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侦探小说的序曲：“刑场简报”与“一分钱惊乍”
在大众化工业印刷技術和成本廉价的新闻纸出现以前，社会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主要靠街头告示，这在东西方社会都差不多。中国古代的“画影图形”和英国从十六世纪开始流行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纪初的“刑场简报”（Broadsides）几乎都是同样的格式：罪犯像加上简略的文字描述，张贴街头。
人天性中有杀戮冲动，并不一定会变成犯罪，文明教化与社会法律的罪罚机制，使大部分人对真正杀人望而却步，除了社会组织的战争以外，真正有行动力去实践血腥犯罪的是极少数人，大部分人能做到的，是观看。观看血腥的最简单的办法，在中国古代就是围观菜市口刑斩，这种看斩的行为，曾经被鲁迅先生写进《呐喊·自序》中，他写到新闻纪录片中的国人“看斩图”，即将被斩首的和围观的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都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看斩心理之普遍，并不囿于中国。以英国为例，英国历史上对死刑犯公开执行绞刑或者斩首有几百年的历史，围观死刑之盛行，甚至衍生出一种可以赚钱的“媒体产品”——“刑场简报”。“刑场简报”在十八到十九世纪英国公开执行死刑时流行，由小贩出售给围观群众。“刑场简报”在粗糙的中开本纸上印出，折叠成小本；它的画面是这样的：简单的文字加上几幅粗糙的木刻画。当时英国普遍识字程度不高，“刑场简报”上除了死刑犯的姓名年龄是文字以外，其他的比如长相特征、案发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都由木刻画来看图说话。除此以外，还有一段文字细说案情始末、使用凶器等细节，还有一幅惯用的“绞刑图”代表案犯已经就地正法，惩恶扬善，末尾是一首打油诗，劝诫众人守法向善，切勿模仿。
“刑场简报”在英国底层广有市场，流行了近两百年，曾专门有一批印刷厂生产这种小报。这种可折叠的海报形式也衍生出社会新闻海报、改革派的主义信条宣传报等新产品。“革命海报”最经典的例子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费城召开大陆会议后通过《独立宣言》，并于1776年7月4日正式公布。将《独立宣言》公之于世的办法是由印刷商约翰·登罗普印行出二百多份《独立宣言》海报，每份有半张报纸大小，现在在美国历史博物馆中保存的《独立宣言》首印版就是这种海报，页面中间有一道清晰可见的折痕。
这种粗糙但图文并茂的“刑场简报”让印刷厂看到商机。进入十九世纪后，大规模的工业印刷术的引进和社会识字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后，多页的小画书开始出现，对重大犯罪细节可以有更血淋淋的栩栩如生的描绘，满足读者围观的好奇心。这是通俗读物的开始。到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维多利亚时期，阅读第一次变成普罗大众的新型娱乐方式，“低俗小说”进入英国人的阅读史，低俗小说中的一类是漫画英雄故事，另一类叫“一分钱惊乍”——凶杀、离奇刑案……不难看出，“刑场简报”是这种“一分钱惊乍”娱乐故事的前身。
“一分钱惊乍”低俗小说中，突出的有《一串珍珠》（看题目像不像中国七十年代流行的地下悬疑小说《一双绣花鞋》？）。《一串珍珠》有一个配角是杀人理发师，后来这个角色衍生出《理发师陶德》（Sweeney Todd from Fleet Street），如今是一演再演的百老汇歌舞剧和歌舞剧电影。“一分钱惊乍”另一大类文学遗产就是吸血鬼故事，文史学家考证在“一分钱惊乍”的一系列吸血鬼故事里，这种血腥又有魅力的东西开始长上一对标志性的獠牙。吸血鬼故事也是影视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除此以外，低俗小说中真正原创的作品并不多，大部分作品直接抄袭当时的流行小说，比如拿狄更斯的著名小说《奥利弗·退斯特》（又名《雾都孤儿》）洗稿，制造出《奥利弗·退斯特》这种连题目都类似的变体，让买不起正版小说又有阅读爱好的读者也可以享受大师的抄袭版。
