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人邵燕君】
本栏目分几个专题评介当代最新小说｡“争鸣”挑选的作品不仅本身具有争议性,更要求所争论问题在当代创作中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看点”主要推荐佳作,但说好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冷评”多针对“名家新作”或期刊､出版社“重推”之作,对名实不副或有明显遗憾者,直言不讳,冷静论之;“新锐”关注文学新人,尤重文坛热潮之外寂寞求索者｡本栏目由“北京大学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供稿｡
争鸣
曹征路:《霓虹》,中篇,《当代》2006年第5期｡
无望中的挣扎与力量——《霓虹》荐评
李云雷
曹征路先生的《霓虹》,可以视为其“底层小说”代表力作《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的姊妹篇｡在《那儿》中,下岗工人杜月梅为生活所迫做了妓女,在回家的路上被狗咬了,从而引起了此后的故事｡但在《那儿》中,杜月梅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的主体,而只是小说中的线索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霓虹》可以说是对《那儿》的一个补充,它将《那儿》中没有充分展开的杜月梅的生活,以倪红梅的故事重新讲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沦为妓女的下岗女工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以及在无望的挣扎中所蕴含的力量｡
在形式上,《霓虹》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小说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构成,前三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外在故事框架,倪红梅的日记则为我们充分展现了她的现实世界与内心感受,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在这里,作者摒弃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将不同的文本拼贴,力图在艺术上加以创新,但小说的主要价值却并不在艺术层面,而在于它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揭示,以及在其中显现出来的深厚的同情心与朴素的阶级意识,这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是弥足珍贵的｡
在内容上,小说有两个层面,一是倪红梅走上做妓女道路的历程,二是她沦为妓女后所面临的艰难困境｡倪红梅之所以走上卖淫的道路,尽管不无“丈夫死､女儿病”这些个人原因,但更与整个社会､与绢纱厂改革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正是为改革的“阵痛”付出代价的这些人最终被社会抛弃,才形成了这样悲惨的局面,所以在倪红梅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悲剧｡小说中,当倪红梅走过以前工厂废墟的时候,忍不住放声大哭,“那种哭,不是难受,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悲凉,一种冰寒彻骨万劫不复的悲凉｡也不光是为自己哭,还有我们的父兄,我们的工厂,还有我们那两千多姐妹｡”正是在这里,小说通过倪红梅人生历程的追溯,对我们改革的方式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主导改革的权力者会说,“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是我把厂子搞破产了,卖了,贪污了,拍屁股走人了｡我不怕,卖厂是市里的决定,我有什么办法?改革嘛,总是有成本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改革的成本总是由工人们负担,这把他们逼到了悲惨的处境中,而另一些人则升官发财､从中渔利,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做了妓女之后,倪红梅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小说通过描写倪红梅与家人(女儿､“奶奶”)､与嫖客､与妓女姐妹的几种关系展现她在社会中所处的尴尬､屈辱的位置,以及她如何忍辱负重,在绝望中挣扎｡但小说并未到这里为止,在写尽了她们生活的黑暗与无望之后,它又给我们展现了她们的力量,她们的力量虽然卑微,却也正是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希望｡小说中,妓女阿红和阿月去一个“大机关”为一个“什么人物”祝寿,“谁知那人物对上床不感兴趣,只想作践人,先是让他们脱光了陪酒,然后让她们举着蜡烛围着酒席转,再后来就是动手掐,拿香烟烫……”在饱受了欺凌与摧残之后,这些妓女终于无法忍耐了,她们开始起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权利,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做过工人的倪红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情就是这样｡