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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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宗教正式形成之前,祖先们就开始使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记录着各种重要信息,试图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传承下去。而这一切最终都有意无意地形成了“艺术”的萌芽,成为了艺术品或艺术创作的动机,其中绝大多数形式一直传承至今。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肤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 《五运历年记》徐整•东汉

混沌初开 • 早于文明觉醒的艺术

三国时期,吴国太常卿徐整在其著作《五运历年记》中对“盘古开天地”的描述被认为是这段创世神话的最初创作者,从此成为了中华民族世代流传,特别是在汉族人民之间家喻户晓的故事。此后,女娲补天,捏土造人,才有了如今这大千世界中各具特色的人类世界。

关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牵扯到哲学领域的三大“终极思考”之一:“我从哪来”。对此,全球各地的先祖们都通过神话传说或宗教记载进行了不同的描述,即便是在我国,不同民族之间的神话故事也不尽相同。埃及赫里奥波利斯神系(The Heliopolis Theology)中,太阳神阿图姆(Atum)在混沌之海努(Nun)的孤岛本本(Ben-ben)上创造了世界,他的泪水最终化作人类;希腊神话中,泰坦之子普罗米修斯(Προμηθεύς)依照神的外观用粘土和水创造了英雄时代的人类,并由智慧女神雅典娜(Αθηνά)赋予了灵魂;印度教中,创造神焚天(Brahm)每43亿2千万年便会创造一次天地万物,再由湿婆(Shiva)将其毁灭;《圣经•创世记》中,神花费五天时间创造天地万物,在第六天创造了包括人类的一切生命,并赐福安息的第七日为“圣日”。

相对世界的诞生,个体的陨落则显得甚为渺小。死亡这一概念对人类产生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在得到“我是谁”的答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去哪里”的思考,并由此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冥世观。无论灵魂不灭还是六道轮回,从琼浆环绕的奥林匹斯到业火不灭的万劫地狱,人类或通过先人的启示或得到神灵的点拨,已经具备了系统描绘死后世界的能力,并构建了非常庞大的体系为在世之人提供参考。

那么对于在世的人来说,生活是无比艰险的,充满了挑战和人力难以理解,更无从抗拒的因素。即便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以何种方式承载,先祖们都对大自然孕育的天地万物和种种现象怀有无比崇拜、敬仰及感恩之心,并尽己所能地赞美、传颂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在任何宗教正式形成之前,甚至远早于文字这一伟大发明的诞生,祖先们就开始使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记录着各种重要信息,试图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传承下去。而这一切最终都有意无意地形成了“艺术”的萌芽,成为了艺术品或艺术创作的动机,其中绝大多数形式一直传承至今。此后,艺术又反过来成为了宗教、神话、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最强力的载体,甚至在流传过程中起到放大、转译、交流的关键作用。

纯粹从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和器物类型学的角度看,绝大多数艺术品已经或正在被清晰辨识并分门别类划分到非常具体的板块之中,其中还不乏具备跨学科或用途的交叉。笔者则更习惯以他们的具体用途或产生背景将他们进行分类,似乎这样更方便理清他们诞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创世之初 • 信仰的萌芽

天地初分,人智未开,古老的人类祖先们在大自然中努力拼搏,逐渐探索出了适于各类环境的生存模式和社会结构。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水而居,通过农耕、狩猎、渔业等各种方式满足了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繁衍生息。他们发现了火的用途,并根据自身的生存方式陆续创造了石器、陶器、历法、计数和水上承载等技术,进一步加强了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

不同于当代自然科学的现状,当时的人们无法合理解释自然界中的种种事物和现象。面对风雨雷电、猛禽野兽、疾病伤痛等灾害,他们无从得知其中缘由,更无法应对灾难性的后果。心生畏惧的人们将这些现象用通俗易懂又简洁明了的方式记录下来,形成了各种图腾,并通过对其崇拜和祭献的方式,以期达到和谐共处乃至借助其力的效果。

