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对《资本论》哲学意蕴的探讨都是从唯物史观例证和方法论制定两个角度入手。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资本论》中的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哲学意蕴。从哲学求解终极关怀问题的初衷出发，反驳割断《资本论》与一般哲学关联的研究倾向，探索《资本论》对哲学四大问题域的破解，展开《资本论》与其他哲学、学科的对话，揭示出《资本论》内蕴的人类终极关怀的“一般哲学”旨向。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一般哲学；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117-04
《资本论》的哲学意蕴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课题。在当代学术先进国家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当中，解释学意识日益强烈，学者们自觉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出发，面向世界历史的宏观时代特征，进行《资本论》解读与哲学研究的视域融合[1]（p.1）。在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要与世界接轨，重返人类文明大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与世界哲学对话。中国的《资本论》研究，也应直面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理论化产物的“一般哲学”，回应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向《资本论》所提出的具体问询，从而以《资本论》为文献地基，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写哲学。
一、思路的提出：既然“资本论”也是哲学，就必须回答哲学的共有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探讨《资本论》（文献群，下同）哲学意蕴的常见思路，是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入手。这种路径依赖首先根基于具有极大历史惯性的哲学教科书传统。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大板块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依据的主要文献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矛盾论》、《实践论》，而能够留给《资本论》一席之地的，只剩下历史观。结果是“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只在于证实了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哲学创新。”[2]另一方面，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又使得方法论问题成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他指出：“马克思……使辩证方法摆脱他的唯心主义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3]（pp.42-43）由此，《资本论》的方法论制定就成为与唯物史观例证相并列的两大研究进路。
这两种思路无疑在计划经济年代和教科书范式下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但也正因如此，它们垄断《资本论》哲学研究思路的定式将演化为历史的片面性。这是因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总体范式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的本质，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表述不尽相同的概括，但我们最为认同从思想史作为实践史的理论表征这一角度，将其概括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理解哲学，到从哲学出发理解马哲的倒转；它所表征的实践史，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年代的闭关锁国（思想封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绝对真理），到改革开放之后融入世界发展大局（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文明阶梯）的历史。重返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要与世界接轨，重返人类文明大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世界哲学对话。就《资本论》哲学研究来说，如果在新的时代风貌下，我们仍局限于以往唯物史观例证和方法论制定的研究思路，而不作与世界哲学相衔接的拓展，则容易遮蔽《资本论》与一般哲学（大写哲学）的重大关联。这里所说的一般哲学，即人类终极关怀的理论化形态，包括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四个主要论域。这些论域当然是与以往我们所进行的《资本论》历史观和方法论研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它们又具有从各自视角追问《资本论》哲学意蕴的合理性——站在大写哲学的层面，追问《资本论》为其提供了哪些思想因素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如果说“资本论”也是哲学，那么就无法回避这一课题：《资本论》如何求解终极关怀问题？进而，《资本论》的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是什么——《资本论》与一般哲学四大论域的关系怎样？
二、对思路合法性的辩护：答复三种反对意见
对于以上提问方式，第一种可能的反驳是：马克思拒斥上述一般哲学观及其分类，所以，它是个假问题；因为马克思不只一次宣布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然而，这种反驳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所要终结的哲学，只是脱离人的历史活动来抽象静观存在、认识、逻辑和价值问题的哲学形态，但却继承了哲学追求终极关怀的思想维度及其基本论域。否则，马克思哲学就成了“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宗派主义的东西”[4]（p.309），成了无法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哲学形态进行对话的怪物。马克思哲学的独特之处，只在于它面对一般哲学问题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换言之，之所以称马克思“哲学”，是因为其中蕴涵着一般哲学的根本旨趣；之所以称“马克思”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以新的解释原则重新回答了存在、认识、逻辑和价值问题。
第二种可能的反驳是：马克思哲学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因此从《资本论》中“逼供”存在、认识、逻辑和价值问题是无中生有。这种反驳也不能成立。马克思批评旧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的真意，是说脱离人的感性活动去空谈世界的哲学，无法真实地解释世界，因此，无法现实地改变世界；而新唯物主义“改变世界”的前提，正是以感性活动为原则，给予了世界真实的解释。绝不存在一种不以解释世界为前提而能够改变世界的哲学，对此马克思同样说过：“为了洗清人类的罪过，就要先说出罪过的真相。”[5]（p.418）《资本论》必须首先解答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认识、逻辑和价值之谜，才能锻造推翻这一世界的理论武器。
第三种可能的反驳是：《资本论》的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是什么，其实人们早研究过了，答案分别是：“世界统一于物质”、“能动反映论”、“主观辩证法”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换个名称即可。这种反驳尽管离开马克思的首要著作《资本论》谈马克思哲学，但在知识外观的类比方面确有意义；不过，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变革的语境下，仍不能成立。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马哲研究在总体上已经实现了范式变革，从解释原则的角度，它可以概括为从苏联教科书式的直观唯物主义立场，跃迁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新的范式下，我们从对物质统一性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从只限于在内容方面指出主观认识源于客观事物，到深入考察认识在形式上的辩证运动；从认可套用“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抽象公式的“辩证逻辑”，到深入挖掘《哲学笔记》关于内容逻辑的论述；从与市场经济的决然敌对，转向探索“人的依赖关系”如何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过渡，以及如何进一步扬弃后者方面。这些宝贵成果，正是本文思路要“接着说”《资本论》哲学意蕴的直接理论资源。