总得有人先站出来,何况我们是这样一群人｡从前,见别人被欺负,我们沉默,结果自己也受到同样的欺负｡从前,明知道不合理我们也忍了,我们不好意思说,结果人家好意思把你推进火坑｡”当这些人被逼到绝路时,当她们对未来不存在丝毫幻想时,她们才明白,只有斗争,只有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为自己争得公平与正义,争得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尊严”,“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回人,有尊严的那种人｡”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她们的维权竟然取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看到了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小说中,刘师傅和他的下岗工人“互助会”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支持,是维权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最重要的则是她们自身的抗争,是倪红梅残存的阶级意识所焕发出来的力量:“从前,在他们中间我不觉着什么,离开了也没觉着什么,好像我们只是日子艰难了才觉着孤单｡可是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这就像突然走进一部老电影,我们迎着高压水龙,迎着让人窒息的无可诉说的悲痛,还有像鞭子一样抽下来的暴风雨,劳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也正如中国革命史所一再证明的,受压迫的人一旦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将会改变不公平､合理的现实社会,而这也是他们改变世界与自身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个地方,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而这也是这篇小说区别于那些一味渲染苦难､悲惨的作品之处｡在《霓虹》中,我们看到了苦难､欺凌与侮辱,也感受到了洋溢于作者笔端的正义感和悲悯感,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出路,这尽管不无理想主义的色彩,却正是所有“劳苦人”的希望之所在｡
作家主观与现实生活
——对《霓虹》的两点批评
谢 俊
曹征路先生在2006年《当代》第5期发表了中篇小说《霓虹》,这个小说往往被看作2004年颇受瞩目的小说《那儿》的姊妹篇｡在这个作品里,作家把问题聚焦在街头暗娼陋室中霓虹灯的昏晦里,讲述了一个下岗女工沦为妓女及至被离奇地杀死的惨痛故事｡
在一些持较激进左翼立场的批评者那里,这个作品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得到肯定:一是揭露底层妓女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二是展示在无望的挣扎中所孕育的力量(在小说中表现为妓女的维权行动)｡他们并且据此认为,小说的思想性可以掩盖小说艺术创作上的种种瑕疵,从而《霓虹》不失为2006年最突出的中篇小说之一｡
这样的高评价又显然激怒了一些对“文学性”､“艺术性”有着强烈癖好的读者和评论者,在他们看来,这个小说在语言､故事和细节等方面一无可取之处｡然而,用源自西方现代派的旨在关照个体内在世界的文学标准去衡量反映外在世界的现实主义性质的写作是不公允的,这正如刻意在先锋派写作中去寻求社会的承担或者道德的力量是苛求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希望站在对现实主义写作同情的立场上,并从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出发,而讨论《霓虹》所存在的问题｡
一､艺术性与人物形象塑造
《霓虹》尖锐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中被遮蔽的现实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有着作为“问题小说”的成功之处｡然而,如果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来要求,一个更为优秀的作品,必须成功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必须是一定的单个人,是一个“这个”(《致玛•哈克奈斯》)｡相比于《那儿》里头既有阶级的觉悟又有个体的情感的血肉之躯的悲剧英雄“小舅”,《霓虹》里头的倪红梅则显得面目呆板,毫无血色｡这个人物的失败在于她是一个理念化的人物,是作者想象出来的工人阶级的典型,却失去了作为一个现实人物的个性｡
小说采用日记体的形式,本可以较大程度地开拓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然而,小说中倪红梅却成了有道德的,有尊严的,乐于承担并敢于反抗的神圣化的人物｡这种神圣化宛如圣徒的面具,它拒绝了人物内心的复杂化｡所以对待奶奶,我们看不到她的委屈和厌恶;对待同行,她没有丝毫的嫉妒和私心;甚至于在她第一次出卖身体的场景也是模糊的,我们看不到她内心的挣扎､紧张,乃至堕落的羞耻和快慰｡在小说的很多颇具戏剧化场景的地方,比如和嫖客“姓梁的”的情感,本来很可以突进人物的性格斗争,但这些关节处都被作者轻飘飘地解决了,似乎苦难和神圣化的道德感可以掩盖人物内心的一切波澜,如果人物在最生动的现实困境里都是表情漠然,那哪里还会有可爱可怜之处呢?