“刑场简报”到“一分钱惊乍”，正是英国侦探小说的黎明时期。工薪阶层是这类读物的目标消费者，血腥轰动的案情故事为他们在工作之余提供了片刻的阅读享受，是杀时间的良道。
1887年《夏洛克·福尔摩斯》正式登场，第一篇《红字研究》出版于那一年。《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并不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但的确是最好的作品之一。从前面提到的“一分钱惊乍”历史不难发现，英国公众对侦探悬疑类的兴趣其来有自，到福尔摩斯进入读者视野前两百年，侦探悬疑类小说已经是“未成曲调先有情”，广有读者市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是英国侦探小说第一个现象级的丰碑。在以后一百多年中，福尔摩斯被一再改编成各种媒体的形式，电影、舞台剧、音乐剧、广播剧、电视剧、电脑游戏，各异的媒体改编中，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可以有许多版本的演出，它不仅成为英国文化的地标，而且是影响侦探悬疑文类的巨擘。
二、经典侦探老三篇
经典侦探小说“老三篇”：爱伦·坡，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三个作者承前启后，呈垂直影响关系——细节推理、安乐椅侦探、密室杀人、穿越、死后复活、密码破解、侦探即凶手，这些日后侦探悬疑小说的必备武功，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怪诞故事集》《黑猫》和《莫格街谋杀案》都有开创性的探索，而且写得精彩。出生于1809年的波士顿，爱伦·坡比福尔摩斯早了半个世纪，他是公认的侦探小说的鼻祖，爱伦·坡小说里的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平是福尔摩斯的祖师爷。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除了断案，更精彩的是他在小说和诗歌中营造的诡异神秘气氛。诡异神秘是哥特小说的特质，文学史家把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归于哥特小说一派，哥特还有一个名字叫“暗黑浪漫主义”，对死亡的冥想是这派的主题。记述神秘的超自然故事为主题的小说，如今发展为跟侦探小说平行的另一大热门——悬疑神秘小说。悬疑之伞下可以涵盖“时代穿越”“超自然”等网络小说之必杀器，也可以包括惊乍，犯罪悬念等现实主义叙事为基础的惊险片——这两类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但都包括“谜”与“解谜”的叙述动力。百年后的美国神秘小说年会把年度奖以爱伦·坡的名字命名，实至名归。王安忆在谈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时说：“文学史大约就是这样弥漫开来，氤氲般涌动，边界是模糊的，又是错落的。”文类之间的模糊性是后来的写作者的突破口。
爱伦·坡生于贫困中，出生后父母相继去世，他一生坎坷抑郁，只活到四十岁。他在小说、诗歌、文學批评等纯文学领域的成就是超越时代的，柯南·道尔曾经说：“爱伦·坡的每一篇侦探小说日后都发展成侦探小说中一支，每一支都是大树……爱伦·坡的呼吸吐纳把侦探小说带活了。”柯南看得很清楚，在严肃文学作家插手这个文类之前，侦探故事只比“刑场简报”高级一点，页数多一点，到爱伦·坡这里点石成金。
天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模仿者，“模仿”在文学这个行业叫“主题续写”和“原著改写”，属于合法抄袭，美其名曰“受经典的启发”，这种前人开路后人写作的“启发式写作”在侦探悬疑类特别突出，比如福尔摩斯探案著名的几个故事自从柯南去世后有几千部启发式“续写”，《福尔摩斯探案集》成为公版书没有版权之扰以后，它变成当代影视业改写的金矿。到了“卷福”出演的时候，《红字研究》已经用上手机短信和谷歌地图了。
