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管理理论的流派众多，各执一端，互相争锋。20世纪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兴起便标志着现代管理的最初起源。科学管理之父——美国人弗雷得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年）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
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启了现代管理的源头，其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1911年）对整个管理思想史的影响根深蒂固。自科学管理诞生始，批评与赞赏之声从未间断。管理的目的和实现手段的关系问题是管理学批判与建构的核心问题，从此视角探求科学管理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历史地位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是对诸多管理流派进行后现代整合的有益尝试。
通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范式在管理学中的历史溯源，本文认为，泰勒制之所以与泰勒文本不同，主要是泰勒制只是继承了泰勒文本中科学主义成分（手段系统），而忽略了其人文主义成分（目的系统）。
科学管理的目的系统
科学管理理论的理性工具系统历来为人诟病，这往往源于人们的思维及偏见的束缚。其实，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目的、价值所在。科学管理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各个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由于对其目的系统认识不清而产生偏见。深入探究科学管理的目的系统也是相关研究者往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资源稀缺性决定了管理存在的必然性，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资源与需求的多样性则决定了管理的目的并不单一，泰勒的科学管理亦如此。从对泰勒科学管理文本解读中，我们可以将其目的系统分为组织目的子系统和社会目的子系统。而前者又有根本目的与直接目的之分，后者又有初始目的和次生目的之分。
（一）组织目的子系统
在组织的内部，泰勒首先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度来定位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即在协调中实现雇主与雇员“最大限度的富裕”。在泰勒看来，如果管理得当，劳资双方发挥其最佳能力，可以同时满足双方的物质财富需要。同时，管理双方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应该在合作中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直接目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组织工作效率较高时，才能实现双方的最大限度富裕。在管理中，“磨洋工”现象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害的，因为产量不足，组织就没有足够的财富去分配给劳资双方。所以效率是管理追求的直接目的，是为满足劳资双方的物质需要这一根本目的服务。
（二）社会目的子系统
社会目的子系统不仅仅关注组织管理，还有更宏观的社会、文化的目的。
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统治基础。工业文明推动了科学技术空前发展，同时弊病也显现。
1848年，马克思（Karl Heiich Marx，1818年-1883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发表《共产主义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并迅速和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1858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其后，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1820年-1903年）把“适者生存”这一原理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逐渐成为主导的资本主义观念。
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有能者总能居于社会高层，导致社会分化。泰勒创立科学管理时，劳资矛盾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社会问题。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促使劳资双方的合作是泰勒的初始目的。泰勒主张通过管理变革，实行一种全民性的教育，来解决劳资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泰勒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管理社会目的子系统中的次生目的，即劳资双方实现一场伟大的“心理革命”。他将其视为科学管理的精神实质，并使科学管理摆脱了车间生产实践的缠绕，而具有了哲学层面的思考。
（三）目的系统评析
从科学管理的目的系统看，Weisbord（1991）认为，泰勒实际上是他所在时代的改革者。通过管理改革，他希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的工作、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可以说，这一目的系统是富含人本主义精神的，他的根本目的是强调人的物质需要;而其社会目的子系统中，无论是缓和劳资矛盾还是心理革命，都进而上升到了人的精神层面。虽然泰勒的理论中涉及人本主义，但这不是他的本质。目的与初衷是一回事，而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历史影响及其倾向是另一回事。