神圣化推至极端就是对现实逻辑的违背,在小说的结尾,倪红梅死于一场离奇的凶杀案,仅仅因为道德的圣洁感,倪红梅没有使用两张百元假币,这本来已经让世俗人情愕然了,她却还要保卫这两张假币而最终被假币集团杀死,并且死的时候还是面带微笑,说了声谢谢｡这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结尾,与通篇的现实逻辑严重背离,倪红梅一旦成为了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不可理解的人物,就丧失了她作为典型人物的代表性,也就一定程度地损害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还曾指出,作家如果过分地欣赏自己的人物,总是不好的,那容易使个性更多得被消融到原则里去｡我认为,曹征路先生在塑造倪红梅的形象时也犯了这个错误｡
这里涉及到左翼文论中著名的“倾向性”的问题,恩格斯认为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在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这在我们今天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在《霓虹》中,倪红梅的形象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太像一个反思知识分子了,在大段的抒情里头,她可以反思自己身份,反思自己的阶级处境,反思生死的意义,总之倪红梅的日记除了叙述故事,就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考｡当然,作者已经交代了倪红梅是一个有文化的下岗女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形象在暗娼中不是典型的｡事实上,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如能按照人物本身的性别､阶级､文化身份说话行事,有效地抑制情绪,用人物自身的命运和情感来感染读者,则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在老舍的《月牙儿》中,第一人称的“我”是一个读过小学的妓女,作者对叙述者的文化程度､道德观念有着恰当的把握,她只能说出她能说出的话,感受她能感受到的悲凉,反抗她能够理解的反抗,但其间却能够透露出作家的关怀和悲悯｡而在《霓虹》里则完全不同,倪红梅俨然是一个觉悟的工人,一个时代的殉道者,同时又是一个严肃知识分子,她在生活中过于睿智和从容,反而让我越来越感受到人物的扭捏作态｡
所以,在《霓虹》里的倪红梅的塑造是失败的,这样的失败同时体现在其他一些人物身上,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正面和反面两类,正面如倪红梅,女儿,刘师傅等都显示出一种哀戚而自尊的容颜;反面如父亲的朋友,“孙子”,浙江的生意人则都是放荡而卑劣的丑态｡除此之外,具体人物的笑颦则都是模糊的,我认为这同样犯了从理念上写人物的毛病,而个性化人物塑造的失败对一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性则是致命的打击｡
二､现实主义精神与生活
除了人物塑造这个问题,小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态度问题,我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在《霓虹》这个作品中,作家运用了几种文体样式参与文本的构成,除了日记之外,还选用现场勘察报告和谈话笔录这两种文体样式｡本来各种体裁所产生的拼贴性和互文性可以加强整个文本意义的含混,是个非常有想法的艺术探索｡但是,这个实践效果却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作家对这几种文体的语言方式不甚熟谙,不严谨的公文体反而刺激了文本在最表层上的不真实:就是不像｡比如在文章最后侦察日记9上,就只是重复写了两次“结案”,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形式缜密的公安刑事卷宗的写法｡当然,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但却透露出作者或多或少对写作的一种轻率,而对真实生活的轻率态度则是我接下来要重点批评的｡
在《那儿》里头,对国有企业内部认购事件的描述是相当细致､准确的,因而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个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记录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这也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的赞颂中提到的观点｡作者当过工人,对工人的生活有相当程度的熟识,同时也对国企改革的问题和事件比较熟悉,这些都成为了作者成功地创作《那儿》的重要资源｡