爱伦·坡的追捧者特别之处在于他们不满足于模仿大师，爱伦·坡于十九世纪中叶去世，那个时候没有电影和电视剧可以改编，没有脸书推特可以组群抱团，坡的拥趸们用的是大师毕生信奉的超验主义办法——“降灵”。让大师的魂灵附体，然后跟大师一起合写作品。这样的作品居然还有出版！降灵附体后合作出新作品，在中国叫托梦托言。在博尔赫斯最后一本小说集《沙之书》里有一篇《莎士比亚的记忆》，故事中的“莎士比亚的记忆”可以像隐形财富一样赠送给任何可以接受的人，所赠者备受大师记忆和梦魇的折磨，直到下一个接盘侠接受“莎士比亚的记忆”，前一个受赠者方可解脱。博尔赫斯写《莎士比亚的记忆》是否受爱伦·坡粉丝降灵活动的启发，不得而知。文学的魔力在于，虚构的力量可以这样强烈，它浓缩和精粹了无杂无序的生活，进而高于生活，真若假时假亦真，读者像中蛊一样被虚构的灵所笼罩。
在文学史上，爱伦·坡是唯一一个受这种待遇的大师。张爱玲说：“高鹗续写《石头记》，死有余辜。”一方面，人们对文学的热爱使文学爱好者情不自禁地续写大师，从写作的玩味中得到高于阅读的满足。另一方面，文学主题一旦形成，自带生命会超越时代，后人不停地在经典的边缘修补增添。
回到侦探小说。柯南·道尔医生一生勤奋多产，写过四部小说，也写过诗歌、舞台剧、非虚构等等，但他最出名的是那五十六个政坛故事。他是继狄更斯之后的英国文化的地标，让侦探小说登堂入室成为文学之一种。柯南的侦探小说推理严密，行文古典雅致，《圣经》和莎士比亚的金句闪耀其中，他笔下的侦探小说在文学性上已经远不是围观杀人的小报，柯南·道尔培养出英国读者品尝侦探小说时精致的胃口，他的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故事出版于1927年，直接对接下一个侦探小说大师的出现：这就是中文读者熟悉并追捧的阿奶奶。
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生于1890年。原本家境优越，父亲在她幼年早逝后留下她母亲单身带着三个孩子。那时大英帝国富强的余晖正炙，从中产堕入小康的命运不过是把大宅出租出去，一家人到巴黎和开罗等这些英国以外的便宜都市过日子。阿加莎的母亲克莱瑞莎反对给孩子过度教育，不希望他们八岁之前学会读书认字，所以小学教育对阿加莎来说近于零。但这个最小的孩子早慧，四岁就能阅读，以至于她的保姆不得不道歉：“太太，我不得不遗憾地告知您，阿加莎小姐已经能读书了，她自己琢磨教会自己的。”
1917年阿加莎在一家药局工作过，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毒药，她不仅对密封装的小瓶中形形色色的毒药着迷，更着迷的还是毒药的化学成分、配置公式，“那些科学有序的物质混合后产生巨大破坏力”，是她的总结。1920年她的第一本侦探推理小说出版，六年以后第二本出版，好评如潮，她获得巨大的名声，被誉为“真正的卓越超凡的侦探小说家”。英国读者对克里斯蒂的探案小说的喜好，可能就在于那些小说的情调之科学有序：精致的下午茶，英伦安静封闭的乡下，管家，女佣，牧师家客厅里太太们唠嗑，无所事事的中老年男人们优雅得体……
现实中1920年以后的英国，刚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历史上最惨烈、最耗费国力的战争。1930年后的十几年阿加莎进入写作高产期，接连写出她最精彩的作品，包括《东方快车谋杀案》《五只小猪》《魔手》……这个时间段也正是另一场大战的酝酿期，于无声处听惊雷，阿加莎有序精致的谋杀情杀世界对风雨飘摇中老英帝国的读者简直就是精神鸦片啊！这种精神鸦片的现象，有可比性的是2000年后的电视剧《唐顿庄园》：人们假想一个过去的稳定的世外桃源，以求现实世界中无法找到的稳定和安全感。
更何况阿加莎的侦探小说构筑的这个世外桃源，除了恒久优雅，还有杀人游戏，还有人性的暴露，还有狗血的奸情与奋不顾身的忠贞。1956年阿加莎在自己的作品热卖多年后，谦虚地承认它们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纯文学界从来对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不屑一顾，但读者真的喜欢，阿加莎在卖书记录达四十亿本，销售量排在《圣经》和莎士比亚之后，进入人类畅销书的前三名。经典侦探小说在英美被更暴力的犯罪小说取代，但在日本却一直繁荣，发展成巨大的文类，“本格派”和“社会派”，经翻译后进入中文读者的视野已经流行了许多年，近年来被译成英文回流进入美国的悬疑小说市场。
