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春，我刚调到文联不久，南通市作协冯新民主席说，他正编辑《江海文库》，计划放一本施子阳的文集到里面。施子阳是启东人。他要我通过图书馆或者其他渠道，收集二三十万字施子阳的代表作交给他。
《江海文库》是一套非常了不得的丛书，它将“五四”以来南通各县市成就突出的作家的作品编纂起来，横看成排，竖看成线，汇成江海大地汩汩流淌、生生不息的文学之脉。新民主席做的就是这工作，如今已经出版了近70本。他本是优秀的诗人，从事这项工作以后，他把这项工作放在跟写诗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人开玩笑说，新民将以这套书史传千古！我看历史将验证，这绝非玩笑话。
说实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不轻松的事情。首先，我原本是四川人，对启东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人物，了解得并不多。而这施子阳，不但启东本土不从事文学创作、文化研究的人不晓得，连本土从事文学创作、文化研究的人都只有极个别人晓得一鳞半爪。其次，他的主要活动地在1949年前的上海、苏中及1949年以后的南京，过世得又早，1962年。当时他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多用笔名，散落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报刊上。以启东市图书馆或档案馆现有的馆藏能力，简直不晓得这件事情该从何着手。第三，跟他同时代的、可供我咨询的人，诸如启东籍老作家龚德，他说施子阳这个人，他也是听南京的章品镇说的。好不容易找到章品镇家的电话，章老家人说，老人家终年卧病在床，嘴已几不能言，我如果前去拜会，只会无功而返。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想办法做好。作为文人，我有为地方文化梳理文脉的义务。我虽然生在四川，但自1995年24岁落脚到启东，我就认为我是启东的一分子。我热爱这片土地，这么多年，逐渐融入其中。我有责任有义务为之尽绵薄之力。这也是彰显地方文化的需要。人家不是说启东没有文化底蕴么，“一个成陆不过一两百年的地方！”意思明白得很，就是说，不管你今天经济有多发达，文化投入有多大，文学艺术创作成绩有多高，每年有二三十个学生进入清华北大，你都是草包莽汉，都是没有根基的。事实上，在这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化底蕴的深与浅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管是深是浅，都被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关键看跑起来的状态。而且，在我看来，启东人是中国的犹太人，聪明、机敏、灵秀，具有极强的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精神。由于在一两百年前来自不同的地方，带来了句容、太仓、张家港、崇明等地的文化。各地丰富灿烂的文化在这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融合、互补、托衬，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沙地文化。正是这种沙地文化，哺育了一代代沙地人，培育出无数在国际、国内都有相当影响的各类人才。
我心想，寻找到他的著作，趁出版《江海文库》的机会，把这位过世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老作家的作品奉送给启东沙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就好比替一位母亲找到她失散多年的孩子。孩子也许永远回不来了，我们找到他留在世上的作品，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同时也联通了沙地文脉，说明启东是有文化底蕴的。
于是，我开始我的寻找。
二
我对搜寻工作作了一下规划。首先要放下手头的创作，至少要放缓。其次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找人，也就是找认识施子阳的人。找到人，就能了解到相关情况。二是找物，也就是找到曾经刊载过施子阳作品的报刊，汇编成册，交新民主席出版。
我通过百度，对施子阳的情况进行搜索。可惜网络是新东西，新东西的习惯是厚今薄古。除了搜到一篇章品镇于1997年在《雨花》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一朵苍白的花》怀念施子阳的文章，就再也没有施子阳的任何消息。仿佛是一把粉尘，给撒进了大海。