科学管理的手段系统
（一）理性工具盒
科学管理的手段系统是科学管理的主要内容，即泰勒提出的一系列管理原则、制度、规定、方法、技术等。如果将科学管理的手段或工具视作一个完整系统，则可以从中识别出制度子系统、技术子系统和方法子系统。
制度子系统即泰勒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工作定额制度、标准化制度、员工职业培训制度、差别计件付酬制度等。技术子系统包括时间研究、动作研究、确定统一的标准工具等。这些都是技术性较强，可以定量衡定的管理技巧，往往结合制度子系统配套使用。方法子系统是管理中未被制度化的非技术性的一些管理观念和规定。具体包括用科学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
（二）手段系统评析
泰勒科学管理的手段系统开启了人类管理现代化的篇章。作为其理论的主要部分，管理的手段系统强调人的努力和运用科学理性来规范管理，人类管理开始真正脱离了低效的经验管理。
科学管理的很多方法至今仍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泰勒对现代意义上的勞动培训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正是由于把泰勒的方法系统地运用于工人培训上，才能开展战时生产，最终取得胜利。
泰勒制对管理现代化的建构，是通过牛顿物理学范式，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管理中实现。这种物理学范式认为，世界像一架运转的机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简单、明晰和线性的，人们可以发现其间规律，从而实现精确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预测和控制。
泰勒汲取的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和赫伯特·斯潘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基于理性的强制和控制规范性地引入管理中。科学管理之后诸多学派都深受此理论范式影响。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科学管理悖论
科学管理自诞生后带着人们对他的推崇或批判映射到整个管理思想史中的各个阶段。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我们每天都在享受泰勒制的高效率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反抗和抵制效率崇拜带给所有劳动者的心理枷锁。手段系统与目的系统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此悖论。这种冲突使泰勒制目的系统中的大部分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
（一）理论体系的内在不平衡性
科学管理悖论首先表现在它的目的系统与手段系统严重失衡。科学管理的目的、价值层面的论述缺少哲学性的思考，而将整个理论重心放在基于效率之上的手段系统。
这种理论体系的内在不平衡，导致科学管理在实践中往往忽视其整体的目的系统，而专注于机器、工具等物质层面的问题，对人的关注也仅仅服务于其理性控制体系。另外，科学管理专注于作业层的控制，而缺乏对整个组织的宏观审视和价值思考。
（二）手段与目的的内在冲突
科学管理的悖论最突出地表现在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内在冲突。科学管理的手段系统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而忽略了工人精神需求，所以这些手段和其他目的之间很难有因果关系甚至是背离的。科学管理理论投入实践后，遭到劳资双方的反对，其导致的结果是，劳资双方矛盾不但没有缓和，甚至可能更激化。
（三）手段-目的链的断裂
在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和组织管理实践中，目的与手段不是界限分明的，较低层次的目的相对于高层次的目的来说具有手段属性，这样按层级推进，手段与目的之间，及其各个子系统之间就形成一个手段—目的链条。在泰勒的科学管理中，目的系统是模糊的，手段与目的缺少直接因果关系，目的子系统之间缺少因果联系。这种断裂是导致科学管理的目的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目标置换：手段与目的变异
科学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目标倒置这一问题，即手段与目的局部颠倒。科学管理的手段系统宏观指向目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目的的损害甚至高于目的本身的价值，手段的工具性价值变成了最终价值。科学管理的手段系统中设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衡量标准，但是可能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工人们对资方控制做出反应的直接目的。
（五）基本假设问题与价值冲突
科学管理悖论还来自于其手段、目的系统之间的价值冲突。泰勒的目的系统富有人本主义意蕴，不仅关注人的物质需要，也关注人的精神问题。而其手段系统却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认为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按照科学的方法可以实现对工人的机械化的控制。可见，科学管理目的系统与其手段系统有着内生的哲学层次上的价值冲突。
科学管理悖论生成原因及破解路径
（一）生成原因
任何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科学理论，无论其本身是否完善，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必须还原历史，将科学管理悖论放在其生成的时代中，并从其整个发展演化历史来审视这一问题。当然创立者及其追随者的主观因素也不应忽视。