作者的价值观是文本的三观基础，价值观是一个隐性的又至关重要的道德支架。经典侦探小说的道德支架基本遵循社会正统教育的道德观，是非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个天网恢恢的有序宇宙。这个道德观井然有序的世界，也是柯南和阿加莎的小说共同点，他们对待犯罪的态度几乎一致。柯南笔下的犯罪者都是恶棍，阿加莎对笔下的罪犯有时会有一秒钟的同情，但基本也是伸张正义，捍卫法律，他们对罪与法的态度基本都是同情受害者，站在受害者一边，惩恶扬善，这是经典侦探小说毫不动摇的基本信念，这种黑白分明的古典善恶理念在世界经历两次大战后不断受到撼动和颠覆。
三、足够的机智、恶意和败坏：雷蒙德·钱德勒
喜欢画芭蕾舞女郎的法国印象派大师德加有一句话：“画一幅画跟准备一场犯罪一样，都需要足够的机智、恶意和败坏。”①最后这三个词在英文里是cunning、malice和vice。这“足够的机智、恶意和败坏”可以概括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以及他编剧的黑色电影，也可以概括随后的犯罪小说，硬汉与犯罪小说约略可作经典侦探小说在美国的变体。
钱德勒的小说作品基本都有中译本：《漫长的告别》《长眠不醒》《再见，吾爱》《找麻烦是我的职业》《小妹妹》等等。他的正业是好莱坞电影编剧，主攻“黑色电影”。严格意义上的好莱坞“黑色电影”（Film Noir）是1940年到1958年之间出品的黑白电影，以性和道德的堕落为主题，“黑色电影”的杰作除了钱德勒的那些作品，还有《马耳他之鹰》。“黑色电影”和硬汉小说在进入五十年代后式微，但其风格要素，被源源不断的后来者所模仿与吸收。
钱德勒影响了许多作家，其中一个是比他小整整一代的女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巧的是，海史密斯出道作品《火车上的陌生人》（又译为《火车怪人》）被好莱坞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看中，买入电影改编版权要钱德勒做编剧改编，《火车上的陌生人》却被钱德勒认为故事不可信，他和导演希区柯克发生矛盾，争吵时他骂悬念大师“愚蠢的死胖子”。这段文坛掌故，海史密斯生前或许未闻，她公开表示自己师承钱德勒的小说。推崇钱德勒的纯文学作家除了海史密斯，著名作家中还有T.S.艾略特、村上春树。村上曾经说过他毕生的目标是写出托尔斯泰和钱德勒合二为一的作品。
先说“败坏”：经典侦探小说中的侦探比如福尔摩斯和大侦探波洛近于上帝，他们全知全能，秉公执法，而钱德勒的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江湖，时间地点已经换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洛杉矶下城——黑帮林立，私家小赌场里红男绿女，旧楼走廊里带破洞的地毯和吱吱作响的不锈钢办公椅，办公室玻璃门上的名字已经褪色，主人公一手握着苍蝇拍，眼睛盯着办公桌上照进的一方阳光发呆，“因为他知道不久那里就会摆上一支蓝瓶的烈酒……这是南加州春夏之交的早晨，阳光明亮，遮天蔽日的浓雾还没有升起”。这是《小妹妹》的开头。马洛就是这副衰样，洛杉矶也是一样的败坏：下城的皮草店和妓院都生意兴隆，比弗利山庄的紫薇树花繁叶茂……这时电话响了，是一个女人神经兮兮的声音……故事开始了。
不动声色，带距离感的叙述风格，让钱德勒探案故事中的男男女女像一群卡夫卡城堡里出来的行尸走肉，对美国生活没有一丝好感，又不得不在这里耗下去，人物对自身处境的厌倦感是现代文学独有的，马洛的衰，厌女症，是钱德勒独创的侦探腔调，也正是这种腔调吸引了后来的一大批纯文学作者。他笔下的四十年代的洛杉矶画风是这样的：几乎每个角色手里都有一把枪——《长睡不醒》里马洛抱怨：“我今天光是缴别人的枪就缴了好多次了！”治安混乱，城市政治的腐败，深夜街头倒毙的尸体被兇手拖拽着扔进码头下的海水里……这种经典警匪片的情节对好莱坞影响至深，对比九十年代末出的电影《洛城机密》和四十年代出的《长睡不醒》，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从侦探小说演变出警匪电影，关键的转变是断案的主角马洛，从经典的上帝一样审判性角色、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侦探，滑向一个油腻中年，多次抱怨私家侦探这行挣钱太少。