然而在写作《霓虹》时,我却从作品中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对暗娼生活状态的隔膜｡细节真实在现实主义小说中至关重要,但在《霓虹》中可以让人信服的关于暗娼生活的细节却很难找寻:一般的调查报告中都会提到的暗娼与警察､社会闲杂分子的依附关系,对“性病”､“抢劫”等的恐惧和防治措施等在小说中都没有正面展开;而小说中描写到的几个暗娼都是觉悟的道德的,她们身上由于奴役而产生的精神的扭曲并没有被开拓;从而那次鼓舞人心的维权运动中体现的牺牲精神与下岗工人的协助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厢情愿的理想色彩｡总之,小说所讲的以一个下岗女工为中心的暗娼故事与现实生活并不贴切,总让人感受到作家的主观虚构占据了很大的部分｡
当然,暗娼的街头毕竟是一个昏晦之处,要求作家深入理解生活颇有些苛求,我这里所要针对的是一种在底层写作中的主观主义的态度｡作家不应该去写他所不熟悉的生活,一旦作家要为人民写作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并且正如胡风谈到,“作家应该去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同时“对于作家,思想立场不能停止在逻辑概念上面,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进一步讲,曹征路先生可以带着一个写下岗女工沦为娼妓的理念去关照暗娼生活,但必然要领会和深入那个由一个个血肉之躯的个体所构成的复杂和含混的典型环境,作家要通过与现实的搏斗来改造自己的理念,尽可能地反映出现实的深邃的本质｡然而在《霓虹》中我们却感觉不到那个世界的错综复杂,倪红梅是单纯的,她的生活也是单纯的,甚至于她的苦难——仅仅是钱的匮乏——也是单纯的,这一切都可以被一种关怀轻率地概括,这使得小说趋于简单,归根到底是作家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层｡而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应该“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使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在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应作家对生活的态度”①｡
以上是我对曹征路先生《霓虹》的两点批评,曹先生的作品里总有着一种“骨干”之气,即作家能够拥有强烈的世界观来改造和把握现实生活,即便在并不成功的《霓虹》里也是如此｡相对于形形色色的“客观主义”书写——在那里作家往往只能浮光掠影地记录社会事件表达一些空浮的道德义愤,而无法真正用思想穿透生活——曹先生的底层创作是有独特的有意义的品质的｡但我认为单就这篇小说而言,《霓虹》在艺术上是失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作家的理念和世界观脱离了生活,这也是左翼文学中的老问题了｡
①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见《胡风全集》,第3卷184-190页
看点
魏微:《家道》,中篇,《收获》第5期
点评者:刘晓南
《家道》是一篇非以情节取胜､而以内心的曲折微妙织就的作品｡出身中学教师的父亲忽然“发达”入仕,开始了“短暂､疲惫的飞黄腾达之旅”,从被动地融入,到主动地享受,性格也随之由“士”的绵软淡雅转变为“仕”的坚毅自信｡精明的母亲的虚荣之心也由此点燃,在名利场中浸淫､生长;直到父亲锒铛入狱的那一刻,浮华尽灭,人生立即显现出虚妄而荒诞的本相｡
小说前半部分重点勾勒父亲的升沉痕迹,后半部分则把笔墨落于家道中落后挑起家庭重担的母亲身上｡做了十二年“官太太”的母亲面对众叛亲离､卑微寒酸､屈辱失尊的生活,如何另起楼台,如何实现她“斑斓转身”的蜕变,是小说中更为动人出色之处｡魏微没有让一个家道中落的故事被情节的曲折淹没,却始终将其停留于“家常”层面,以一种沉郁瓷实的气质,将笔触徘徊于命运起落的特定时刻,逡巡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角落｡她甚至回避了戏剧性,让一切在对记忆碎片的缝补中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作者时而以旁观者的眼睛､时而以一个亲历者的口吻,时远时近､忽实忽虚地穿梭于叙事之中,时空交错的断续追忆与世态炎凉的轻声感喟叠印成浩荡渺远的烟景,恍惚间,已是白云苍狗,浮生若梦｡
