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贫富差距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收入分配不均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本文从推进城镇化发展改善城乡差距、深化改革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减少行业收入差距等方面，分析了如何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降低贫富差距。
关键词：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行业收入
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自古以来事关社稷民生，如今我国的国民财富总量以雄踞世界第三，分好财富问题日益重要。俗谚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经常被用来比喻国家的经济富强和人民的富裕程度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却在拉大，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连年下降。中国的经济奇迹与百姓的结构性贫穷，形成鲜明的反差。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目前的约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并且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一、城乡差距，二元结构不合理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2008年城乡差距收入比扩大到3.31: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2009年延续了这种扩大趋势，城乡收入比为3.33:1。近5年来，农民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增长速度仍然落后于城镇居民，致使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其程度上的不断加重，更有其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中国长期不合理的二元结构。这与政府长期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政府势必将不堪重负。可以说，它“在利益分配上向城市倾斜，形成了事实上的户口等级、户籍世袭制度，强化了人们的地域观念和城乡观念。”结果是，这种政策将城市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推进城镇化是改善这一局面的关键，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建立新型的现代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农业劳动力永久地、可持续的转移到非农业行业的工作上来。2008年就业人口总数40％的农业人口，只创造GDP总量10％的农业产值。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建立进城农民工的社保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补偿制度和社保体系。
二、劳动报酬分配不公，行业收入差距大
目前，中国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数据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企业、政府所占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资本所得上升，劳动所得下降，工资上涨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这样一来，以工资所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人群，与有着投资收益的企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人和岗位的孰少孰多。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是目前我国工作的重心。过去三十年，我国对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来促进，是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目前我国就业压力之大世界罕见，有2.5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每年还有600多万大学生和5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要就业，制定和实施促进小企业、服务业战略规划已刻不容缓。
我国每千人拥有企业11个，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45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是25个。2008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40％，与人均收入水平当的国家比低6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率占全部就业33％，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
政府应在产业政策层面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由于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政府应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融资等方面为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扎实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创造公平机会。
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最主要是要建立起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垄断。我国垄断行业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而并非市场自然垄断。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低是最高的1.8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为5～10倍。
因此，调节收入差距，根本上还在于政府通过深化改革、减少垄断、打破垄断。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创造公平机会，整顿分配秩序。扎实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平均分配。通过充分竞争形成市场价格。2010年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会有新的突破，教育、医疗、卫生、基建、公用事业等垄断领域会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与此同时，通过提高垄断行业利润上缴国家比例，使得其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维持在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合理比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