再说“机智”和“恶意”：
“匆匆而过之一瞥，好像疾驰的巴士车窗上看到的街景。”
“这是一把枪，伙计你看好了，它嘭嘭两声，你们就倒下了！”“你像收音机一样到处泄露情报……”（《长眠不醒》）
“我第一次看到泰瑞·里诺克斯的时候，他正醉醺醺地倒在劳斯莱斯‘银色幻影’的副座上。”（《再见，吾爱》）
这些充满个性的酷炫对话和描写，是钱德勒小说一大特色，马洛那些直来直去的话，可以直接成为警匪片的台词。跟精心布局的阿加莎式谋杀不同，钱德勒写的杀人犯罪几乎是随意的，偶遇的，嘭嘭两声，你就挂了，比如《长眠不醒》中娇生惯养的富家女二话不说取枪上门就把敲诈勒索的恶人干掉，留下亲姐姐来收拾残局，顺便杀了更多的人。钱德勒小说叙述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破案，而是来自于追逐，马洛开着车子在洛杉矶荒凉的深夜的街道，半无聊半焦虑地寻找一个又一个形迹可疑的线索。钱德勒说过，他写小说的起因，是想给那些戏剧性的对话安一个更戏剧化的背景，这个背景里“受害的弱女子，或者无情的歹徒，又有多少差别呢”？换句话，惩恶扬善的主旨被弱化了。《长眠不醒》被改编成电影时，原书中几乎所有的人物对话都保留下来，它们代表钱德勒的腔调。
都市的荒凉，繁华下的空洞，罪犯亦正亦邪，硬汉小说在美国二战后的繁荣盛世显得不合时宜，经典的黑白电影也在那时退潮，成为怀旧爱好者的时代剧。钱德勒的风格，一直要等到下一代作者成长起来时才能看到他深远的影响。
四、与罪犯共情之《天才雷普利》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1921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1945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火车上的陌生人》，引起轰动，也吸引了大导演希区柯克的注意，跟钱德勒一起将它改编为电影，成为悬念电影名作之一。这本小说讲到两个在火车上相遇的陌生人，相约为对方去杀对方所恨的人，被杀的人因为与杀人者毫不认识，这种无线索的谋杀将无法被警方所破获。这个奇特的构想以及故事一路的怪异发展，的确是前所未见。
海史密斯一生写作二十二部长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二十多次改编成影视剧。但触电并不能让文学界认可她的才华，自从《火车上的陌生人》之后，她一直顶着侦探小说作家的名号，被美国的纯文学界所回避，几乎所有的奖项与她无缘，直到余生的最后几年她才开始被文学正统认可。海史密斯1995年在欧洲去世，也正是那一年，《天才雷普利》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她身后名声鹊起时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
海史密斯坦言受加缪的存在主义影响，也熟读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从钱德勒的硬汉小说中学到行文的风格。海史密斯十二岁时身为艺术家的母亲独自去纽约谋生，把她弃留在祖父母身边，这个早慧的孩子，一生与母亲关系冷淡，“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年”，她后来回忆，这句话在她创作的著名人物雷普利那里得到回应：“我可以永远等下去，我小时候在沙滩上等待父母回来，他们出海了，我等了好多天，他们落水淹死了。”
年轻的她初到纽约时，谋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漫画书写故事，一写就写了好几年，先是全职然后是自由职业，给纽约的各大漫画公司打过工，其中包括著名的“及时漫画”，也就是后来的漫威。她的朋友曾经安排她跟漫威的总编斯坦·李约会，约会后并无下文，海史密斯那时还没有公开女同性恋者身份，貌美如花的她只对女性感兴趣。她的作品《盐的代价》写女同性恋情，后来改编成电影。海史密斯因为自己隐秘的性取向，在心理上一直是社会边缘人，她的小说中的人物面临身份困境、性取向的困境、阶层冲突，这些话题远远领先于时代。海史密斯最著名的作品，以雷普利为主角的系列小说，一套五本，在欧洲被广泛地译成各种语言。