我再次找到龚德老师。龚德老师是省作协的专业作家，生于1929年，比施子阳小20岁，基本上可算一代人。他建议我打电话到江苏省作协创联部，说他们那里可能能寻觅一些线索，或者打电话找陈辽。
电话打到创联部，接电话的同志说，这有些为难。他跟我一样是70后，不晓得过世的人的档案放在哪里。再说从施子阳过世的1962年算起，中国还经历了“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诸多全国性的大折腾，作协工作人员换了若干茬，到现在，“我压根不知道什么施子阳！”他说。我告诉他，施子阳曾任过省作协文学刊物《雨花》首任主编，他才说，老事要问老人。我请他给我个建议咨询的老人的电话，他又说不上来。我只好说能不能给我章品镇的电话，他曾是《雨花》的第一任副主编、第二任主编。这是明知故问，我知道章老已经卧病在床多年，但能引出别的同时代的老人。果然不出所料，他说，他身体不好，卧床多年。我请他提供一个或者两个与施子阳同时代的老人的电话，他给了我梅汝恺的电话。
早在2005年，在南京参加第二届青年创作会议的时候，我在会议上认识梅汝恺先生。那一天他的发言很实在。他说近年来他感到江苏的文学创作在滑坡，找了很多原因，似乎都没有找到点子上。后来他让办公室对全省的省以上会员的年龄搞了个统计。数据显示，全省2000多名会员中，80%都是5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老头老太怎么能成为文学的主力军呢？”这话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可这是发自肺腑的实话。不是那种远离名利却把责任紧紧扛在身上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也是管用的。江苏省作协的工作重点确实向青年作家倾斜，力度逐年加大，效果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我对梅汝恺老先生的了解更多一些。梅老1929年生于江苏阜宁，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农场女儿》《青青羊河草》《女花剑传奇》《哀感扬州罗曼史》，中篇小说集《晴雨黄山寄情录》等，译著主要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火与剑》《洪流》《君往何方》《边塞喋血记》《十字军骑士》等。因翻译上的突出贡献，1984年获波兰国家文化艺术金质奖章。
我跟梅老的通话是愉快的。他很爽朗，说话风趣，记忆力极好，好到某件事情发生在某一年某月份，某事某人说了什么话写了什么文章大概意思是什么，他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根据他的回忆，到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无不得到证实。
三
施子阳，于1909年出生于启东久隆镇一个农民家庭。起初读到初中一年级。辍学后，边务工边自学，后来考入高中师范科。只读了一年，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再次辍学，进私立进明小学任教。当时启东共产党地下活动比较活跃。施子阳的同学徐宝珍是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施子阳参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931年，他参与了镇压恶霸地主沙老六的斗争。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但当局也不放过他，四处搜查追捕。他逃到关外，在辽宁锦州耕余学校教书。“九一八”事变后逃回启东。一回启东就被抓捕，先关押镇江，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处15年徒刑，关进苏州“江苏省第三监狱”。1937年秋天，日寇轰炸苏州，施子阳趁乱逃脱，靠讨饭回了启东家中。
施子阳在镇江关押和苏州狱中，结实了陈白尘、李初黎等作家。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他开始了散文和小说创作。经李初黎介绍，他把7篇小说寄给了茅盾。茅盾对施子阳的才气非常赞赏。1936年9月，施子阳的短篇小说《谈子湾的春天》在《文学》第七卷第三号发表。这是他的处女作，署笔名任何。接着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一些短文。
