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民国时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吴晗作为胡适的学生，深受其影响，走上了明史研究的学术之路。在此通过胡适在不同时期对吴晗的影响，总结吴晗的学术思想渊源。
关键词：胡适 吴晗 实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C34 文献标识码：A
Brief Analysis Hu Shi’ Influence to Wu Han
WANLinZHANGWei
(Anhui UniversityAnhui·Hefei230039 )
Abstract: Hu Shi is the great leader of new chinese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ade great achievement. Wu Han as Hu Shi’s student got great influence from him and then di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This article by Hu Shi at various periods of Wu"s grievance and review academic thinking springs.
Key words: Hu Shi; Wu Han; Experimental socialism
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伯辰。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吴晗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对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吴晗是当时少数以新史学方法研究明史（1366—1644年）的中国历史学家。
1928年，吴晗离开家乡，进入中国公学学习。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整理史料，专门从事史实考据工作。之后进入清华，专门从事明史研究。这一时期作为吴晗学术思想的形成时期，吴晗出入于考据与新史学之间，而这两派史学家都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公学时期：胡适对吴晗的影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威望。与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吴晗对胡适很是崇拜，1928年，吴晗考入中国公学，因而得以师从胡适，并深受其影响。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史籍的考证和整理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此外，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在20世纪初对中国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胡适的学术渊源
胡适家学渊源，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其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1904年开始，胡适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学习，通过研究参考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开始接受历史进化论。1910年，他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系统地接受了实验主义哲学。胡适的历史观从总体来说，是进化论与实验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胡适认为，实验主义哲学与进化论有着密切联系，他说：“杜威受了近世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最大，所以他的哲学完全带着生物进化学说的意义”；因此，近世生物进化论“和实验主义有极重要的关系”。[1]
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2]
胡适曾说，有两个人对我的思想影响巨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
胡适一生奉行“小心的求证，大胆的假设”。作为胡适先生的爱徒，吴晗深受其治学思想影响。与此同时，胡适的进化史观与实验主义也对吴晗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胡适对吴晗的影响
1929年秋，吴晗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选修了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这是他和胡适的第一次接触。胡适先生因为提倡白话文运动而全国知名，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教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成为五四文学复兴之父，成为全国学子心神向往的导师。
吴晗由于天资聪颖，对史学有独到的见解，很快赢得导师胡适的好感，并很快进入老师的视野，成为胡适先生的得意门生。
1.胡适提倡大学毕业生从事纯学术工作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主张毕业生们应利用他们离校后的时间做些专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从事各种实业来对社会做贡献，谋求生路。显然这一观点与现代社会的学习讲究实用性的论调是大相径庭的。
他不提倡进入社会来解决不计其数的社会或经济问题。同时还轻视谋生的重要性，迎合了传统学者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新传统主义思想对当时的公学师生影响甚大。
胡适说过，他希望中国的青年，至少他有兴趣教的那些学生，把精力用到注重实效的研究问题上。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胡适教育学生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希望他们通过“读书救国”。在其后的岁月里，吴晗用了大量时间，埋首于学术研究，写出了一批明史研究著作。吴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用心研究史学，不过问政治，可以说就是深受胡适的影响。
2.胡适主张借鉴国外的新方法
胡适主张借鉴国外的新方法，但他并不想抛弃中国的过去，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他的这一思想体现在日后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提出如何处理传统的方法，即为了中国将来的科学化，把过去同现在的需要结合起来的方法。
他指出，日本人曾长期使用西方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中国仍在“冥行索图的时期”。还有些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学术界的资料，可以为中国学者提供借鉴，从而产生中国人研究的新方法。[3]74
1923年，他写文化史时，在他的“发刊词”中说，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要提倡一种相对方法，即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实例进行对比，也就是说，当你孤立地观察一种现象时，这种现象很难被理解，可是通过同别的事物进行比较，就可能被理解。“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3]74
现在胡适提倡中国历史学家同样应学习国外的新方法，这将有助于发展研究和撰写中国的历史。胡适谈到的借鉴，是指中国长期以来只使用自己的历史当作一面镜子来学习。历史被政府用作检验政策好坏的工具，古为今用。胡适通过用历史观点扩大研究领域，用系统的考证来组织材料，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去组织和阐明历史研究资料来总结他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计划，这些研究原则和方法对吴晗的学术研究有着长期的影响[3]74。直接影响了吴晗的研究方法的形成，并使吴晗在胡适先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更加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晗的剥笋考据法，比胡适总结出的剥皮考据法更胜一筹，深得考据学者的青睐。
3.吴晗的超越（治西汉史）