三、思路的意义：反驳、立论和对话
本文所主张的深化《资本论》哲学意蕴研究的思路，即开展《资本论》与哲学四大论域的对接。这一思路在学术上具有下述“反驳”、“立论”和“对话”三重意义。
（一）反驳割断《资本论》与一般哲学关联的研究倾向
尽管当前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处于爆发式增长态势，但就总体而论，依然是两种普遍倾向占主导：一是受《资本论》只是经济学著作（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著作和西方哲学史论著都持这种看法）的成见影响，仅仅关注实证知识研究，典型表现就是直观比对，比如对照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突出《资本论》第2卷（资本流通过程）的解释力，却忽视哲学意蕴最浓的第1卷（资本生产过程）和《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思想价值[6]（p.2）；二是如前所述，单纯沿着唯物史观例证（列宁的概括）和方法论制定（恩格斯的概括）的旧有思路挖掘《资本论》的哲学意蕴，缺乏从全视野探索《资本论》与人类大写哲学关联的自觉和力度，导致“《资本论》哲学是什么”始终暧昧不明。割断《资本论》与一般哲学关联的结果，是大大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的对话沟通。因此有必要——
（二）立论——探索《资本论》对哲学四大问题域的破解
不可否认，在《资本论》行文中，马克思从不刻意拿自己的学说去和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与价值论对号入座，这是由他革命家（而非经院哲学家）的战斗风格所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资本论》中就没有“四论”，恰恰相反，《资本论》蕴含着对“四论”的革命性回答，这又是由其作为人类解放学说的本质所决定的。
首先，《资本论》有其存在论革命：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马克思关注的存在不是抽象物质而是活动着的人，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p.16）所以，经院哲学反倒破解不了存在之谜，要破解存在之谜必须转向研究现实生活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这一点构成了《资本论》以经济学路径探索哲学问题的根本原因。支配着个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真正决定人的存在状态的“X”，人的存在真相被掩盖在物的存在表象之后。所以，不能从抽象的人性，而必须从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产物和交往中介即商品、货币、资本出发破解存在之谜。概言之，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就是《资本论》的存在论主题，结论主要是：第一，由于商品经济强制性地将人们的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使人的交往关系以物的交换关系来表现，这就使得鲜活的个体被抽象物所控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8]（p.287），这就是人类存在的普遍异化；第二，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增殖的关键，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大于购买劳动力的价值，余额则被资本家集团无偿占有，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越被财富所奴役，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特殊异化。扬弃这两种异化，必须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由自由人联合体占有生产资料和组织生产，从而使人的存在由物的依赖跃迁为自由个性。
其次，《资本论》有其认识论革命：从抽象到具体。《资本论》的认识论路线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完整形态则是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即思想捕捉表象、思想蒸发表象和思想重组表象的过程。这是对黑格尔、早期经济学家、晚期经济学家三种认识论路线的革命，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性”的技术问题，而是承载着极其深刻的世界观意义。
第一，黑格尔的认识论是从抽象到具体（例如，从纯粹存在到绝对理念），然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但实际上“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此在理论方法上，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9]（p.43）也就是说，黑格尔缺乏感性具体作为认识的外部前提的立场，终于陷入神秘主义。
第二，古典早期经济学家的认识论是从具体到抽象，即把作为外部现实的混沌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如17世纪经济学家配第《赋税论》的结构，从开篇“各种公共支出”等复杂对象，到后来走向“利息”、“货币”等简单范畴。配第从感性具体分析到理性抽象即终止，这是因为他受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把经济表象当作了自然而然的存在，他提不出再从抽象出发而走向理性具体的问题——认识资本主义本质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到，有没有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论自觉，究其实质居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阶级问题。这是马克思进行的认识论批判中异常深刻的地方。
第三，古典晚期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开始从抽象范畴出发，进而走向理性具体，似乎坚持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路线，然而这一路线并不彻底，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10]（p.7）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才是最抽象的范畴、从抽象到具体的出发点，但斯密和李嘉图却只是从利润和地租这些复杂范畴入手，因为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论动力去抽象出剩余价值范畴m，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作为表象的增值额△G而已。可见，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论，绝不是一个无论对谁都中性适用的抽象公式，它承载着重大的世界观、利益立场含义。
再次，《资本论》有其逻辑学革命：历史的内涵逻辑。众所周知，《资本论》的概念演进方法是批判继承黑格尔逻辑学的产物。经过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逻辑学改造接力，到黑格尔终于形成了不脱离内容而存在的新逻辑——内涵逻辑。这种逻辑学中的概念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概念的演进同时就是内涵的不断丰富。然而，黑格尔把概念的内涵式发展当做思维的自我运动，而不是感性历史的反映，因此，他的内涵逻辑只是思想的内涵逻辑。思想的内涵逻辑以概念自我发展的方式，颠倒、但天才地猜测到了历史发展规律问题。马克思将其改造为历史的内涵逻辑，即通过概念的内涵式发展作为主观形式，来反映客观历史的规律性运动。《资本论》概念演进的基本线索是：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平均利润转化为企业利润和利息，企业利润和利息转化为追加投资，等等。这一系列经济范畴的演进，不是黑格尔幻想的思维自我发展，而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现实经济运动的逻辑。比如，商品范畴转化为货币范畴，反映的是从原始社会到商业社会的价值形式发展过程；货币范畴转化为资本范畴，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迫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过程，等等。历史的内涵逻辑，就是自觉以现实历史作为推动力，而以概念的内涵式发展作为表现形式的逻辑。
