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郭沫若对先秦诸子中儒、墨、法诸派的学术观点为例证，分析了郭沫若史学研究中人民本位的特点，并进一步阐释了该特点在郭沫若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时代性分析这一特点的价值与不足。
【关键词】 郭沫若；人民本位；儒家；墨家；法家
郭沫若曾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到：“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断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为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郭沫若将这一思想贯彻进了他的诸子研究当中。
站在人民为本的立场上，郭沫若认为，孔子的“仁”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他是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孔子把礼乐文明也推广到了下层百姓之中，使百姓也能享受到艺术和音乐等精神方面的生活。在教育方面，孔子也是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凡是能拿来“束脩”的，他都会教，并且因材施教。所以普通百姓也能受到教育。对于孔子站在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这一点，郭沫若大加赞誉，他说孔子所坚持的“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并认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他说孔子的这种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因而孔子是完全以人民为本位的。
从以上论断中可以看到，对于社会进步力量与新兴势力，郭沫若都是支持的。之所以抑墨扬孔，是因为他判定了孔墨当时所处的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代表新兴势力、与传统权威对立的“乱党”，自然就是被他所肯定的人民的力量。所以当孔子及其弟子“扶住私门”、“袒护乱党”的时候，墨子却站出来大肆批判，认为他们是以下犯上，唯恐天下不乱，这样，墨子就被郭沫若打上了“扶住公门”，替王公大人谋取利益的标签。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物，大体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总之，他说“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
郭沫若认为墨家的立场是错误的，“天志”、“明鬼”的思想完全带有宗教神秘的色彩；“兼爱”与“非攻”也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出发点，对强者欺负弱者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尚同”的思想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有力证词；“节用”、“节葬”作为与儒家所倡导的“礼”相反的命题而出现，只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同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百姓的生活俨然是节无可节的；“非乐”其实是在剥夺百姓劳作之余，活动筋骨，击缶作乐而已。孔子将礼与乐等文化形式与艺术形式传播到下层百姓中，使人民也能共享其美妙，陶冶情操，而墨子却只知道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上，一味的鞭笞民众强力疾作，否定音乐，否定所有的艺术形式，反对人们快乐的享受生活。
对于法家的批判，郭沫若也贯穿进了这一标准。他认为前期法家的产生，依赖于社会的变革。因为“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的产生，有了新法制的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法制的法家思想的出现。”这个时候的法家是支持新生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统治阶层的利益。他们主张把分散的私门的力量其中起来，也是从国家富强的角度出发，因而郭沫若说到“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所以他进一步肯定了前期法家是“富有进步性的”。但是到了韩非那里，郭沫若就对法家做出了严格的界定。从思想渊源来看，韩非应该被称为“法术家”，他继承了商鞅关于“法”的思想，又补充进了申不害“术”的思想，无论是“法”还是“术”，韩非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的，是一位“极权主义者”。郭沫若认为他至始至终都是在替君主出谋划策，镇压人民，“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所以郭沫若对他的主张基本都加以否定和批判。
以上郭沫若对诸子的赞扬和批判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还是过于激烈，有失偏颇。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他大力赞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却极力反对与之相对的墨家和法家（前期法家除外）。对于变革时代的百家争鸣，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产生的背景，都旨在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不同的问题入手，不同的角度出发，诸派都尝试用一种理论去解决，所以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和不到之处。郭沫若只依据单一的标准，去分析评价诸子学派，有时显得过于苛刻，而不够客观。
我们在评判古人的思想时，应该还原其当时的学术环境和社会背景，并报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诸子学派是如此，当然对于郭沫若我们也应当如此，因为他研究历史的态度，是集科学的严谨和现实的需要以及历史的感情于一身的，这也表明了历史研究总是不能摆脱一定的社会制约而达到纯粹的客观。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郭沫若认为，只有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某一社会思潮或思想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存在恒久的价值，因为人民的立场就是进步的立场。因此，郭沫若说到“人民是不朽的，谁得到人民力量的便会胜利，谁失掉人民力量的便会失败。”人民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政治术语，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力量，是社会的主人，也是其前进的推动者。人民中的主体永远都是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每到社会的变革时期，要求进步与解放的劳动人民总是和维护旧秩序的统治阶级相对立。“我们不蔑视文化遗产，但要以人民本位为依归。本是绝对的是非，不做盲目之墨守。”郭沫若认为，要想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发展，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可以实现。所以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都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
作为学术研究，郭沫若的这一态度究竟可不可取？笔者认为，这是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所必然会使用的。只要人类社会一直存在，以人民本位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有其合理性。在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思想道路上，我们充分肯定郭沫若这一研究的开创性与指导性，但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又不应该预先设定一个立场，符合的就加以肯定，不符的就加以批判，这样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而且各种思想的产生都是多元的，只用一个标准去衡量，用一种视角去管窥，都是看不全面的。
但无论如何，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以及思想史学科的先驱，其所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进行思想史研究应当借鉴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沿着他与侯外庐等老一辈史学家所开辟的道路，继续推进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 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作者简介】
赵 典（1987.8-）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