回到启东后，他继续从事小学教员工作，同时继续进行创作。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伟大的教养》。这部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均以三十年代的抗日高潮和启东、海门地区的农民暴动为背景，表现了关外抗日和启海地区的农民斗争，揭露统治当局的镇压与欺骗，人物栩栩如生，语言老练。发现并负责编辑出版这本书的作家王任叔（巴人）说：“我终于送出这《伟大的教养》给世人了。……我狂欢！”王在该书的校后记中这样写道，作者“以母亲一样的大爱，维护着他祖国的灵魂。唯一的劳苦大众的雄伟的力量……这就作为一个有那血染的历史的中国青年的坚强的影子，而是存活在我的脑里的我仿佛得之的我们这作家的印象。”
1946年，他在上海文化投资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这本小说集的原题应该为《一支队伍的溃灭》，因编辑粗心，竟成了《一支溃灭的队伍》。作为书名的小说《一支队伍的溃灭》，以一支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暂时失败为题材，艺术地表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和斗争问题：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不能放弃对反动派的斗争。这本小说集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跟《伟大的教养》媲美。
期间，他于1941年6月参加革命。他先进苏中四分区文协编《江海文化》，后担任过督学、编审；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在《江海日报》编文艺副刊《人民世纪》，同时编辑文协的《文综》杂志。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苏中形势紧张，战斗频发，施子阳因霍乱重疾，组织决定他到上海打埋伏。于是他更名施唯信，到上海一个弄堂小学教书，继续创作，在《文萃》《时代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有政治针对性和倾向性的小说、散文和杂感。这年9月，在茅盾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在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了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文武全才》。
在1949年前，能够出版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中国现代作家，并不是很多，由此可见施子阳的创作成就。
1947年11月，施子阳回到苏中解放区，在《江海报》做编辑。
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胜利，他随大军进入南通，在华中大学工学团做教育长。
1949年，施子阳在中共松江地委宣传部工作。钱静人当宣传部长，施子阳是文艺处长。苏南苏北合并恢复江苏省后，施子阳任江苏省文联副秘书长，同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后为省文联党组成员，省文联秘书长。
1957年，省作协创办《雨花》杂志，施子阳任主编，章品镇任副主编。《雨花》问世后，即以高质量的小说、富有地方特色的散文、优秀的诗歌、尖锐泼辣的杂文、立意新颖的评论，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四
他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57年。这一年，他先是放了大炮，一篇《且说领导》涮了许多人。接着陆文夫等人的《探索者》露头。很快《探索者》被打下去，施子阳成了“右派”，削职为省文联资料室工作人员。1960年下半年，又被下放到县属剧团。正是三年灾荒时期，他原本体质就弱，缺乏营养，雪上加霜。苦撑了一段时间，因肺结核、肺气肿，咯血，重新调回省文联资料室。1962年10月一天，吐血身亡，时年53岁。
据梅汝凯先生介绍，施子阳虽然是文联的官，却没有官样子，人很好，正派，没有坏心思。不足是有些傲气，敝于察言观色，疏于人情世故，逊于为人处世，对条条框框态度马马虎虎，表现随随便便，处理大而化之。
章品镇先生在《一朵苍白的花》中，记述他们一起在苏中写宣传品时期发生的一件极不愉快的小事。从这件小事可看出施子阳在为人处事上确有疏漏。那时候，他们工作很累，生活很苦，数月不知肉味。为了改善伙食，三个人一起出去想办法。走到一个镇子边上，施子阳说他在这个镇子认识一个人，可以借点钱割块肉、买几个烧饼回来共享。说完就去了。章品镇和另一个叫夏理亚的在镇边等，二人心怀着对猪肉和烧饼美妙滋味的幻想，老老实实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直到太阳偏西，才见施子阳酒醉熏熏打着饱嗝回来，带回来两把空气。他说他的朋友没钱借给他，就请他到家里吃了顿午饭。见二人饿着肚子垂头丧气也没安慰一声，只说了声“回去吧”，就回去了。