上文说到吴晗紧紧跟随其老师左右，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始终与老师感兴趣的方向紧密相连。但是随着吴晗接受了更多新的思想，他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超越胡适给他设定的界限——考据。吴晗的论文反映了历史作为文化史的一种成熟的概念和审慎的应用方法论。对于历史问题，吴晗的观点比胡适的更加广泛，从吴晗的《西汉经济状况》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系列新变化。例如胡适的研究课题直接指向文学问题和文学训诂的研究，而吴晗则选择研究西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西汉时期在整个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历史进程中所独具的重要性。[3]75
吴晗的第一部著作《西汉经济状况》是在数种思潮影响的背景中完成的。胡适的对考证的强调和对文化史的关注都在文章中有所体现。但是吴晗的选题和他在选题中所提出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范围，却超越胡适的研究范围以及胡适把研究问题概念化的方式，因为胡适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文学史和哲学史。来自其他史学思想倾向的影响，即如新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题思想，对吴晗的研究和写作也已经发生影响，尽管并不成熟。
虽然吴晗和胡适在把王莽当做改革者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的志趣，但两者所关心的对象却大不相同，如：胡适对王莽的兴趣主要是在王莽和他的大臣刘歆的工作关系上，刘歆恢复论文古文经。换句话说，经典著作的问题是胡适对王莽感兴趣的重要因素。但对吴晗来说并不是这样，他对王莽感兴趣是因为王莽是改革者，这属社会历史的广泛的问题，同梁启超在他的新史学中所提出的观点相近。[3]81
但在另一方面，吴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样以意识形态范畴的分析方法来制造历史序列。如对待土地分配的问题，他只是为汉代初年土地改革的失败感到遗憾，并没有像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样主张讨论下去。
吴晗在与新时期的新思想接触时，立足于考证和阐述作品以进行研究。使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基本的社会史问题；考证是用来研究这些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是胡适在重整过去历史序列时经常使用的。[4]
从吴晗的第一部作品可以预见到他将来的著述中出现的主题：例如，他对基本经济问题和政权的相互关系极感兴趣，独裁权力及其总体的问题，知识分子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老百姓的生活及经济情况，以及占次要位置的——史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虽然这篇文章流传不广，但是仍然可见作者的功力很深，已经开始涉及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并且他今后的研究主题在这篇文章中都有所体现。虽说吴晗的研究是汉朝一代，但他的结构并不像传统的史书那样把经济事件按照年代记述，而是把它组织成一部社会历史。对其导师只专注于考据是质的飞跃。
在公学时期吴晗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现代考证法——胡适“牌”的史学核心，这同梁启超及西方的“新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表明吴晗在这一时期（中国公学）的作品多是胡适所期望的考证史学。
他还注意清代小说《红楼梦》的作者的问题[5]，当时胡适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那时吴晗又研究另一个题目：“西王母与昆仑山”。1930年6月29日，吴晗给胡适写了第二封信，向胡适通报，他从晚清学者梁恭辰写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红楼梦》的作者的问题，这是同胡适有关《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相吻合的。[6]（这时吴晗即将发表他关于西王母的几篇文章）
吴晗听胡适老师的课受益良多；从他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所研究的问题是直接同胡适当时研究的问题相关联的，显然他希望自己也致力于研究胡适所研究的项目。通过努力实现研究历史的目标，得到老师的指导与赏识。
以上资料表明，根据史料学派学人考史但不著史的一贯作风。胡适对吴晗的期待是他能墨守其家法，做一名考据学者，而不是成为能够独立治史的学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晗与其他老师和同事建立起密切关系，他的史学思想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胡适指导其弟子的方式中，除了传统的学生必须听从老师的指教外，他也鼓励或容忍符合他的治学方式的不同的学术或政治主张。
二、清华求学期间：一位明史学家脱颖而出
吴晗勤奋好学，善疑求真，又得名师指导，在明史研究方面多所创获，成绩斐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吴晗不仅运用新史学进行明史研究，而且不脱离史实，完成了大量的考据工作。1945年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称明史的研究“以吴晗、王崇武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
（一）治明史的历史背景
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三十年代，明朝（1368-1644）仍是国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的历史时期。清朝时，由于清朝统治者将明朝视为禁忌，加之清朝文字狱盛行，所以在清代几乎无人对明史进行学术研究。老一代学者专治明史的很少，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孟森，著有《清开国史》，李锦华（音）尚未编完《标准明代史》（1933年出版），专治晚明史的版本学家谢国桢刚刚完成一部论述晚明的著作。正是由于关注的学者很少，著作也极少，可研究开拓的领域非常之大，才使得吴晗能够在明史研究中著述丰富，成为明史研究的奠基人。
（二）胡适为吴晗提供治明史的研究方法
吴晗进入清华学习后，开始进行明史研究。胡适先生又对他的治学方法进行指导，使吴晗受益终生。也是由于吴晗勤奋好学，善疑求真，又得名师指导，才在明史研究方面多所创获，成绩卓著。胡适在这一时期写信给吴晗，就训练方法和研究的意义给予指导，其中反映出其一直遵循的考证原则。并为吴晗提供了学习明史的五点训练方法：
第一，为吴晗拟定读明史（未经标点）的大纲，与此同时，要读《明史纪事本末》，后读《明实录》。胡适说，如这样做，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
第二，不要研究别人研究过的课题，因为有别人的研究，较难作出成绩，如胡适劝吴晗不要关心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当时已有孟森编写《清开国史》和谢国桢对此时期的史料考。
第三，胡适要求吴晗从小题目做起，要“小题大做”，这样可以得到训练。但这一观点和蒋廷黻提倡的综合分析法正好相左。
第四，要求吴晗注释书籍和细做札记。
第五，建议吴晗研究明代的外事问题，希望他能在此有所建树。[7]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适希望吴晗成为一名整理史料的学者。而吴晗也遵从老师的建议，从事明史相关考据研究。吴晗早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一些考证性的作品。
胡适虽不精于明史，但在无人可以为师的情况下，他以通家之才，不仅给吴晗指明将来的学术方向，还给出一个循序渐进、科学合理的治明史的方法，使吴晗受益匪浅。胡适说：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8]在此后的几年中，吴晗的工作受到胡适的以考证法整理国故这一思想的影响，但并未完全受其局限。吴晗在沿着胡适设定的路标往前走时，并未失去自己独立探索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胡适.实验主义[M].胡适文存1集卷.黄山书社,1996:232,214.
[2] 胡适.我的歧路[M].胡适文存2集卷3.黄山书社,1996:332.
[3] 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批.批判胡适的这一点.见该书第2-3页.
[5] 载苏双碧.吴晗致胡适(1930年6月29日)[M].吴晗自传书信文集.66-67页.
[6] 吴晗致胡适信,1930年6月29日.
[7] 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9-132.
[8] 载苏双碧.胡适复吴晗(1931年9月12日).吴晗自传书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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