最后，《资本论》有其价值论革命：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我国学术界曾围绕“价值是表达外界物对于人的满足关系的范畴”[11]（p.406）命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多数人肯定马克思在商品价值之上使用“价值”概念，肯定马克思有其价值论思想。马克思价值论超越于抽象人道主义的根本点，在于始终坚持价值原则与真理原则的统一，使思想力求成为现实，使现实力求趋向思想。在《资本论》的人类解放视野看来，客体（既存世界）并不能满足主体（现实的人）的自由发展需要：（1）在自然经济社会，人的存在状态是“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8]（p.2），也就是“人的依赖”[9]（p.107），人在现实生存上依赖于地产的主人，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依赖于上帝、国王、圣人、领主等神圣形象；（2）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是“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8]（p.2），也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9]（p.107），人在现实生存上依赖于商品、货币、资本，从而在意识形态上陷于拜物教。因此，人的自由个性实现，既要批判第一种异化形态，又要批判第二种异化形态，总之，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一切的理论武器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p.22）《资本论》辩证法通过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路径，对现存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从而为扬弃人的异化、追求自由发展的价值论承诺作出了坚实奠基。就哲学批判而论，辩证法集中于对哲学家脱离真实历史而空谈世界问题的揭露；就经济学批判而论，辩证法集中于对经济学家以自然永恒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问题的揭露；就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而论，辩证法集中于对以理性和道德说教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揭露。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辩证法锻造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革命主体，以现存资产阶级社会为革命对象的新价值论。
可见，《资本论》的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各具革命性突破，又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大写的逻辑”[13]（p.290），它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变革传统哲学和其他思想遗产的伟大产物。
（三）对话——《资本论》与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
探索《资本论》与哲学四大论域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以下三种学术对话。
首先，《资本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对话。值得反省的一个现象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视和反复援引的“一线”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位置，往往降低为解读上述文献时的注脚。另一方面，人们却又坚称《资本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著作和百科全书。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文献研究侧重点上的二律背反。尽管近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催化了《资本论》研究热，但《资本论》哲学研究在马哲研究中的总体境况，还是与其“圣经”地位不相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代中国马哲研究的水平。有鉴于此，系统探讨《资本论》的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与其他经典文献（除上述几部文献外，特别有对比对话意义的还有《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对比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还原和把握为历史性的思想而非抽象教条，可能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对话。如前所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哲学，那么就必须回答大写哲学的共有问题。在哲学种类对话中有一种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不同质，不能硬性比较，以免闹出“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这种见解只看到了知识外观、思维方式、文明类别的差异，但忽视了各种哲学共有的终极关怀本质，以及思考终极关怀所必须诉诸的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路径。说到底，白种人和黄种人等等都是人，他们在人猿揖别、特别是获得闲暇的思想阶层出现之后，就不能不进行形上思考，必须为人的存在意义进行自我立法。无论《理想国》《道德经》《奥义书》，抑或《资本论》，都共同指向了人应当怎样生活的终极关怀，都必须或显或隐地诉诸存在、认识、逻辑和价值探讨的路径。因此，从大写哲学的层级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级去看待大写哲学，这在表面上看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降低，但实质上是提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又拉回到人类文明的大道；大写哲学则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在场而获得了无可替代的文明因素。
再次，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对话。将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作为哲学巨著进行研究，其理论意义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专业领域本身，因为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同时理解为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必要性。《资本论》哲学的创新源不仅在古典哲学框架中，而且更是在历史科学研究中，这是由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7]（p.18）。经济学——哲学巨著《资本论》启示人们，在面向时代而艰辛探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正蕴含着作为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智慧。哲学源于非哲学的生活世界。《资本论》可以称之为哲学领域的“经济学转向”，经济学成为哲学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成为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中人的存在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同理，当文化因素、宗教因素、科技因素、政治因素、生态因素等在人的存在状态中凸显时，以各个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就必然成为哲学发展的杠杆。这就意味着当代哲学中“文化学转向”（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哲学）、“语言学转向”（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作为哲学）、“政治学转向”（如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哲学）、“后现代转向”（如罗蒂的思想对话作为哲学）的相对合法性。大写哲学正是在这些敏锐捕捉时代课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了真实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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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哈尔滨理工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