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中国哲学”，具有狭义、广义之分。就狭义的角度，中国哲学指的是“中国人的哲学”，以中文为载体，表达相应的哲学思想，建设相应的理论体系。在广义的角度，中国哲学指的是“在中国的哲学”，以及与中国相关的哲学。本文在广义角度阐述了“当代中国哲学”，分析了中国哲学面临的结构困境，提出了走出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当代中国哲学;结构困境;大哲学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在21世纪，已经处于了瓶颈期。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诸多思潮的冲击下，国内学界给予了较多的回应，中国哲学界逐渐对现有的框架的进行了构建，取得了一定性的突破，不过，前进的方向还不够明确。在中国的不断转型下，国家文化形象、学术话语体系也得到了不断塑造，在国际舞台上，为了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应该创新哲学理念及范式。在时代发展下，中国哲学肩负着重担，不过，在中国哲学界，还未能达成共识，还无法给出合理的回应，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在结构方面面临着种种困境，需要及时分析。
一、当代中国哲学学科与结构性困难
对于现代的中国哲学，主要始于1912年，在北京大学中，以“哲学门”产生，根据现代意义的英美哲学系的相关建系标准，北京大学建设了哲学系学科及课程体系，由北京大学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现代意义的哲学系”。在其影响下，在诸多的大学中，逐渐建设了哲学系。经过建立一系列的哲学门、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现代哲学的视野，为中国哲学打上了西方哲学的烙印，这个学科的格局在20世纪前半叶之前，一直垄断了中国哲学。不过，在1952年，新中国根据苏联模式，对高校院系进行了全面调整，这种垄断现象几乎被彻底打破，为中、西、马的基本结构打下了基础。
如今，根据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的相关哲学教研机构来看，在哲学领域中，“从业人员”占据着世界哲学研究人员的很大比例。在国际上来看，规模最大的哲学研究所在中国，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基本框架。在结构而言中，哲学院系以及研究的规模十分大，包含了诸多的人数;每个学科、教研室均能够自成体系，形成了复合型结构，具有叠床架屋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悖论，由于哲学的行政特征，扩张了哲学二级学科，这种扩张在学理上不能消解，仅能应用行政化手段进行阻止。
在二级学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诸多的教研室，可以分为三重组合：基于时间的层面上，所有的二级学科均包含了现代哲学、传统哲学;基于空间的层面上，多数的二级学科均在不同上包含了“中”“西”“马”的格局;基于义理的层面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仅自成体系，也渗透在其他的二级学科中。在这些组合的影响下，就会普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障碍：首先，哲学二级学科十分追求完整，所以，在不断扩张;其次，在二级学科中，由于自成体系，進而会存在相互排斥;最后，哲学学科的相关知识要提升传递功能，对哲学教育中的相关理性批判思维进行全面培养，对选择能力进行有效提升。
二、当代中国哲学的内在张力
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由于自身的独特性，在内部中，逐渐衍生出三种张力。其一，在时间结构方面的张力，主要在“传统中国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之间，二者不能有效贯通，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中，围绕着“儒释道”思想的哲学理念，与当代的国内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中研究的哲学存在着无法表达的内在关系。对于西方哲学，其发展链条是比较清晰的，具有较强辨识度，但是，中国哲学却以断裂形式存在着。由儒、墨、道、法逐渐发展起来，在后来，受到了佛教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政治运作方式受到了影响，也规范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在20世纪初，可以说，我国的“哲学”基本拜托了儒释道，现代中国哲学形成了新的形态。在21世纪之后，我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复兴，为思想发展提供了动力，儒释道思想重新受到了肯定，不过，还未能形成与“当代哲学”并肩的哲理体系。其二，在空间形式中的张力，主要表现在改造之后“本土哲学”和外来哲学间存在的问题。由于西方思潮影响，促进了哲学发展，也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哲学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复兴。不过，“中国哲学”被重新定义的起步比较晚，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在方法论、宇宙论，以及逻辑学等方面还没有得到全面建设。值得肯定的是，经历了多年的非本土哲学的影响之后，我国的本土学问始终坚守自己的阵地，但是，不管是在思维方式方面，又或者在话语体系方面，都出现了非本土的影子。其三，这种张力比较复杂，主要是哲学的内容和表述形式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基于西方哲学，逐渐建立了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哲学界，逐渐建设了“格义”式，对西方的中文哲学进行了模仿，从概念、范畴，一直到推理体系都得到了构建。在20世纪下半叶，基于苏联模式，在其主导下，对中国哲学进行表述，一切哲学形态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在表述方式上，这些哲学形态体现了中国语言及思维的特点，不够，在其本质上来说，依然不属于“本土”哲学，所以，在形式方面，中国哲学与非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理解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传统与哲学在本义的批判、分析方面具十分复杂的关系，进而逐渐延伸出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张力。
在整个20世纪，“本土中国哲学”始终处于弱势，通过“不对称手段”，做到了异军突起，逐渐有效了西方哲学，以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以及生态道学等，侵入了西方哲学，由此，中国实践哲学得到了重建建设，在形上学、知识论，以及逻辑学等相关领域，态度是“存而不论”的。虽然，本土中国哲学的复兴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依然没有掌握话语权。
相比之下，中国“西方哲学”在构建时，采用了“拿来主义”建设方式，改造了西方的观点、方法，以及理论等，进而形成了中国哲学的争论热点。对于这种哲学，在研究视角方面，具有“西方化”特点。根据西方哲学，在其“理想图景”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一定会遇到诸多的困难。其一，中国传统在文化范式方面，与西方“哲学图式”的接轨存在很大困难。其二，西方哲学“化”中国的诸多潜在危险不断影响了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心理，“本土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体现了较强的抵制、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进行有效结合的必要性。在中国经过百余年发展之后，在狭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建设全新的哲学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在突破一些“老”传统，不仅反对了中国哲学中的保守主义，还反对了西化的自由主义。在苏联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教条化特点，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学术格局中，依然没有得到本土传统哲学以及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的认可。“当代中国哲学的图式”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范式依然具有一定的距离。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可能生长点