魏微是个颇具风格的“本色演员”,善于扬长避短,总能将各色题材剪裁成合适自己的式样｡《家道》中弥漫着许多人生感慨,但在魏微的叙述中却能缝合得恰到好处,不显赘余｡比之2004年发表的《异乡》,《家道》在题材上有相近处,但手法更加娴熟从容,又添几分沧桑之味｡小说最后一节的发展稍嫌快速,倘若家道中落后母亲转变的细节更为丰富有力一些,母亲的形象会更加落地生根,小说在语调真切苍婉的同时,节奏或会更加熨帖完美｡
严歌苓:《苏安•梅》,短篇,《上海文学》第7期
点评者:文珍
刊登在《上海文学》06年第7期的严歌苓的“非洲小说专辑”,是当期“小说创作特大号”中熠熠生辉的佳
作,也堪称今年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严氏文字之尖新､出手之狠准,总在妙手偶得的中短篇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各色人等情绪微妙碰撞､语言俏皮又狂欢有度,让人读后只觉说不出的熨帖,合式,心悦诚服｡她写的都是些伤心故事,可一望即知并非有意赚人热泪的惨凄,而是洞明世事之后的无奈｡每个人物都有命有运——命是性格,运就是注定要遇到某个改变自己一生的“上帝—撒旦”,几乎毫无选择,也绝无退路,不得不眼睁睁地错到底,来个“终生误”｡
这篇《苏安•梅》是整个专辑里的第二篇,第一篇《集装箱》里的那个黑人女孩子玛丽亚被她的中国上帝麦克•李以不花钱的赞美和暗无天日的廉价承诺,诱惑了足足一年,甚至不惜为之在战乱中送掉小命;第三篇《热带的雨》则在短小篇幅内用更极端的情节探讨了更尖锐的问题:无法周全不能贯彻的善良,在某种境遇中反倒会变成最彻底的“上帝—撒旦”翻云覆雨手,中国女人婷婷值得嘉奖的慈善行为,最终变成好男孩丹纽的间接死因;而《苏安•梅》与上两篇相类似,同样是一个关于好意和幻灭的故事,故事中单纯羞涩的白人丑姑娘苏安•梅接演了玛丽亚和丹纽的卑微位置,“上帝—撒旦”混合体式的人物则换由一个美国老头子“纽约人”出任,因为“纽约人”特别的温柔体恤,苏安•梅大胆假设他爱上了自己;可这当然是除了当事人以外人人都知道的致命误会｡老纽约人爱的是一个小他四十岁的漂亮的黑人姑娘奥利维亚,当然不是身高一米四､腰围三尺､永远没有艳遇的老处女苏安•梅｡真相大白后苏安•梅陡然变得暴戾内向,不再轻易信任他人募捐的好意;这样毁灭性的自我否定在小说尾声终于达到了一个小的高潮:她断然给了结结巴巴向自己求婚的尼日利亚小伙子阿吉波拉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他是真心倾慕她的｡她不知道｡
这三个故事犹如一个非洲原始木雕的三面,事实上具有同样阴郁自省的内涵,只是《苏安•梅》或者在艺术上处理得更微妙,描绘众生相时勾画得更精细,带给读者的回味于是便也更多:这世界充满了重重误读,天堂地狱､善良邪恶､上帝撒旦,置换往往只在顷刻之间｡而作者真正想做的,也许就是一个永远只说真话的卡桑德拉,不惮撕开童话并不光鲜美好的背面给我们看:没人会是另外一个人的救世主,自以为是的高尚也许会南辕北辙,而事实结果往往将事与愿违｡这意思残酷,直接,疼痛,不讨喜,可却是真的｡
韩少功:《山居笔记》,《钟山》2006年第5期,其中《乡土人物(四篇)》载《佛山文艺》2006年第6期,《小说选刊》第7期选载
点评者:邓菡彬
现代化的浪潮逐渐抽空了乡村,使带着人们昔日很多美好感情的乡村越来越破败｡《乡土人物》的第一则《青龙偃月刀》便写这种哀叹｡与许多写同类感受的作品不同,韩少功并没弄那些神神叨叨的乡土寓言和一厢情愿的生死大戏｡短短的篇幅,平平淡淡,终老而去,没有一点激烈的抗争,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他们迫于生活,总是对实实在在的东西关注得多一些｡他们心中的苦与痛,总是隐蒇很深,表现出很浅｡《青龙偃月刀》胜就胜在自然,貌似清淡,实则有力｡
第二则《船老大》更是彻底的韩记美文｡不仅文章美,勾提点抹,起承转合,都透着洒脱自如,而且意蕴也耐人寻味｡对船老大的风水方术,叙述者也是将信将疑,因为实在跟自己所受的科学教育相抵触｡但叙述者显然对所谓科学也有疑问｡或者说,干脆就是把科学和迷信骇人听闻地摆在平等的位置上,要怀疑都怀疑,但怀疑也不等于否定｡于是,迷信不迷信这个棘手的问题被淡化,凸现出来的,也就是作者当真要写的,是那个活生生的乡土人物｡不管怎样,迷信是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把对它的价值判断悬置起来,人物才更鲜活､生动｡第三则《卫星佬》也是如此,不仅人物鲜明,而且在这种对比的写法中,露出一点乡土智慧对现代标准化生活的揶揄｡但后者不是重点,所以并没有像作者的其它小说中那样把揶揄的笑容扩大｡重点还是写人｡第四则写收蛇的汉子,也是从人物本身来写人物——如果把他身上所带的神话进行“科学”地解释,他也就不再是他了｡
这四则故事是从韩少功即将出版的《山居笔记》中抽出来的｡《山居笔记》延续了《马桥词典》､《暗示》以来的文体特点,而且取“笔记”之名,干脆放弃“小说”的名号(在《钟山》第6期发表时干脆称“长篇散文”)和真实/虚构的界限｡99个乡村人物或生活场景的片断不是各自为政,而是有整体的表达需要｡作者对乡间奇人异事的捕捉,对农民生存哲学的戏谑和理解,让我们看到与“五四”以来的启蒙叙事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学叙述｡如果单独提取某些篇目(比如上面提到的《乡土人物四题》)来看,韩少功对于都市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褒贬取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对于那些可以视为迷信的乡土风俗､传说也流露出玩味欣赏的态度｡但总的来说,也许是意识到大势所趋之下的回天乏力,韩少功的态度并不激烈,他只是以近似白描的笔触,描绘传统的乡土世情､人物,间或倾吐一下对往昔的怀念与追思,如同余晖落尽之前的最后一次回眸｡