1956年，他第一本书的发现者，也就是他的伯乐王任叔来南京。照情理，多年不见，应该出来陪陪，叙叙旧，谈谈目前情况，未尝不可。他却只在吃饭的时候到场，话也没多说几句。倒是王任叔把他好好表扬了一番。他也不谦虚一下，仿佛是当仁不让、理所应当的一样。
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别人都夹起尾巴做人，谨小慎微行事。他把自己的书带到资料室看，在一本叫《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书上，他把自己原来的署名涂了，改写上“屈未平”三个字。被人看到了汇报到宣传部，又成了他一条罪状，弄得有关领导对他的意见更增一成。
直到被下放到县里去，在好友、同事的一再劝诫下，才开始“学乖”：不多说话，不发表任何意见，有病就请假，远离是非漩涡。在他过世前不久摘了“帽子”，成了“脱帽右派”。在当时，“脱帽右派”似乎还是“右派”。
终在疾病和忧闷中死去。
五
为了找到施子阳的著作，我颇费了一番心力，计划一个月完成，最后竟用了大半年时间。真应该以我们生活在电脑网络时代而感到幸福。只要网络不彻底瘫痪、不被人下蛆做手脚（比如屏蔽），将来要搜索某人的情况、某人的著述，那简直易如反掌。可要查找一位成名在解放前、死于建国早期作家的作品，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为此，我到了高淳，到丹阳，到南京，从当年《新华日报》头版批判施子阳的文章中找线索，然后再倒过去，顺藤摸瓜，从一些残存的报纸和杂志中找到一些施子阳的文章。可惜忙碌了几个月，只找到不足5万字的作品。这离出版一本书所需要的基本字数，相差得太远。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准备打电话给冯新民，让他另请高明。
就在我十分灰心，开始把精力投入到自己文学创作上的时候，一个南京江宁区的朋友向我提供一条重要信息。他说省文联和《雨花》杂志曾在1996年内部出版了一本施子阳作品选集，印数很少，内部发行。我立即打电话到相关部门。毕竟事情又过去了14个年头，因作协和文联在这之后单独立户、多次搬家、有关资料分离等原因，未能如愿。
可我这下不再灰心了。既然曾把施子阳的作品收集起来出版过，哪怕印数再少、分发范围再窄，都有希望把它找到，而且我决心把它找到。
几经周折，我终于于2010年9月下旬找到了一本省文联和《雨花》出的《施子阳选集》。渠道很特别，在此暂不赘述。翻看目录，我前面所找到的4万多字的作品，这本选集里都有，基本上是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我即把这本有些破损的集子，交给新民主席。
到这时候，我像完成了一项大工程，瘫在椅子上，说不清楚是兴奋还是委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在心里默念：如此，我对得起沙地文化之脉，也对得起沙地文学先贤施子阳先生了！
半个月后，有关方面要求上报“江苏历史文化名人”，我想其他人也许更合适，但其他人以后还有机会，就以文联的名义推荐了施子阳。
施子阳在文学上是有成就的。每一个研究那段时期的文学研究者，如果忽略了他，其研究成果就是不全面的。王任叔曾说，抗战以来，姚雪垠、钟望阳（苏苏）和任何（施子阳）是三位值得注意的作家。算起来，他的创作生命非常短—1935年到1937年在监狱中搞了两三年创作，1939年到1940年又搞了一年多，1947年在上海又搞了几个月—成绩却是引人注目的。加上他解放后写的一些评论、散文等，据陈辽的估算，怕有150万字左右。
如今，拼尽心力，也只找到30来万字。如果不拼，恐怕一个字都找不回来。
看到这个数据，我突然感到一阵惶恐：作为一个当年颇有成就且创作量不低的作家，在过世半个世纪之后，就几乎被人忘却，作品也很难被提及、很难被找到，这莫不是一个作家的大悲哀？
一个作家该写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为当世所用、于时势有利？
一个作家又应该写什么样的作品，才能长久地感动世人，并经久流传呢？
前一类，我想起包括茅盾、赵树理在内的许多作家。
后一类，我想起包括张爱玲、张恨水在内的许多作家。
再深入下去，可引发对文学本质、特征和功用的思考。
在历史的胯下，个人犹如风中一粒不起眼、不由己的沙，谁能有自主支配的自由？谁又能由得自己？只有历史人物自己才能深深体味个中酸甜苦辣，才更能领略其中奥妙玄机。可惜，历史常常不会给人以坦陈内心的机会。一切的一切，只须一阵风，便消逝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