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知识发展已经从知识哲学转换为知识社会学的时代，大学不再是传统的修道院武的封闭机构，而是变成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大学的学者不再只是潜心钻研、静心求道，为了求知而求知、为了真理的至高无上而独自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要寻求理论和现实的联系，寻求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结合；大学不仅仅要对国家负责，而且要对社会上各种力量负责，不仅对一个国家负责，对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而负责，而且对人类共同的命运负责，成为关注和解决全球问题的专家和国际交流的前沿。如果说当今世界多元化趋势下是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那么大学则是这种文化融合趋势的最前沿。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学；多元；开放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9)09—0030—03
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多元、平等、对话与融合，这些思想正在深刻影响21世纪文化发展走势。2008年夏季召开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多元化成为大会主题的集中体现，价值的多元性被学者们看作时代的主要特征：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没有哪一种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相同的国家或在相同的哲学领域中，也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起到支配的作用。当今世界的哲学明显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局面。
一、大学理念的多元化
1，实用主义使大学毁誉参半。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实用主义思潮支配，美国大学逐渐把培养实用人才和直接进行社会服务摆在大学教育发展的首位。这种实用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和功利性”仍表现为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大学也因此而备受争议。一方面，实用主义促进大学在服务社会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大学由于其在社会中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而被誉为“社会的动力站”、社会发展的“轴心”；另一方面。大学与商业的结合使得知识被当作商品贩卖，知识的使用价值成为社会关注所在，大学与工业的结合更产生了功利主义和短视行为。有学者担心美国大学会因此而沦为“社会服务站”。有学者对此持更加强烈的批判态度：“在高度信息化和商品化的当代社会，可以见到明显的知识外在化，这是相对于‘知者’而言的，不论他处在认识过程的哪一点上，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方式与个人受教育的精神原则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在有些大学，公司经济的原则致使有些课程注册人数不够而被迫取消。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美国加州大学校长理查德·C·阿特金森强调了技术对“生产力增长、生活标准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的重要性，并把它视为“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他让人们不要恐惧“大学会仅仅支持有快速报酬和补偿的短期研究，而放弃对基本知识的追求”。
2，人文主义教育成为共识，回归德国大学精神的呼声在增强。
(1)人文主义成为共识。
人才培养是来源于中世纪大学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古老的职能，人文主义关于个性自由发展、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以及对人文主义素养的重视是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留给后世的财富，从传统的自由主义、通识教育到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20世纪下半叶，这种被称为通识教育的人文主义素质教育在美国获得了普遍承认。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达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化愈演愈烈，通识教育的范畴也相应地得到了拓宽，很多大学都将信息技术应用、外语、多元文化等教育包括进去，并在通识教育中融入了跨学科、跨文化教育的理念，更注重通识教育的整合性、目的性和确定性。牛津大学前副校长沃尔特·莫伯利(Wattor Moberly)曾指出，牛津和剑桥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这种精英人才。在他看来，像牛津、剑桥这样培养领袖人才的大学，应该培养“全人”，应该为培养全人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不仅应该着眼于未来的职业，而更应着眼于学生的整个生活。美国的文理学院培养了比哈佛等更加优秀的本科生。被视为素质教育的典范。而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可以说尽管人文主义教育的命名不同，比如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但是所共同的是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形成共识。
(2)回归德国大学精神的呼声在增强。
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德国古典大学仍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真正大学精神之所在。很多人提倡要回归古典大学精神。德国柏林大学的精神和办学理念，仍是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守望的理念和挥之不去的情结。特别是在功利主义愈演愈烈的21世纪现代社会的喧嚣中，这种情结与冷静转化为对理性的需求与信赖。但是，回顾不等于要走回头路，正像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分析的那样，我们看成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经变成整个森林的一部分。理性的胜利以及由于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带来的斗争只是区域性的重要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派文化人类学指出：一种文化类型的优劣高下不应该以另外一种文化类型为标准或为参照系来判断。而应视它本身的实践价值而定。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精髓固然纯粹和令人敬仰，但唯有携时同行地批判地吸收才能真正使其成为大学未来发展的精神财富。
二、大学逐渐走向开放
1，从走出象牙塔到“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大学的功能与日俱增。
当代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修道院式的封闭机构。而是变成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博克将大学定义为“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因为他看到了20世纪美国大学已经与19世纪的大学有了显著的区别。1990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mest Boyer)在《学术反思》中写道，“的确，学术意味着从事基础研究。但一个学者的工作还意味着走出单纯的问题研究，寻求问题间的相互联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并把自己的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教授的工作应该包括四个不同而又相互重叠的功能，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学术”。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纯学术”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囊括了理论的发现、整合、传播和应用在内的一个广义范围内的“学术”。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其课程环节的设置都要将社会和社区的影响纳入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明确指出，应根据高等教育与有关社区和社会各大部门之间的新型联系和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来重新审视和安排高等教育的内容、方法、做法和授课方式。
2，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大学的受教育主体不断扩展。
21世纪的教育不再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少数精英
人物或特权阶层所享受的一种权利，而应该是所有社会大众都能享受的一种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可就在一个世纪前，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指出，“民主，只能在该谈民主的场合推行。至于学术教育(如我们在德国大学传统下推展的)，是精神贵族的事”。这一演变的过程是一个受教育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如果说中世纪的大学是为社会精英服务的，而18、19世纪的大学是为中产阶级服务，那么，20世纪的大学开始走向为所有人服务的时代。不论其阶层和其经济背景如何。在1963年版《大学的功用》前言中，科尔指出：“美国大学在沿袭过去的同时，正朝着另一方向转变。”“整个一代人正在叩击高校的大门”，克尔给它取名为“multiversity”。大学的理念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过渡到了大众教育时代，本世纪的后50年将作为高等教育最壮观的发展时期载人高等教育史册。全世界的大学生入学人数增加了6倍多。从1960年的1300万增加到1995年的8200万。从中世纪最初的行会、社团发展到21世纪各国努力实现的全民教育，可以说是大学发展史上大学向所有人开放的一次革命。
3，从推进国家民族发展的学术重镇到国际交流的前沿，大学已担负起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
后现代主义强调“全球意识”，即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后现代主义认为应该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实践。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努力建设有凝聚力的民族独立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学者强调，大学不仅对国家负责，而且对社会里的各种职能的力量负责。对全人类的命运福祉负责。知识无疆界，真理无穷尽，知识和真理都是没有界限的，21世纪的大学正关注人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人口爆炸、核威胁等方面的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大学问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越来越多。在多元主义声中，大学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升高。从边缘到中心。甚至上升为精神信仰所在，布鲁贝克甚至将大学的地位和意义比作“宗教”。与此同时，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空前增加。1998年波隆那大学在其900年校庆之际发起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宪章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呼吁推到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早已明确提出：“大学集聚了知识的发展和传播相结合的所有传统职能：研究，革新，教学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另一项职能即国际合作，亦应增加到这项职能之中。”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学的共同目标，成为确保大学的工作性质和效果必要条件，大学已经在知识的发展、转让和分享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更应该在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中为全面开发人类的潜力做出贡献。大学作为促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最重要载体，使受教育者在接受一种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文化，大学的国际化有力促进国家社会间的文化融合，拓宽社会成员的视野，能使人具备思想观念方面的开放性，有利于提高社会开放程度，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