鉴于人类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重现这些自然现象,为了解释它们的发生,便以拟人或拟物化的方式对现象进行了描述。雷公电婆、风伯雨娘从此应运而生,有些神话体系中则把自然灾害附着于共工、天狗、九头蛇(Hydra)等虚构形象之上。而诸如日月星辰等更加遥不可及的事物通常会演变为拥有更高神格的存在,被人们顶礼膜拜。

相对于洪水、干旱、冰雹、山崩这些自然灾害,先祖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个更为实际的恐惧,那就是黑暗。夜幕的降临让他们无所适从,不同于自然界中其它物种的进化,夜视能力和听觉的不足将他们瞬间从猎手的身份转变为猎物。就这样,黑夜便于死亡、邪恶、神秘以及恐惧关联了起来,而夜间行动不受影响的生物通常便被冠以神性或魔性的名头,受到人们的崇拜。

除此之外,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无论飞禽还是走兽,只要他们拥有人类所不具备的能力,或能够惠及人类的温饱起居者,都被我们的先祖所敬仰和膜拜。寿长千年的乌龟、脱壳重生的金蝉、力大无比的黑熊、化茧成蝶的蚕蛹,通过对他们图腾化的崇拜表达了先祖们追求神力、驱邪祛病、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

伴随着各种神灵的诞生,对他们表达尊敬和畏惧,祈求赐福和宽恕,询问过去和未来的行为逐渐开始普及。为了与这些若即若离甚至无形无状的“存在”沟通,先祖们创造了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他们传递着信息并试图理解他们的回应,由此逐渐形成了最早的巫祭活动。这些祭祀活动大多伴有神秘色彩和繁复的规制,并通常由专门的神职人员主持和操作。他们借助音乐、舞蹈、文字、法器等有形的介质作为纽带,连接现实与虚空,转达双方的意志。

无论高卢地区凯尔特文化的德鲁伊(Druid)、非洲大陆擅长巫毒之术(Voodoo)的巫师、神游太虚或神明上身的萨满(Shaman)还是我国商代以牛骨龟甲占卜的祭祀,或多或少都完全或部分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在这一过程中,为祭祀仪式所准备的各种法器和装饰用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环节。先祖们为了充分表达虔诚之心,必须将对美好和庄严的理解发挥到极致,不惜工本,呕心沥血地制作每一件器物,以求满足神灵的要求。考古发现也证明,早期文明在巫祭活动中使用的器物,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审美成熟的程度来说均远远高于同期的日常生活用品。

尽管如此,受限于科技水平的制约,无论用于日常生产还是艺术创作的工具都非常有限,只能就地取材,简单处理。石器时代的先祖们利用各类硬度、韧性和颜色不同的天然矿石作为工具,同时也将这些材料作为艺术创作使用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形成了陶器、岩画、玉雕、牙角木雕和布艺等艺术形式。遗憾的是除了陶器和石器之外,有机质物品经过千年的腐蚀和氧化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甚至灰飞烟灭,无法得以保存。所幸他们承载的记忆和艺术风格得以被子孙们代代相传,并融入到了随后的各种艺术形式之中。

在我国,距今约5500年前,西辽河流域繁衍生息的先祖们被当代考古学家定义为“红山文化”,也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这个以农耕为主兼以畜牧和渔猎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出了神秘而发达的祭祀与随葬制度,彩陶和细石器的制作能力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器物特点和艺术特征。

现代考古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发现,这一地区的先祖们具有“唯玉随葬”的习俗,也就是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除了玉器外并无其它随葬用品。或许是玉器对灵魂的升华来说太过重要,又或许是木、骨、角器无法经受千年的碎月而氧化殆尽,如今我们只能通过那些造型独特,制作精美的玉器了解古人对精神世界和大自然的感悟。

无独有偶,与红山文化大约同期的另外一支文明起源,栖息于我国东南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先祖们也发展出了完善的制玉技术,并将玉雕艺术和巫祭文化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他们独具一格的神话传说和精致入微的艺术审美造就了举世闻名的良渚玉雕,相对于玉器造型、纹饰的复杂程度和制作精度来说,其制作工艺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下期待续: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演,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影响力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经历着一个个高潮和低谷时期)(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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