侦探小说的读者，读到海史密斯的雷普利系列，很快就明白世道变了——侦探小说变成犯罪小说。警察抓坏人的模式还在，但角色全变了味儿，比如《天才雷普利》，侦探这身肩社会正义的角色，在二十七章才迟迟出现，到第二十八章已经离场，全书一共三十章，通通由雷普利这个犯罪天才担纲，视点完全聚焦到罪犯身上：他是谁，他为什么要杀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童年创伤……这些对罪犯贴身的内心探索，很快使读者与雷普利一起共情，一起杀人作案，心惊肉跳，愤世嫉俗……通过转换视角，作者轻易完成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战后坍塌的荒凉世界。“妈妈死了，我记不得是今天，还是昨天……”这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里的开篇第一句话，海史密斯熟读加缪，她的侦探犯罪小说作品，可以看到这些先哲的影子，在一个幽暗的非理性的魑魅魍魉的世界中，活下去是第一要义，惩善扬恶就不要想了，这被奥登称为“焦虑年代”。
经典侦探小说里道德制高点，被“雷普利”系列完全翻转。比如《雷普利的游戏》这一集，雷普利帮助本镇的画框师傅完成杀人使命后，雷普利平静地安慰初次杀人后惊魂未定的画框师，说：“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让交通堵塞的柏林的路上少了一辆车而已，没有什么。不要难过，他们活着不给这世界增加什么价值。”这句话，让人想起东野奎吾的《白夜行》那个剧情翻转的结尾，《白夜行》对着即将跳楼自杀的凶手痛心疾首，《天才雷普利》却要轻松许多。
画框师傅杀人后黑帮分子追杀上门，雷普利和画框师傅联手自卫，顺利杀敌并焚毁三具尸体，他说：“杀了人之后过几天你根本不会记得自己干了什么。”说着雷普利往装尸的汽车上浇汽油，点燃火之后，他在一边等着汽车燃烧爆炸，一边趁那一刻工夫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当地的花店，给开音乐会的太太订花：“要五打中国牡丹，大红色最好。”这种淡定，黑帮世界和岁月静好的庸常生活之间顺利切换，海史密斯的笔调，努力消除杀人场面的紧迫感。
雷普利是冷血的杀人惯犯，他的所作所为读者都不意外。最令人意外的，是那个一辈子循规蹈矩的画框师傅，从守法的普通中产阶级体面人变成职业杀手，不过是瞬间的事。画框师傅在自家的派对上议论雷普利“钱多品位差”，被应邀前来的雷普利听到，为了报复这个身患绝症的邻居言语侮辱，雷普利设局让画框师傅成为德国黑帮买凶杀人的凶手。按雷普利对人性黑暗的观察，画框师傅缺钱，重病在身，去日无多，他会为了钱铤而走险。而画框师傅的表现，的确一步不差地照著雷普利设的局在走。一个老实本分、遵纪守法的普通人在钱数足够（10万欧元）的情况下就愿意动手杀人，这种道德悬崖的瞬间跌落，好人与恶人的道德差距之狭窄易碎，是作者对人性之恶最悲观的直觉，可以说没有好人坏人，只有“超人”和“天才”，其余的人类不足为道，死一个和死几个没有多大区别，“交通堵塞的柏林的路上少了一辆车而已”，这是海史密斯信奉的尼采哲学。
雷普利系列第一本出版于1955年，至今一直在欧洲热卖，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和舞台剧，被欧洲读者追捧。海史密斯的犯罪小说亮点，在于人物犯罪心理之丝丝入扣，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幽闭而非理性的世界，逼近地围观杀人，既不安又兴奋——这回又一次回到“刑场简报”，人类永远对观看杀人的仪式入迷，而且毫无愧疚感。
五、从侦探小说的变迁看社会价值观的分水岭