冷评
红柯:《乌尔禾》,长篇,《花城》2006年第5期,头条｡
点评者:余旸
《乌尔禾》讲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土著王卫疆的成长故事,分为两部分｡上半部的故事集中在新疆的乌尔禾,如此一个荒僻空旷野兔成群充满异域风情的蛮荒之地,充满了神话和传奇｡为王卫疆启蒙的老人,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他原是退伍养伤的单身军人,憨鲁而野性,在天荒地野的草场牧羊中,获得与自然同化与动物交通与神话同构的智慧与朴素｡于是,其汉人名字陈大壮自动消隐,代之以一个更具蒙古特征的象征称号:海力布｡而王卫疆,在老人的“自然教化”与已侵入当地的“现代文化”的培育与纠正下,成为一个具有“自然悟性”的现代学生｡这一部分是红柯的优势所在,状景抒情具有浑朴自然之气,土窝子那镜子里的月亮,营造出天地混沌纯洁如水的境界,让人难以忘记,年代久远所具有的回忆语调与海力布虚实交汇的传奇水乳交融｡
随后,小说转入王卫疆离开乌尔禾汇入社会的现在进行时,也到了真正考验作家功力的关键处:大草原的教化赋予他的一双通灵之手可以熟练地修理现代的汽车,可一颗通达默忍的心灵,却难以驾驭现代的爱情｡他童年时放生的羊羔,天意中被如包裹样寄来寄去的孤儿燕子所接收,但他成年的爱情,却在长达六年的坚守后遭到了抛弃;那个善飞的燕子,飞到了受王卫疆启发而悟了杀羊艺术真谛的朱瑞身边｡但朱瑞只是个中介,结婚前夕,燕子又一次飞走了｡燕子的飞翔终于止在一个白脸的家具学徒工身上,而王卫疆,则傻瓜吉姆佩尔样,凭着天赋双手,开始了天山南北的流浪｡
坦白地说,红柯还是善于“写意”,真要触及现实的时候,就捉襟见肘,让人惋惜:那些具有石头样坚硬质地的现实,插入他刻意要让“自然之悟”使作品贯穿起来的精神格局之中,就像个不到一米的侏儒,却顶着斗大脑袋,不协调,语气也少了上半部的灵动,显得枯涩断裂,人物形象因此模糊不清,有怪诞突兀之嫌｡那个小燕子,究竟是心灵并不安分的爱情精灵,还是一个斤斤计较于房屋产权的小女人?说不清楚,但这个说不清道不明,却又不是一个圆形人物丰厚复杂所致｡燕子如此,朱瑞也怪怪的,而主人公的宽厚沉默,更不能让人充分感受到那继承自海力布的“自然之悟”而又修行在世俗的宽大心怀｡作者的良苦用心,包裹在断裂闪忽的情节文字之中,也不知道是小说选入刊物时被删节所致,还是功力不逮的缘故?
新锐
袁远:《与埃克跳舞》(中篇)､《硬伤》(中篇),《西湖》2006年第9期“本期新锐”栏目｡
点评者:丛治辰
女作家袁远住在成都,写的也是成都｡不知道为什么,成都这个西南边地,至少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比北京､上海还更具有后工业都市的纸醉金迷气｡这种现代都市的纸醉金迷,一方面以其颓败的浓艳之美让那些红男绿女们沉溺其中,另一方面却使他们在陷落之后感到了莫大的空虚和恐慌｡袁远写的就是这样的都市和都市人,而尤其擅长表现的,是都市中的女性内心｡
《与埃克跳舞》中的“我”,有一点钱,又有一点闲,有点品位,又有点知识,既不像高金那样汲汲于事业,又似乎在感情上没有什么追求——或者说,不管是同时拥有四个男朋友的盛况,还是自己一个人低唱感情的独角戏,都不能让“我”觉得更加有聊一些｡然而“我”毕竟还是轻易地被外国老男人埃克勾引了,在对埃克既思念又冷漠､想拒绝却应允的时候,袁远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都市女性无所谓的表面下深沉的哀伤｡《硬伤》中的羲慧,热衷于糜烂的生活,和男友冯大卫保持着一种颇具开放性和性解放意味的同居生活｡她以为这就是她要的现代女性生活,但是这种她一手建立的生活状态却拉着她一路颓败下去,终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大概因为袁远自己身在都市,对于都市情态和都市人心的描写刻画都极为贴切,入骨三分,但或许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有时候她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沉迷于都市,缺少一种更超越的眼光,这是遗憾一｡这两个中篇小说着力表现的是生活状态,因之相比之下情节就不那么明晰,所以虽然为我们拼贴起一副破碎的现代都市情景,但在小说的意义上缺乏更细致的经营,这算是遗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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