思想观念的束缚,进入了生活的原生形态,发现了其中蕴含的真和美。
当代作家的思想构成是极为复杂的,但流行的社会学理念、现代思想等无疑是一种主流。传统的儒道佛思想在一些作家那里则呈现一种碎片化状态,像郭文斌这样有着较厚实的宗教修养的作家还不多见。但宗教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在解读世界时破译了某个方面,也会遮蔽另外一些方面。这是所有思想理论的宿命。我们在郭文斌的小说中,也看到了这种局限和遮蔽。譬如他在生活的许多“局部”有新的发现,但在“整体”上却显得茫然;譬如对乡村“诗意”的一面表现很出色,但对乡村“苦难”的一面则有所弱化。这些问题是值得作家注意的。
写意式的人物形象
不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人物塑造都是一个重要课题。一个作家的创作达到何种高度,人物塑造是一个关键因素。有论者在谈到郭文斌的一些小说人物时指出“形象简单而又模糊”,“没有赋予人物以必要的真实性”。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衡量郭文斌笔下的人物形象,这些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是,郭文斌塑造的大抵是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带有意象色彩的人物,这样的判断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小说人物类型之多样和复杂,文学理论至今没有梳理清楚。但我以为除那种普遍的性格人物、理性人物之外,还有一种即是意象人物。沈从文小说中的翠翠、孙犁作品里的编席女人,似乎都是这样一类形象。对短篇小说来说,塑造那种鲜明丰满的性格化人物,其实很难;而刻画一种着力在“神似”的意象式人物,倒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郭文斌的创作,注重的是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灵追求的发掘,注重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感受、直觉领悟的传达,因此就必然使他的人物带上一种写意式的审美特色。
郭文斌的小说有明显的散文化、诗歌化倾向。作者同时兼写这两种文体。而散文、诗歌是不大注重写人物的,着力的则是抒情、意象、象征等等。这种创作惯性在有形无形中影响着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对散文、诗歌表现方法的汲纳,使他的小说优美抒情、丰姿绰约。同时也带来了人物淡化、主题散漫的缺陷。这就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吧。
一个作家写得最好的人物,往往是他最熟悉、最有感情的人物。郭文斌写过不少城市人物,但大多没有深入到他们的灵魂中去,只是急于传达一种思想观念,因此有较多的理念化痕迹。而他笔下的乡村人物,就要鲜活、有力得多。作家对乡村中的老汉形象颇有感情。《撒谎的骨头》中的耕地老汉,儿子儿媳远在城里打工,与孙女厮守在家,相依为命。耕地为给孙女买新衣服,在野地里捡骨头攒钱,几经艰险、遭受屈辱,微薄的希望总是难以实现。作者并没有下力刻画耕地老汉的种种性格,而是突出地表现了他坚韧的生存意志和深厚的爱女温情,把西部农民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极为动人。《呼吸》里的郭富水老汉,在百年大旱、赤地千里的绝境中,依然驾着即将倒地的黄牛耕耘、播种。牛渴累而死,村里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庄稼不出苗,一遍一遍地播下种子。作者雕塑了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老农民形象。作家对乡村中的女性形象“情有独钟”。《剪刀》是“一曲爱情与亲情交织的生命悲歌”。作品中的女人,对自己的男人和儿子柔情似水,但面对自己无医可治的绝症又表现得心如铁石。“女人是在儿子放学之前动手的,用的就是那把剪刀。”女人的这一举动,使她的人格和生命瞬间得到了升华。一柔一刚两种精神个性,对立而和谐地凝聚在一个底层妇女身上,体现的正是西部女性的精神特征。《草场》是“一首乡村教育诗”。娘曾经是读书人、城里人,误入风尘又回到村里。她用自己痛苦的失身经历和生活感悟,启发和教育女儿桃花要守住自己,并如愿安排了女儿的婚事,然后溘然长逝。在失败中寻求自新,在生活中感悟“真谛”,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这里的娘属于乡村女性中的“智者”。《我们心中的雪》是一个“优美而感伤的早恋童话”。儿时的“我”与杏花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度过了那么多难忘的岁月。杏花既是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子,又是一个懂事、体贴的大姐姐。现在我们却分隔在城乡,有了各自的生活世界。当“我”重返故里,与杏花相聚,“抬起头,正遇上杏花甘甜、满足而又潮湿的目光。心就变成一个舌头,一个童年伸向天空的舌头,任凭杏花目光的雪花,落下来,落下来。”在作家温情而怅然的叙述中,一个纯朴而美好的乡村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在女人、娘、杏花这些女性身上,不能说没有性格,但并不鲜明,作家重点表现的也不在此。这些女性形象身上突出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形而上的美的精神、人格、人情、人性等等,因此形象就具有一种“形散而神聚”的写意特征。
《水随天去》是郭文斌的一篇重要小说。作家以第一人称叙事,怀着复杂的感情,塑造了一个“另类”父亲——水上行的形象。这是一个对世俗生活没有热情、在现实社会常常碰壁的人,是一个有天然的佛性禅思、渴望自由和孤独的人。因此最终离家出走。在这一人物身上,蕴含了作家对人生意义、出路的探寻,是一个复杂而有价值的大写意人物。在郭文斌的乡土小说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那就是常常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的六月、正月、明明等。虽然交涉有所不同,但都是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均出自一个原型。他天真活泼、勤学好思、善良仁义,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而文化传统博大深厚的乡村世界中,一步一步地长大、懂事起来。无疑,这是作家的一个自传性形象,同时也是作家的一个艺术创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注释】
①④李建军:《从混沌的理念到澄明的诗境》,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②汪曾祺:《谈谈风俗画》,见《汪曾祺全集》(三),3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郭文斌:《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郭文斌:《大年》,42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段崇轩,文学创作一级、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