吕效平老师有一篇著名的讲演《考迪利娅的结局》，谈到莎士比亚去世后不久英国戏剧界搞洁本运动，把不合三观的剧作加以修改，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的结尾被改成一个美好的结局：考迪利娅没有死，李尔王也没有疯，他们父女幸福地生活下去……时移世转，这个美好的结尾过了几十年就被改回原作的样子——死的死，疯的疯，好人一无所得。吕效平总结考迪利娅的不同结局实际上代表的是戏剧的中世纪和现代世纪的分水岭：中世纪的戏剧的内在信念是，这是一个有序的道德完美的世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代戏剧中这种人为设定的善恶评判已经不存在，罪与罚没有必然的果报关系，伟大的德行和苦难并不带来道德上的崇高和永生的希望，相反，像考迪利娅这样的忠贞高贵的人却因为渺小的极偶然的因素而死，这种生与死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揭示的是一个无序的世界，这种无序，就是尼采的“上帝死了”。
经典侦探小说到犯罪小说的变迁也凸显了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分水岭。“惩恶扬善”的叙述套路，是道德有序世界的必然延伸，一个道德有序的世界里，美德必然得到回报和认可，即便是悲剧，邪恶战胜美好，那也是暂时的，美好也就是美德必在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上得到永生为回报，这就是古典世界的世界观，这是为什么《李尔王》原著的结局里诚实忠贞的考迪利娅死去，让那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观众不能忍受，因为考迪利娅的死在一个经典的“好人有好报”的道德秩序中是一种异端，与她的美德匹配的是“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这种大团圆结局。考迪利娅死了，连环杀手和职业骗子雷普利却幸福地生活下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也让相信道德审判必然降临的文学评论界很难堪。在她生前，海史密斯不仅背着写侦探小说的名与纯文学奖项无缘，连侦探小说类的评奖，也嫌她三观不正，对“大团圆”的期待在普通读者和正统文学精英中根深蒂固。
像矿底的金丝雀，杰出的思想先行者们，包括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领先于时代，预言时代方向的角声。海史密斯写出“雷普利”系列之前，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不仅有《李尔王》，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尼采《善恶的彼岸》这些质疑经典有序世界的思想之火。进入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全球规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至今不能消停的局部战争，原子武器，种族清洗，人伦浩劫，这些人类灭亡层次的大惨案大威胁之后，读者不再相信一个道德有序的世界，杀死一个人不仅可以逃避惩罚，事实上，杀死千万人，灭亡一个种族这种规模的人类浩劫都一直在发生，并以正义和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罪与罚之虚无缥缈，道德审判之可有可无……一个逍遥法外的雷普利，又算得了什么呢？
《雷普利》第一本出版于1955年，之后近半个世纪，英美的文学和艺术，无论是影视界还是文学界，都不约而同地加入犯罪大潮，《教父》捡起四十年代“黑色电影”传统，开始了又一波黑帮电影，《美国精神病人》里雅皮士杀人为乐，连环杀手汉尼拔医生系列（《沉默的羔羊》）写一个智商超群的人肉爱好者，“把他的肝脏油煎了就着蚕豆和基安提红酒一起吃”。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里，提到“时代的崩坏”：“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不知道是谁的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