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中，当代中国哲学的传统性、现代性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当代中国哲学，仅在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之间进行相互改造、借鉴，实现自身的成长，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应该积极学习世界文明。
首先，立足于生活实践，追求智慧。“爱智之学”的哲学观念受到了广大人们的认可，追求智慧与真理是哲学生产的动力。哲学不仅追求知识的叠加，要在知识中，提炼相应的思想，得到智慧的结晶。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除了体现了一种“洞察”力，还体现了问题的观察能力，应该以独特的视角分析，要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既能够把握本质，又可以保持理性思维、抽象思维。对于中国哲学，主要以综合性思维生长，西方哲學主要以分析性思维进行生长。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工作来说，其实存在很大的误解。之所以哲学可以成为一门爱智之学，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同时进行应用分析、综合应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西方哲学是一种思辨之学。虽然，这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也会引起一定的误解。生活哲学对理性思维是不排斥的，真正的理性之学不能脱离生活内涵。因为当代应用哲学的发展速度很快，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后哲学”，与古代“前哲学”以及近代“现代哲学”具有对应的关系。其实，这只是人为的分类，是线性思维的一种。在哲学“活动”中，依然是哲学，并不是“哲学终结”。如今，在商业化、实用化的社会中，“哲学的应用价值”一直受到了人们热议，有的人认为“哲学是无用的大用”。不管时代怎样发展，哲学的应用价值依然是不可否认的。哲学不仅能够“改造世界”，还可以重新提出问题以及回答问题等。
其次，当代中国哲学将传统性、现代性集合于一身。哲学被认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过，哲学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不是十分遥远，但也不是十分贴近。对于“旧”哲学，在“终结”前，已经意味着即将开启新的哲学，在“终结”和“开启”之间，这两种时代精神不是断裂的，彼此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哲学教育方面，主要针对哲学中的“史”、“论”而展开。在创新哲学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于传统。在哲学的研究视角下，“过去式”代表着传统的历史哲学范畴、思想体系、当代哲学在规范、思想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类。对于哲学问题，主要来自于历史，却作用在当代社会中，使传统的思想得到了现代性转化，需要将“史”、“论”进行有效结合，对其进行正确把握。
最后，将中国性、世界性进行了统一整合。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其主体性核心是“中国性”，为中国哲学的重构的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国际舞台中，充分表达了中国声音，也彰显了中国形象。对于中国哲学的建设工作来说，当代中国哲学与世界及其他国家哲学的区别为思想特征的不同，它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中，实现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的根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沉淀的新思想。在世界哲学“范畴”中，作为重要的组成内容之后，中国哲学的发展都体现了中国气息、中国风格，肩负着历史使命。中国文化是母体，“中国性”是核心精神，当代中国哲学应用的话语体系可以在“世界性”、“中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张力。
四、“大哲学”与走出困境
当代中国哲学将实践性、智慧性、当代性、中国性、世界性集合在了一身，组建成为一个非传统意义的“大哲学”。对于“大哲学”的定义、“大哲学”的提出理由，还没有得到统一定义。在相关专家看来，“大哲学”与“哲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纯哲学”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为知而知”的智慧。“大哲学”在这些哲学理论中，逐渐发展成为了“文化母体”，不反对“纯哲学”，在“纯哲学”的不断发展下，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与深化。另外，有相关专家认为，“大模样伦理学的提出是为了理解、解决伦理学中的相关问题，在大空间内，帮助理解诸多的伦理学问题，使大背景与意义得到了充分认清”。也有相关专家提出了“求通哲学”，“求通哲学中的通性不追求现成的道路，主要凭借自己的目标，对自己进行合理调整，进而克服眼前障碍，看似不通，或许会找到一条通道。
对于“大哲学”，在内容方面，应该包罗万象的，在理论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在规模上做到了“大”，在视角上也做到了“大”，也就是说，将哲学问题集中在了哲学历史的发展中，与哲学各学科是互通的，在一定语境中，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在全球意义上，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提出了问题，并且，解决了问题;在方法论方面也体现了“大”，哲学不再被当作独立的学科，不在处于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将其充分渗透在了所有学科中，如：人文、社科，以及科技等学科，提供了一定的思维方式，发挥了指导作用，是一种宏观的方法论。若按照“大哲学”的发展方向，需要将跨学科以及跨文化进行充分融合，让当代中国哲学可以吸收不同文化的思想，为当代中国哲学能够脱离本土哲学，以及西方哲学打下基础，进而体现传统特色，拥有世界性特点，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全面发展与创新提供新的机遇。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哲学”的影响下，对于当代哲学来说，为其结构困境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经过“大哲学”的提出，在哲学二级学科之间，存在的分离问题显得十分幼稚，过于注重哲学和人文、社会、自然等学科之间的关系，带来的积极意义低于消极意义。学者重新理解、审视了当代社会的相关问题，使其站在合理的视角来审视。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等相关领域中，任何发展都需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相关知识的积累，进而提出来的，通过科学技术的影响，在物质、意识、心灵以及身体等方面，相关的基本哲学问题都得到了新的理解，得到的新的启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在哲学和其他的学科领域中，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丰碑。由此可见，哲学和其他学科间存在的壁垒被打破，哲学二级学科间的分野被逐渐淡化，逐渐朝着“大哲学”方向发展，除了可以突破当下的哲学困境，还会引领一场的思想解放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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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维明.2014年《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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