首先，时代主题及其主导诉求。泰勒所在的时代是新教伦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经济理论与工程实践中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另外，纵观19世纪，工人生活状况极其低下，提高效率增加财富成为时代主导诉求。泰勒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以效率为核心展开其理论，开列出系列理性工具是完全符合时代背景的。
其次，技术知识局限。科学管理诞生时，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知识和技术的局限使泰勒忽视调动人之积极性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很难发展出实现其目的体系的另外手段体系。
再次，个人经历及价值观。泰勒当过机工学徒、制模工、工长、机械师和总工程师，他深刻地了解工人的种种问题和态度。另外，他本人也深受新教伦理影响，笃信勤奋、竞争、个人主义等当时的基本价值。这种车间、工程实践背景和新教伦理深深影响了他的理论体系，使其聚焦于车间管理和工程控制等微观管理层面，并极为强调理性主义思维方式。
最后，科学共同体的影响与后人曲解。人们熟悉的科学管理的原理、方法等手段系统只是一个局部的泰勒制。事实上，我们今日常说的泰勒制是泰勒及其追随者和整个科学共同体共同发展的。他的追随者多是一些技术专家，他们大都从其工作经验出发推崇效率至上主义。正是他们将泰勒制中的理性主义推向极致，以至于泰勒制成为科学主义范式的典型代表。
（二）破解路径
泰勒科学管理是顺应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尽管科学管理诞生伊始遭到了多重诘难，但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地迅速扩展。但是又带了一系列问题。使人们逐渐在物质财富与精神灵魂、道德伦理之间陷入两难选择。
面临悖论所带来的矛盾和分裂，我们不应恐惧退却，因为悖论不可避免。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剧烈波动乃是创造力和新秩序出现所必须的前奏。科学管理悖论造成的分裂与紧张催生霍桑实验，科学管理开始自我否定的加速过程。
此外，悖论使我们面临的世界不是单纯、简单的机械体，而是非线性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网络。正是科学管理悖论的内在冲突，促使管理理论的发展并滋生出繁茂的“管理理论丛林”。这也是后现代社会里，我们对管理学理论进行新的整合的起点和重要基础。
在这种整合中，我们需用人本主义范式提升、改善科学管理的目的系统，并配以更符合现实并富有人性的手段系统。在目的上，管理应具有更明确的人本指向。管理因人的需要而存在，应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崇高目的服务。在实践中，根据组织性质和环境，管理应有明确的目的系统。在此系统中，人之精神呵护与提升和人之物质满足同等重要。
在管理的手段系统中，我们应该发展出一个逻辑与情感、技术与伦理、理性与非理性和谐兼容的工具系统。必须明确的是，在作为管理手段的这一系统及其实践中，人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技术理性与人际关系两者将互相影响、彼此促进、不可分割，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代表组织的整体。
在这样一个混合的组织世界中，如何探寻并构建两者的合理结合是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克服和努力的一大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泰勒制的手段系统不仅仅是消解和批判，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科学管理的手段系统在局部行动领域依然有效并且十分必要。
泰勒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对互联网与物联网时代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响应。物联网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为泰勒制目的手段系统之间悖论的真正克服提供了契机，海尔的COSMO Plat使泰勒制在新时代发生颠覆性改变。
从2008年开始，海尔依托持续的自主创新体系，通过管理模式创新和技术体系创新，对整个企业的产品设计和制造体系进行了模块化改造，同时在虚拟设计、实体制造方面进行了系统建设。从模块化到自动化到黑灯工厂再到互联工厂，初步构建了互联工厂生态圈体系，并正在将互联工厂探索的经验、知识打造以用户为中心，实现用户终生价值的COSMO Plat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实现了全数据的自我管理和运营，其核心就是创造用户价值。
承载着新的时代基因与中国智慧的海尔人单合一模式，在时代属性、人性假设、企业本质、管理原则，以及组织结构、激励方式等各个领域，超越并颠覆了自泰勒制以来的科层制等级控制体系，将企业的适应能力、创造能力和生产规模结合在一起，将组织经济绩效、员工自我实现和用户个性化需求有机融合，以智能互联工厂连接了组织社群中的所有资源，淡化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通过持续、动态的内外交互，消除组织边界并获取生态价值，已经孕育出新时代管理理论发生新的范式转移的基本元素。
在《科学管理原理》发表一百多年后的近日，泰勒制自身的逻辑悖论及其面临的物联网时代境遇表明，管理学界需要开发物联网时代更具科學与人文整合性特征的海尔制了。
备注：文章节选自胡国栋《管理范式的后现代审视与本土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内容根据需要有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